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這是一個偽命題。從大衛·休謨開始，亞當·斯密奠基，經過大衛·李嘉圖、西斯蒙第、穆勒、薩伊等，逐漸形成一個經典的經濟學理論體系，這就是古典經濟學。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20世紀以後，現代經濟學歷經了“張伯倫革命”、“凱恩斯革命”和“預期革命”等所謂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框架，這個框架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顯而易見，經濟學的源流，與中國、乃至東方幾乎沒有關係。
“經濟”二字的來源也印證了這一點。“經濟”二字，在中國古語做“經世濟民”之意。在清末的時候，日本人學習西方文化，將economics譯為“經濟”，在新文化運動中，這個譯法被中國所採用。
到了近代，經濟學的漢語翻譯，搖身一變，憑空多出西方二字加以限制。雖然通常認為，在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產生的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不屬於古典經濟學的範疇，但它即便可以從古典經濟學這個集合中單獨列出，但仍然屬於西方這個地域概念的集合。畢竟，馬克思也是西方人，難道，馬克思姓馬名克思？
所以，從地域來看，世界上從來就只有經濟學，而無東方與西方的經濟學之分，對中國文化而言，經濟學是一個完全的外來概念。把經濟學標以西方二字，本身就是一種源於歷史的偏見與有意識誤導。
經濟學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最基礎的對立在於，經濟學認為，稀缺與效用產生價格，而政治經濟學認為，價值來源於勞動，價格圍繞價值波動。在不同的基礎上，兩者對於社會經濟運行的解釋，也尖銳對立。經濟學認為，企業家的利潤來源於企業家才能，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認為，資本家的利潤來源於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
不過，資本並不能自動的實現增值，馬克思所說的資本循環過程中，任何一個環節都離不開企業家才能的作用。企業家需要決定為誰生產，生產什麼，什麼時候生產，生產多少，如何生產。正是由於企業家才能，資本、勞動、技術這些要素才得以組織起來，生產才能進行，企業才會出現，就連在路邊擺個貼膜的小地攤，實際也需企業家才能做出各種決策，承擔各種風險。從這個角度看，時下媒體中經常出現的斥責貼膜暴利、美甲店暴利的批評，正是源於對經濟學常識的欠缺。
“如無必要，勿增實體”的奧卡姆剃刀，常常可以從簡潔、明了的審美角度來判斷科學理論的合理性。由這個角度來審視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的特點，也不難發現它們的巨大區別。例如對於價格，經濟學簡單的明了的直指價格、而政治經濟學中有價值概念，也有價格概念，它們之間的關係模糊不清。再如勞動，經濟學僅有一個價格概念，而政治經濟學中，有勞動力、勞動、社會平均勞動等多個概念。其實，正是因為理論本身缺乏對現實社會的解釋力，才需要不斷通過加入其他參數的辦法來解決，而真正有解釋力的理論，往往是簡單而美的。但即便是這樣，政治經濟學也未像經濟學那樣緊密的使用數學工具，發展出龐大的理論體系，指導人類的微觀與宏觀經濟實踐。
缺乏解釋力的理論註定被人類文明拋棄。在當下全球經濟運行中，稅率、利率、匯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這些實實在在影響中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趨勢的經濟政策實踐都是建立在經濟學的基礎上，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為調控手段，正是典型的凱恩斯主義。這既是中國經濟內部穩定發展的需要，也是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大環境下，趨利避害的現實要求。反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以計劃、指令、人為調配為特徵的經濟政策，已經在全球宣告失敗。
恩格斯說過：“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經濟學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競爭也是如此，那些懂經濟學的學生，可以去做營銷、做投資、做外貿、當公務員、進投行，而那些只懂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剩餘價值的，就只能進學校當老師了。所以，從根本上看，造成了教育體系中政治經濟學極大萎縮的，正是中國這三十年經濟實踐的西化，或者更準確的說，正常化。
耐人尋味的是，也許正是因為批評者心知肚明，明白違背經濟規律、社會規律的呼籲，不過是螳臂擋車。所以，批評者批評的不是中國經濟實踐、經濟政策中的西化現象，而是從意識形態角度，指向“中國經濟學教育存在的嚴重西化現象”，認為：“經濟學教育過度西化的最嚴重直接後果，是導致大量青年學生對於西方經濟學的盲目迷信，以及對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崇拜，它極可能嚴重影響高校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利於學生的健康成長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持續健康發展。”
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的市場經濟實踐，就是經濟學的普遍理論在中國的實踐。如果從意識形態角度，無視從微觀到宏觀，經濟學在中國的成功實踐的必然性與必要性，那就等同於否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質上是在用前三十年導致“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計劃經濟，去否定後三十年的帶領中國走向繁榮的經濟學的市場經濟。
更重要的是，當一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教授的牢騷、抱怨之言，變為公開文章的時候。這種呼籲的後果，就不再局限於“學術爭搶預算”，而是有着更深遠的影響，不能不察。
在當下中國，市場經濟雖然極大的取代了計劃經濟，但市場經濟，僅僅作為一種形而上的政治圖騰被宣傳，其背後鮮活、深刻的經濟學思想，諸如企業家才能、產權等觀念的傳播卻一直受到抑制。
建國以來前30年，經濟學遭到全盤否定和批判，直到上世紀80年代，高等院校才引進經濟學，但仍需打着批判的旗號，並冠以西方二字作為限定。即便在今天，雖然西方經濟學在高校講授，但在中小學教科書中，剩餘價值，仍然是對市場解釋的官方話語。群眾對市場經濟的認識，仍然是剩餘價值式的，而非企業家才能式的。
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可分為內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內在制度是人類長期發展中由經驗而形成的習慣、道德、觀念、習俗、禮貌。外在制度則是包含憲法以及憲法之下的社會制度。外在制度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與內在制度互補，比如，司法系統是否和一個社會的道德、觀念、習俗相適應。所以，社會的法律、政治制度的最根本根基在於人們的思想觀念。
現階段的中國，存在着不正當的貧富分化，而剩餘價值的概念必然把這一切指向企業家與資本，造成群眾的不公平感，以及對市場、對資本的敵意，並滋養出仇恨、暴力，在這個過程中，特定的社會意識被刻意培育出來，進而滋養、支撐起特定的社會制度與權力形態。
所以，深入到中小學生教科書中的價值觀，會深刻的影響着這個國家的未來。下一個三十年，當現在的小學生，成為這個國家的主流後，他們對市場、對產權的看法，會從根本上影響到這個國家的未來。
其實，這無非是舊故事不斷變化，繼續上演。實際上，近代中國，正是剩餘價值概念的流行，才支撐起當下干預市場，並在市場中變現，滋生貧富分化的權力，及其建立於其上的權貴資本主義——“剩餘價值”之“中體”與“市場經濟”之“西用”的矛盾之中，露出權力自我滋養的陰森目的。
從這個角度看，批評經濟學教育西化嚴重，其目的與作用，不是改變中國的經濟實踐，從根本上講，是在發出這樣的呼籲：“中國式權貴資本主義的最基礎的意識形態土壤——剩餘價值觀，已經岌岌可危，必須馬上重視。”但是，這樣的呼籲又會將中國引向何方呢？
所以，不管是從當下社會觀念對微觀經濟現象的一些錯誤結論，還是從現實經濟發展的需要，或者從這個國家、民族的長遠發展來看，經濟學教育都不是西化過度了，而是西化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