盧麒元：天坑與池子
筆者按：本文發表於香港《信報財經月刊》第431卷。所謂“加速城鎮化進程”，是倒因為果的偽命題。其本質，是為過剩貨幣尋求“池子”。歷史地看，這無異於打開魔鬼的封印。
西邊下雨東邊流。
美國人在濫發貨幣，中國在為美國濫發的貨幣提供對沖的資產。貨幣如水，天量的貨幣如同洪水，容納洪水需要一個天大的資產池。有人要用天量的中國資產構築一個天池。很遺憾，這個天池，將吞噬中國數億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所以，筆者將這個天池稱之為天坑。
金融學具有哲學的特質。信用，是無色無味的，既是經驗的，也是先驗的。金融是形而上的，天然具有宗教的特徵。當金融成為國家之間戰略博弈的工具後，金融往往是通過意識形態的方式進行操作的。當金融資本主義進化成為金融帝國主義之後，金融資本不僅僅要控制財富了，金融資本也要控制意識形態了，金融資本甚至要直接操縱政權了。請不要驚訝，中國的經濟政策和美國的經濟政策高度契合。中美國，不是一個理想，而是冰冷的現實。
毫無疑問，美國已經成為一統全球金融的帝國。美聯儲有能力操縱全球貨幣流通的數量、分布、速度，因而有能力決定全球資產和商品的價格。上帝離我們很遠，伯南克卻離我們很近，近到我們每天都能感受到他的存在。甚至，美聯儲就站在人民銀行之上，伯南克就行走在人民幣中間。事實上，美國人要資本化中國的一切。既然是一切，就不僅僅包括公有的中國國有企業，也包括集體所有的中國土地。美國人的金融操作，通過一系列神秘的理論包裝進入中國，並逐漸成為中國的制度和政策安排。這一系列的金融操作，都包裹着一面艷麗的旗幟——改革開放。
美國人的美元，要想成為堅挺的貨幣，就必須對應同樣堅挺的資產。美國人沒有足夠多的資產去堅挺過剩的美元，他們需要有人提供優質的資產替他們去堅挺美元。於是，他們的目光窺視着擁有龐大資產的中國。於是，一批批中國童子到美國去接受洗禮了（黃皮膚芝加哥男孩）；於是，後現代的“金融哲學”悄然潛入中國。最終，這一切演繹成為眼花繚亂的“經濟改革”。其實，與其說是金融哲學，不如說是金融宗教。金融“傳教士們”們滲透到了中國每一個角落，金融“傳教士們”成為新時代的明星，金融“聖經”充塞了華夏視聽。最後，神秘詭異的金融宗教終於滲透進了中國的最高殿堂，成為了中國最高決策者的行為指南。中國所謂的“深化改革”，本質就是深入資本化。在中國深入資本化，就剩下最後一個堡壘了，那就是中國人的命根子——土地。金融“教徒”的“讖語”很雷人，“不改革就死路一條”。他們將中國的逆向土改稱作“最大的紅利”，他們所謂的“改革”就是為了分取這個最後的“紅利”！他們已經撕下了所有的面具；他們竟然毫無忌憚，公然聲稱“還剩最後幾步了”，他們開始進行最後一搏了。請看仔細了，美國人在中國的金融操作，最近包裝成了動人的改革宣言（新年憲政風暴），他們的具體落腳點就是“城鎮化”！
何謂城鎮化？城鎮化一詞，起源於拉丁文Urbanization，這一概念最早源於1867年西班牙工程師A.Serda的著作《城鎮化基本理論》，被用來描述鄉村向城市演變的過程。至20世紀，這一名詞已經在全世界範圍內被多數學者所接受。1970年代後期，Urbanization一詞被引入中國學術界並被接受。維基百科給出城市化定義：城鎮化，又稱城市化，是指伴隨着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人類社會活動中農業活動的比重下降，非農業活動的比重上升的過程，與這種經濟結構變動相適應，使得鄉村人口與城鎮人口的此消彼長，同時居民點的建設等物質表像和居民的生活方式向城鎮型轉化並穩定，這樣的一個系統性過程被稱為城鎮化過程。一般城鎮化水平的大小是以都市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例來評定，數值越高，城鎮化水平越高。請注意這句話：“城鎮化，又稱城市化，是指伴隨着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一句話：城鎮化是工業化的自然結果而非原因。換句話說，所謂的推進城鎮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偽命題。
