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丹在退休後（或其前?）發表口述史《難得本色任天然》，又圍繞這篇口述史發表了其他一些文字，談他經歷過的文革，道出文革歷史的一些側面。作為文革前已經是中共預備黨員的高三學生，孔丹比其他中學生更成熟。幾十年後回憶，他仍願把自己和一些同志描述為穩健正統的共產黨，在運動時節，特別是其初起之際，有別於他所看不起的、類似“勇敢份子”[注一]的紅衛兵。

他在1966年發起組織“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試圖在政府機關癱瘓的局面下建立某種革命秩序。用放大鏡看那段歷史，“西糾”成立的初衷合乎周總理的需要，似乎觸忤毛主席直接指使的“中央文革小組”，可是，無論當時還是現在，這並不是老百姓關心的事。在老百姓的記憶里，“西糾”在當時既持有暴力又持有特權，是無法無天的凶物。

作為有文化知識的共產黨員，孔丹一定讀過《新民主主義論》，一定熟知其中關於“國體”問題的經典之言：

　　『這裡所談的是“國體”問題。這個國體問題，從前清末年起，鬧了幾十年還沒有鬧清楚。其實，它只是指的一個問題，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資產階級總是隱瞞這種階級地位，而用“國民”的名詞達到其一階級專政的實際。這種隱瞞，對於革命的人民，毫無利益，應該為之清楚地指明。“國民”這個名詞是可用的，但是國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漢奸。一切革命的階級對於反革命漢奸們的專政，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要的國家。』

已故張中行先生指出中共治國施政的一大特點是永遠需要“使民戰慄”。這個特點的端倪初見，就在一九四零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細味以上那個完整段落的文意，任何人都會同意，它的意思是說，中共“所要的國家”，必得以對內鎮壓為其開端。如果說，那是前現代的中國特色使然，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延伸，也是歷史的不得不然，那麼，對照一九四九年至今的中國歷史實際演變，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認，在社會內部──進而“就在共產黨內”──找出政治敵對勢力（用毛澤東時代百姓的話來說就是找到挨整的料），是“領導一切”的經常性需要。不斷地找敵人，不斷地使民戰慄，目的是什麼? 歸根結蒂，是要死守《新民主主義論》的窠臼，將“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注二]永久化，是為了使立法、司法、行政和軍隊等一干權力公器永遠不能從朝廷把持下還之於民、還之於社會，也就是為了使中國永遠不走上經由約法（憲章）、對話、求同存異和守則競選出政權的現代社會的正路。（說句跑題的話，中華文明是否將被孔丹輩所堅信的這條政治邪路導入人類進化全圖中的一枝“盲鏈”而終於消失，目前亦在未可知之數。）

孔丹口述史的結語是，此生已矣，無論做人做鬼，他都屬於共產黨，變不了了。論個人私德，這可以稱為一以貫之。可是，如此一以貫之，還不能與誠實二字劃等號。以公德鑒之，孔丹無法避開人生於世應當一貫修辭立其誠的問題。筆者學級低於孔丹，荒唐時世中屬孽海一粟，經歷不能與他相提並論，但也無妨提供本人親歷的並不顯赫的歷史側面和個人感想。

一九六六年的一個冬日晚間，我所在紅衛兵組織（不大）中十來個人從西單菜市場（今已不存）門前路過，見上着板的大門外燈下壁上貼出一方紅紙，大約三十二開橫置，上面是銀粉小字。在滿牆破大字報紙襯托之下，那張新紅紙很是醒目，路人多會湊上去看看。我們過去一看，馬上讀出其內容是反林彪。該小字報通篇不提林的名字，但題頭兩三條毛語錄中有“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允許槍指揮黨”，寫法及文意極其明顯，就是要讓一般水平的人都能看懂：林彪正在破壞黨的事業，必須揪出來打倒。我們看後心中激動，意識到自己發現了反動言論。當時商議行動，馬上用我們組織“搶占”（鑰匙由辦公室主人的秘書交給我們，因來自全國各地的造反人員闖進機關大樓隨意占用房間，故我們的行為有類於孔丹的“西糾”，本是對辦公室的保護）的某長辦公室的紅電話打到總理辦公室報案。遵照電話那端經請示後傳達的指示，我們又返回西單菜市場保護現場，等待上面來人（騎車穿警服的一人先到，開吉普穿軍裝的數人後至），然後被命令離開，稱你們任務已經完成。這個案子當時似未引起太大注意。記得那之後數日間使得北京滿城轟動的是對“伊林、滌西大字報”（罪名也是反對林副主席和反文化大革命）的聲討，影響蓋過了我們那個“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保衛林副主席”的得意之舉。直到近年來從網上流傳的文革史料得到印證，我才得以確定我們那天發現和舉報的是舒賽（王藕）烈士所為。

我們做的那件事情與批鬥抄家不同。照孔丹的說法，也算有別於“勇敢份子”的行徑。遵從“革命秩序”，根本不問言論者是誰，我們可以算對事不對人。又據知舒賽出門時就沒打算能回家，是自願赴難，因此可說她的被捕不取決於誰人舉報。但是，我要告訴後世人，這件事情是我的青春之恥和青春之悔之一。首先，握有軍警憲特外加民兵等等一切武力強力的中共何用青年學生去保衛? 我們那三個“保衛”不啻上面灑狗血、下面耍矯情的一脈裝逼。其次，我們今天如此鍾愛自己自由發言的權利，為何當年在漫天震響的“大民主”聲浪里卻不懂得尊重他人的政治觀點和言論權利? 再擴展一步，自我們成年以後，面對長期洶洶的社會不公平不正義不發展，我們這一輩人為中國社會做過什麼可堪引為自豪值得後人稱道的貢獻?

讀過孔丹，也讀過周恩來，我的直覺是，從清末民初過來、有過“國民”概念（參見以上《新民主主義論》引文）的周和成長於毛澤東時代、腦中只有“人民”概念的孔這兩代人的內心世界應當畢竟不同。上承周恩來，孔丹之輩自認對得起共產黨，這是一件事。而共產黨，包括周恩來和孔丹兩輩人，是否對得起中國和中國人? 這是另一件事。孔丹回顧歷史，似只思及前一件事。周恩來易簀之際，料應想到後一件事。

作為孔丹的同輩人，我們也都應當把自己知道的歷史和對此生的思索講出來。孔丹蔑視紅衛兵是有道理的。但他也應該認識到自己在文革中所為和至今仍附抱共產黨，也同樣是屎克郎跟着屁哄哄，難稱有幾許正派。就算你是大號屎克郎，你號兒再大也大不過周恩來，而周總理當時也無非力主放棄獨立思考、跟着毛主席的屁哄哄者之一。今日孔丹儼然覺得自己也算熬成一個有份恣意放“屁”者，故而需要賣力地忽悠人來跟着轟轟，如此“本色任天然”，無非利益既得邪念橫流，哪裡說得上是“難得”的為人?

　　注一：所謂“勇敢份子”，原指中共土改中出現的一種現象。依照中共文獻記述，屬於運動中的不良現象，即大凡有“勇敢份子”追隨土改工作隊出頭鬧事的地方，本份貧農反而退避三舍，發動不起來，故大不利於群眾提高覺悟並團結在黨的周圍云云。

　　注二：“無產階級專政”雖然甩掉了“人民民主專政”中討厭的民主二字，但現在也已不方便再用。蓋因權勢集團中人已不再“無產”，而是擁產大大多於尋常，多得不敢公示。新選中的替代語是一句擬於不倫的戲詞，叫“紅色江山”。

（本文曾以另題他名發於國內今已不存的某網站，此稿文字略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