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談：珞珈三女傑

送交者: 老礁 2015年04月30日22:13:40 於 [茗香茶語] 發送悄悄話

從左至右，袁昌英、凌淑華、蘇雪林 1 我現在常常不知不覺地會用同情和欣賞的眼光看待民國時期的人物和事情。原因是，一方面，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封建社會形態，而五四之後，新文化運動則加速了社會朝文明、民主方向發展，自然心理上就比較能夠認同和接受；再加上白話文的使用，客觀上消除了這一百年可能給文化，習俗帶來的任何隔閡。另一方面，民國時期，政府並不以政治來規範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是讀書人還是不讀書人，都不必扭曲靈魂，大家可以按人的本性或者說各人本來的價值觀去活。這樣，歲月雖然流逝，但民國人的真情卻留了下來，比如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武漢大學教書的袁昌英、蘇雪林和以及文學院院長陳西瀅夫人凌叔華。 1929年5月，陳西瀅應校長王世傑之邀，接替聞一多出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太太凌叔華也一起到武漢，當起了全職的“院長夫人”。之後，袁昌英、蘇雪林陸續來到武漢大學教書，在東湖之畔、珞珈山麓，凌叔華、袁昌英，蘇雪林常常聚在一起說文解字，談詩論畫，於是有了“珞珈三傑”的美稱。三女傑個個都有個性，其中凌叔華的才、情則非常了得，如果不是和陳西瀅戀愛、結婚，她在民國歷史上的動靜恐怕不會小於林徽因。 2 凌叔華出生於1900年，她的父親與康有為是同榜進士，在晚清官至直隸布政使，也出任過段祺瑞政府的參政員。在中國歷代官宦家庭，子女的起跑線全都畫在爹娘肚子上的，如果自己天生還有幾分靈氣，以後人生出彩是一定的。凌叔華畫畫拜過繆素筠（慈禧御選在側的女畫家）為師，學英語則受到辜鴻銘的指教。尤其在繪畫上，凌叔華很有天賦。朱光潛曾經給予她很高的評價。 1922年在燕京大學讀書時，凌叔華一邊畫畫，一邊開始寫小說，像《酒後》、《繡枕》多表現未婚和已婚女性的生活與心境，而《說有那麼一回事》則可能是中國最早涉及女同性戀的文學作品了。中國古代文盲多，婦女識字的更少；識字相對還容易一些，把內心思想、活動寫下來則更難，所以女作家非常少。正因為少，出名流芳也就容易。凌叔華是《現代評論》社唯一的女寫手，也是日後“新月派”的主要小說家。她年輕時十分清楚自己要什麼，1923年在寫給周作人的信中她說：“這幾年來，我立定主意做一個將來的女作家，所以用功在中英日文上，我大着膽，請問先生肯收我作一個學生不？中國女作家也太少了，所以中國女子思想及生活從來沒有叫世界知道的，對於人類貢獻來說，未免太不負責任了。” 192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泰戈爾到中國來遊學，讓梁啓超、胡適和徐志摩等着實忙了一陣。離開上海到北京，除了徐志摩全程陪同之外，北大外文系教授陳西瀅也參與了接待活動。為了不入俗套，他們想到了利用位於史家胡同寬大的凌宅舉辦一個茶話會。就這樣，當時已經小有名聲，但仍然只是一個大二女生的凌叔華如錐處囊中，在自家的客廳里把自己在文字、繪畫上無法表露的另外一面呈現給了當時中國文壇的佳人才子。 1926年畢業後，凌叔華在故宮博物館書法繪畫部找了一份工作，然後就與陳西瀅結婚。有意思的是，雖然她們夫妻對文學、藝術具有相同程度的喜愛和理解，可是凌叔華的創作總是對丈夫保密，生怕自己的熱情被這位評論家所撲滅。而陳西瀅寫好文章也不給太太過目，直到發表之後才相示。 3 1935年10月，武漢大學文學院請來一位27歲的劍橋畢業生朱利安·貝爾來教書。