城鎮化是一個可以量化的經濟學指標，那就是城鎮化率。城鎮化率就是區域內城市人口的比率。這個比率，原本是社會自然進化的結果。但是，一旦被人為的推動，就成為了另一場“大躍進”了。中國式的城鎮化運動，經濟含義是顯而易見的。城鎮化將資本化數以百萬億計的農民集體所有的資產，將為中美聯動的貨幣超發行機制提供充裕的物質保障。就終極意義而言，就是為美聯儲濫發美元提供備兌支付手段。
筆者估計，中國城鎮化，僅農村非農業用地，就意味着至少100萬億的集體所有資產將被資本化。如果考慮全部農村土地的資本化，總金額可能高達500萬億的人民幣。100萬億資產的資本化，意味着至少可以增發20萬億的人民幣，也就意味着可以接納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當然，100萬億資產資本化的過程，意味着不少於100萬億的M2增長，也意味着不少於50萬億的消費增長。如此看來，7.5％的增長實在是小意思，二十年連續增長也不會是大問題。如果，將來集體所有制土地全部資本化，那將足以解決美元濫發的全部問題。很顯然，中國城鎮化的主要意義不在乎中國。資本家們的深化“改革開放”，其實“功夫在詩外”。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乃至於全球量化寬鬆政策終於有了物質保障了。要知道，這可是將全體中國農民的集體財產做成“天坑”，此坑將吸納3萬億美元剩餘貨幣，世界金融盡可以再瘋狂寬鬆五年了。那末，五年之後呢？
周行長，以致於周行長後面的佐行長，都極度關心那個容納貨幣的“池子”。換句話說，周行長和佐行長，費盡千辛萬苦，都是在為伯南克同志努力工作。是啊，美聯儲量化寬鬆了四輪了，美元水漫金山寺了，需要巨大的“池子”啊。佐行長的意思是，先用中國國企資產做池子。但是，周行長們不敢搞了，繼續賤賣國有資產，城裡的數億人會起來造反的。實在沒辦法了，還是去打中國農民的主意吧。數億農民，手握天量土地財富，卻毫無抗爭的能力，正好可以挖一個“天坑”，將他們和他們的財產一道活埋了。用這個“天坑”做一個大“池子”，足以為“上帝”分憂解難了。況且，城裡人可以分享農民財產的些許利益，目光短淺的城裡人不會集體反對“城鎮化”的。於是，“城鎮化”就迫不及待的開始了。
要想讓資產持有者與資產分離，就必須讓持有資產的人遠離他們的資產。“城鎮化”用所謂讓農民“上樓”的誘惑，讓農民永遠離開他們生長的土地。即將失去土地的農民可以理解土地的價值嗎？所謂十倍的價格補償不是很可笑嗎？在惡性通貨膨脹的時代，今天十倍的價格補償有意思嗎？這三十年來的教訓不深刻嗎？今天的一畝地的價錢，十年後未必可以換來一袋米！結論是簡單而明了的，失去土地的農民將成為政府永遠的包袱，而失去了主人的土地將成為金融資本的盛宴。失去了土地的農民，在耗盡土地賠償金後，將成為政府永無窮盡的稅收負擔，那將是遠遠不止於100萬億的永久性負擔。這看似新奇的遊戲，其實一點兒也沒有新意。五千年來，歷史就像是一個車軲轆翻來覆去。一句話，仍然是赤裸裸的大規模土地兼併。未來的結果會有新意嗎？不會的，我們將迎來另一場農民起義。多大的天坑也無法活埋數億農民；倒是數億農民可以隨時埋葬政府。
