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吳靖：面對方便的事實，我們需要謹慎——評《穹頂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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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靖，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按：我們似乎都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判斷力，因為我們有自己的眼睛可以看，自己的耳朵可以聽，自己的大腦可以判斷。但事實遠比這複雜，因為時空的限制，很多的事實都超過了我們的感官之所能及。而媒介所充當的就是我們延伸的感官，幫助我們去看、去聽、去判斷，但是這種「感官」是獨立於個人的，它是我們與事實的「中介」，因此獨立的判斷者不應該不假思索地接受這種「方便的現實」。

  打開紀錄片《穹頂之下》，不少對環保運動和環境文藝有些了解的人都會不約而同想到美國前總統戈爾拍攝的那部環境紀錄片Inconvenient Truth（《不方便的真相》，又譯《難以忽視的真相》）。兩者的可比性並不局限於題材的相似，而是兩片異曲同工的製片背景和名人策略：前者是政治家“轉型”做公民環保運動家，後者是體制內媒體人變身“自媒體”拍攝紀錄片；兩人都使用了之前身份所獲得的聲譽、名望、社會資本和動員能力來推進自己的“全新”事業，又都或多或少強調了自己當下的成功完全是出於“公民的責任”、“個人的恩怨”、“想做就做的勇敢”和“深入處理材料的能力”，總之和他們之前所享有的平台、資源，背後為他們服務的團隊，以及可能的利益集團支持，毫無關係。這樣的“切割”對於二人形象的塑造和作品的商業包裝是有效的、方便的，但是對於公眾理性地看待和回應他們所提供的觀點卻製造了華麗的煙霧和誤導性的框架。正如華師大呂新雨教授所提醒的：以名人效用代替體制化新聞所提供的信用保證，這後面資本操控的隱患值得警惕。

  作為一個媒介研究的學者，我想提醒公眾的是，這是一個媒體全面產業化、資本化的時代，也是媒體的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政治資本、社會資本充分相互滲透、相互交換、相互關照、相互轉換的時代。網絡上一片歡呼《穹頂之下》的超高點擊率是“自媒體”的勝利，是“劃時代”的標誌。但是，我們需要去思考一下這個“方便”的結論背後那些“不方便”事實：所謂的“自媒體”成功如果不是前央視著名主持人的聲望、這麼多年新聞調查工作帶來的製作團隊、人脈資源、社會關係，以及各大主流媒體不知是出於真誠的欣賞、對前同事的善意，還是有什麼政治任務而一致的深度報道與推廣，還有可能發生嗎？所謂“自媒體”的概念出現也該有十幾年了，“成功”的到來如此突然又如此美麗，難怪許多人都會情不自禁地接受一個“方便”的解釋：是柴靜的愛心、理想、執着、優秀，加上自媒體的技術潛能，造就了這個“公民行動力”的奇蹟。相信奇蹟是方便的，但是思考的任務卻如戈爾所說，需要追尋“不方便”的真相。

 有人可能要問我們為什麼要關心片子製作背後的複雜事實，只要片子的內容數據真實、充分，揭發了重要的問題、引發人們的關注就可以了。這聽上去確實很方便，因為我們都有自己的經驗和判斷力，我們有自己的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聽，自己的大腦可以判斷。但不方便的事實是，現代傳媒可以製作非常強大的視覺效果、畫面剪輯、聲音組合，同樣的原始素材在經過不同的編織組合之後，會表述出全然相反的意見或結論。當一個片子動用所有的聲畫資源、所有的修辭手段，用來營造一個我們熟知的世界和習以為常的邏輯，就對我們批判性地回應此片帶來了非常大的困難。我們很難在信息完全不對稱的情況下意識到哪些關聯是巧妙嫁接的、哪些數據和意見是被掩藏的、哪些人說的話經過了剪輯和處理，從而製造出一些特殊的效果。比如那段對貼假國四標的車企老闆的電話採訪，語無倫次的聲音之上用字幕營造出特殊的滑稽效果，我們方便地鄙夷和嘲笑這個在記者連珠炮似的追問下醜態百出的、看不到面孔的聲音，方便地認可90%的車輛油品標號全都是假的，我們之所以受霧霾困擾，就是因為有唯利是圖的車商、石油企業和監管不嚴的政府與法律。至於貨車環保裝置不合格率是怎麼得出來的、車的油品到底對霧霾貢獻程度有多大，油品升級的成本扯皮背後的實際情況是什麼，機動車過多、我們依靠私家車的生活方式是否就不成其為問題了等等等等，這些不方便的議題就在片子的情緒引導下被方便地輕描淡寫或者乾脆忽略掉了。它給了我們發泄的對象、指責的標靶和行動的快感，但卻沒有提供真正的解題思路。我們在演講台上風姿綽絕和鏡頭中犀利睿智的記者的帶領下，完成了對於困難問題的想象性解決和對霧霾風車堂吉訶德式的進攻。