中國的“專家學者”真是太有才了，連原因和結果都敢於顛倒。本來，城鎮化是工業化的自然結果。可是，中國的工業化太恐怖了，全世界都無法容納中國的生產能力了，中國的工業化無法無限擴張了，中國的工業化顯然不能順利演化為全國農村的城鎮化。於是，“聰明”的中國“專家學者”開始倒立思考了，他們竟然將城鎮化說成是工業化的原因了。不能完成工業化而提前完成了城鎮化，城鎮化了的農民就沒有工業可資就業，他們的未來出路在哪裡呢？案例當然是有的，全世界提前實現城鎮化的國家，無一例外地不是走向貧民窟化。貧民窟化，那不是城鎮化，那是將農民趕入人間地獄。請設想，數億農民，如果實現無差別社保，中國政府將要承擔怎樣的財政壓力？中國現有的社會保障支出增加兩倍有可能嗎？如果，中國政府真的要提供如此規模的財政支出，中國的經濟還有一絲的效率可言嗎？一個毫無效率的巨大經濟體，難道還有什麼竟爭力可言嗎？一個提前喪失競爭力的國家，還有什麼未來可以期待嗎？
中國絕對不能走美國金融資本“設計”的“城鎮化”道路。我們必須老老實實地走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的核心內涵就是共同富裕。所以，中國需要解決社會再分配問題。就經濟學理論而言，真正促進全民消費增長，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只能通過均衡社會分配來實現。靠農民賣地增加消費，與賣血下館子有什麼區別？這種敗家子式的深化改革意欲何為呢？
中國是否存在徹底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呢？
有的，那就是三農三化：農業工業化；農民市民化；農村城市化。
中國農業的工業化，首先要求農民自發地組織起來，農村必須再次走上集體化的道路。領導要做的工作，不是把農民的土地賣掉，而是將農民組織起來。要讓農村基層組織擁有法人資格，要讓農村基層組織走上公司化發展的道路。要鼓勵人才、知識、管理、資本等稀缺資源下鄉，使農副產品不斷增加品種，不斷提升級別，不斷提高附加值，使中國的農業成為現代世界農業的經典範式。農業工業化，要求農村走集體化的道路。這是一個歷史性的結論。小崗村的實踐，既是一場鬧劇，更是一場悲劇。正確的道路，是從大寨大隊升級為華西村控股公司。
中國農民的市民化，首先要求政府取消歧視性的戶籍管理制度，向農民提供無差別的社會保障，取消一切歧視農民的不合理的制度和政策安排。農民有權力選擇他們的身份，選擇他們的居住地，選擇他們的生活方式。城市和農村的人口，必須實現雙向選擇和自由流動。其次，不能繼續掠奪農民的財富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已經侵占了農民高達數十萬億的土地出讓金了，太殘忍了。農民市民化，要點在於徹底解決政治歧視和經濟掠奪。農民市民化，並不是“上樓”那末簡單。
中國農村的城市化，絕對不是人口學意義的上城鎮化比率，而是農民和農村的生活水平的穩定提高，達到甚至超過城市市民的生活水平。農民需要的是源於內心的幸福，而絕不僅僅是一本城市戶口。當中國的農村擁有了與城市無二無別的現代化水平，城市中的一部分人可能更嚮往農村生活。筆者曾經着文《知識老年上山下鄉》，為什麼不讓老年人回到青山綠水中去頤養天年？為什麼不將養老產業轉向農村？為什麼不重視中國總人口的戰略分布問題？西方經驗證明，千萬人口的大都市是不環保和不經濟的。可是，西方派往中國的“經濟學家”，卻鼓動中國要搞一批人口5000萬以上的大都市。超級大都市為主體的國家，在安全上極為脆弱，甚至不堪一擊！我們絕對不應該追求戶口意義上的城市化率水平。我們應該提高農村和農民的幸福指數！
我國最高決策層必須高度警覺，由西方金融資本推進的中國城鎮化是一個巨大的陷阱。毫無疑問，他們正在中國挖出一個無底的天坑，那將成為吸納美元剩餘貨幣最理想的池子。請中國領導人明白，一個如此偉大的民族，去犯如此低級的戰略性錯誤是無法饒恕的！請中國領導人相信，中國經濟改革最終要的不是知識，中國經濟改革必須回歸常識，中國經濟改革最需要的是良知！
當然，中國確實存在着一個極為現實的問題。中國的發展動力來自於哪裡？顯而易見，中國的發展源泉是管理的進步和科學的進步。具體地說，就是完成經濟結構轉型和產業結構升級。中國式的“城鎮化”，可以完成上述使命嗎？恰恰相反，扭曲資源分配的“城鎮化”，仍然是將資源導入房地產的舊思路，將徹底終結中國的經濟結構轉型和產業結構升級。筆者極其痛恨金融資本關於“城鎮化”的流氓邏輯，他們意圖讓農民賣掉土地，暫時換來一點小錢，眼前增加一些消費，形式上拉動一下經濟。讓農民賣地去為他們拉動經濟？這是何等無恥而荒謬的邏輯！
不搞城鎮化可以嗎？當然可以！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社會分配嚴重扭曲造成的。尤其是消費不足問題，是經典的分配扭曲問題。新的改革之路，在於解決兩個分配失衡。
首先，必須解決國際收入分配失衡問題。中國不要繼續賤賣優質資產了。正好相反，中國理應大規模增持全球的優質資產。難道，發達國家不應該用優質資產來換取中國的廉價商品嗎？要知道，日本人持有不少於7萬億美元的海外優質資產，美國人持有不少於10萬億美元的海外優質資產，全球富人持有近乎天文數字的海外資產，他們難道不可以賣一點兒海外資產換商品嗎？最低限度，他們可以賣掉他們手上的中國資產來換中國商品啊！況且，中國人僅有可憐的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中國人永遠也買不窮洋人啊！難道，中國人都傻瘋了嗎？中國人非要用農民的土地和工農的血淚換取廢紙（債券）嗎？用一堆廢紙，可以實現轉型和升級嗎？事實上，如果能將“上供”美國的“紅利”轉移支付給中國農村，將可以大大加快中國農村的城鎮化進程。
其次，必須解決國內收入分配失衡問題。中國低效的城市經濟已經無法維持了，原因在於“三個太高了”。制度成本太高了；金融成本太高了；要素成本太高了。三個太高了，徹底破壞了中國資源分配的合理性，導致中國經濟效率開始急劇下滑，以致於中國政府要靠“印錢”拉動經濟了。正是這“三個太高了”，提前終止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也同時阻礙了更進一步的城鎮化。當人才、資本、資源逃離了鄉村，農民如何進行更進一步的城鎮化？簡單地說，中國必須開始“分蛋糕”了。如果，就是不解決國內分配失衡問題，任由“三個太高了”惡性發展，工業化和城鎮化都將徹底失敗。事實上，中國正在面臨人、才、物的轉移大潮，農村在向城市轉移，城市在向外國轉移。都轉移了，還發展個屁呀！既然是要搞城鎮化，就必須儘快實現嶄新的財政轉移支付模式。展開一場稅政革命，向國內轉移！向農村轉移！
我們這個國家的經濟問題從不複雜。但是，我們這個國家的政治問題一向十分複雜。所謂的政府機會主義，不過是另一種的賣國主義。在人民不能當家作主的時代，極端精英主義只能走向賣國主義。當然，極端精英主義也不是沒有後果的，那就是發展出極端的民粹主義。中國人對極端民粹主義並不陌生，三十多年前我們剛剛經歷過一場文化大革命。據說，“文革餘孽們”人還在、心未死，他們隨時會捲起另一場偉大的風暴。值得欣慰的是，精英們也並非都是混蛋，有人還知道讀《舊制度與大革命》，他們是知道極端精英主義最終結局的。
筆者最後重申，中國真的想要解決分配問題，就需要進行深刻的稅政改革！不解決稅政問題，一切都將是浮雲！由此，筆者想說，中國的改革絕對不是簡單地深入資本化，而是遏制全面資本化，實現資本社會化。當今天的西方世界紛紛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時候，我們難道可以忤逆歷史發展的潮流嗎？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