  不知道在這樣一個多小時酣暢淋漓的視覺震顫和追擊罪證的狂歡之後，有多少人只記住了12369和那個能顯示周邊排放超標企業的APP，而沒有精力跳出這個片子的強大氣場，仔細回味一下片子中的每一個細節，想想在其剪輯和編排之外，是否還存在其他的聲音、其他的生活、其他的利益、其他的訴求、其他的合理性？比如那個山西小女孩對着鏡頭說從來沒有見過白雲的催淚橋段，是不是有可能找到更多更可愛的小女孩對着鏡頭哭訴因為北京治霾的政治壓力導致河北鋼廠強制關閉，父母下崗，自己有學不能上、有病沒法治？河北的鋼鐵產業是幾十年積累布局所致，涉及到多少人的生活方式、情感結構和集體記憶，其意義肯定並非超標排放和低端落後產能這種冷冰冰的標籤所能窮盡的。如果鏡頭也能像愛撫柴靜的女兒那樣愛撫這裡的鋼鐵工人，煽情的方向和效果恐怕就要有所逆轉。再比如那個在鏡頭中只會惹人厭惡地說“不是什麼阿貓阿狗都能談標準制定”的石油行業標準負責人，他和柴靜就說了那麼幾句話嗎？其他還說了什麼？他有沒有更充分地解釋石油的戰略重要性和市場化可能面臨的問題？我們無從知曉，因為鏡頭中的他是一個在記者追問下理屈詞窮的形象。

回到上一段提出的問題，正因為整個片子的生產過程與展示形式是封閉的、單向度的、居高臨下的、獨白而非對話的，我們確實需要在激動之餘扒開幕布的一角，去探查一下後台的狀況。是誰、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與哪些人合作、獲得了哪些資料、哪些機構的支持，怎樣完成的製作、怎樣確定的發行時機與方式、怎樣制定的傳播策略……只有知道這些，我們才能合理分析出為什麼片子的視角是這樣而不是那樣，一些人是正面形象而另一些人是反面形象；我們只有了解創作者的階層、經歷、趣味、視角，才能理解片子所呈現出來的美學趣味和價值引導。

因此，當有些評論者聲稱片子的主要出品人柴靜的私生活——她在哪裡生的孩子、開的什麼車、是否抽煙——與片子的觀點無關時，我並不同意。是柴靜本人把一次精心製作的公共傳播產品描述為一個與霧霾的“私人恩怨”，她也確實在片中全方位地精緻塑造了“柴靜”這個個體的私人形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紀錄片的最終產品有兩個，一個是作為公共話語資源的霧霾調查和討論，另一個就是這個調查的執行者與傳播者——柴靜的個人形象。面對公共傳播的話語，我們有義務去探查話語生成背後的權力機制和資源配置，以確定這種話語的指向與怎樣的利益訴求有關；而面對自我塑造的個人形象，既然這個形象成為了公共傳播的發出者，我們也需要質詢這個塑造背後的真實性。可惜的是，在早已準備好的各類主流媒體推廣與訪談中，我們只能得到進一步神秘化了的、帶有光環的主創者的媒體形象，這個媒體形象和紀錄片中所展演的形象完全是互文的、一體的，無法區分台前台後，真實和表演。

如果對比一下做了同樣事情的崔永元，我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差異。崔的紀錄片的生產過程更加開放，他事先張揚，在論辯中生產，並且把未完成品放入公共領域，因而他對最終產品和傳播效果的把控遠遜於全程隱秘、震撼出場的柴靜。但是對於公眾來說，崔永元是一個具體的人和主體，有性格有特點有缺陷，可以與之論辯、爭吵或對話，而柴靜更像是一個膜拜和消費的符號，所有的細節都是裝飾過的，不是一個平等對話的對象，而是需要去仰視的客體。如果柴靜的紀錄片能夠更加開放一些，她是有這個條件的，讓她片子裡出現的人物和機構不僅僅作為記者本人英雄行為的見證者和反襯者，而是作為言說的主體多表述些複雜、不方便的事實：環保專家的持續努力與困擾、汽車、石油、鋼鐵行業轉型面臨的具體條件和阻礙，北京的中產階級和河北的鋼鐵工人對霧霾的個人體驗，觀眾會得到更豐富的有關霧霾問題的知識、辯論、語境和思考框架。但是，拋棄了這些不方便，公眾得到的，便只剩下一些關於霧霾的震顫性信息，和對於紀錄片製作者鶴立雞群、眾人皆醉我獨醒的仰慕。公共傳播的產品成了個人形象產品的墊腳石。

 一切都被完整包裝和設計好的產品都會引發拜物教，尤其是當產品本身與其生產過程被精心隔離和隱藏的時候。在公共傳播中，批判的公眾在不斷打破拜物教，把產品的生產過程置於理性批判之下，而消費的公眾在不斷維護拜物教，閉上眼睛捂上耳朵拒絕看到和聽到與心目中的神話不相符合的畫面與聲音。我努力做批判的公眾，也選擇公開喚詢批判的公眾，因為“穹頂之下”的問題不是一個私人消費選擇的問題，而是我們如何更好的生活在一起的政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