作為院長太太，凌叔華很自然地參與安排接待，除了陪他買生活用品，挑選窗簾，布置宿舍外，第一天上課，還陪朱利安一起去了教室，並表示她對英語寫作、莎士比亞和英國現代主義作家這幾門課也有興趣。這本來也很正常，凌叔華沒有出國留學的經歷，這個英國青年一口牛津英語對她同樣有很強的吸引力。但是她只聽了幾次課便不能再去了，因為她發覺朱利安上課時的注意力全部給了她這個旁聽生。 一般來說女文人容易多情，那是因為她們通常比較感性，心思細膩，待人接物比較注意他人的感受。加上自己才華橫溢，異性自然容易對她們生出好感。凌叔華那時的擔心一點都不是多餘的，這個朱利安來武漢沒有幾天，就已經在信中告訴他的母親：“她，叔華，是非常聰穎敏感的天使……請想象一下那麼一個人，毫不造作，非常敏感，極其善良極其美好，生性幽默，生活堅定，她真是令人心愛。” 凌叔華一生寫了不少小說，文章以及自傳，但她對發生在她和這個外教之間的戀情沒有留下任何文字。男女之間不管是公情還是私愛，背後總會有甜蜜也有恩怨，緣分盡了，冷暖自知，得失自明，真才女也。陳西瀅提出三種了結方案讓太太選擇：一，協議離婚；二，不離婚，但分居；三，徹底斷絕同朱利安的關係，夫妻破鏡重圓。在外人看來，離婚是合理的結果；破鏡重圓則對凌叔華較為有利，凌叔華選擇了回歸以前的生活狀態。 朱利安的聘期是三年，聘金每年七百英鎊，相當於一萬一千兩白銀元，由武漢大學和庚子賠款基金會各付一半。婚外情曝光後，他被迫提前中止合同，離開中國。幾個月後，傳來了他陣亡於西班牙前線的消息，武漢大學專門為他舉辦了追悼會，據說陳西瀅也到場了，就坐在第一排。我覺得像陳西瀅那樣的男子，是當時和現在中國人里都是少有的正人君子。 4 珞珈三女傑出道的時候，正是新文化在中國興起、興盛的年代。在那個時期，因為沒有主義之爭，所以民營經濟便順理成章；沒有政治禁錮，任何人都可以組黨集社；沒有《遊行示威法》，學生上街就成了表達不同看法的自然途徑。還有：那時新聞不被封鎖，言論不受約束，三個評論家就印一份報紙，兩個文人就辦一本雜誌。正好，陳西瀅既是文人又是評論家。 陳西瀅，本名叫陳源，字通伯，無錫人，1896年出生，西瀅是他在《現代評論》周刊“閒話”專欄撰稿時使用的筆名。他16歲從上海南洋模範中學畢業後即赴英國，先後入愛丁堡大學和倫敦大學學政治經濟。留學十年，心無旁騖，一口氣拿下了博士學位。在英國，他結識蔡元培，楊端六，袁昌英等。1922年回國後在北京大學執教， 和胡適，徐志摩以及同樣留英的王世傑一起創辦了《現代評論》。 1925年，圍繞北京女師大學潮以及後來的三一八事件，陳西瀅和魯迅在《現代評論》和《語絲》雜誌上持續了8個月的激烈論戰。從表面上，他們的分歧是支持學生還是支持校長，是抨擊政府還是責問民眾，其實背後暗含着深刻的思想觀念衝突。 我們知道近代以來，關於推動中國社會的變革一直存在着溫和與激進兩種立場。溫和派力主改良，希望以理性手段尋求和推動社會的發展；他們既反對集權主義，也反對激進的暴力革命。陳西瀅那時反對把政府黑暗腐敗的事實簡單地歸因於列強侵略的結果；針對女師大的學潮，他側重從維護教學秩序和社會法制的角度上做考慮，這就站到了以魯迅、周作人兄弟為中堅力量的“語絲派”對立面去了。 本來，那種源自於對推動社會變革手段和立場分歧的隔空筆戰不應該帶入人身攻擊的成分，可是在一篇一篇文章中來回爭論中無法避免參和個人私事而變得情緒化，而且魯迅喜歡使用“正人君子”來諷刺陳西瀅。當然，如果這些爭論僅僅停留在那個特定年代文人之間認識不同倒也罷了，偏偏中國政治力量對比後來發生了變化，作為政治歷史資源的延續，魯迅被冠以革命的、大眾的所謂無產階級的政治符號，而陳源這一邊被稱作“現代評論派”的則統統被扣上了反動文人的帽子而流傳下來，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上海虹口公園魯迅墓里，那些帽子、標籤還沒有被拿掉，這就不公平了。 那麼陳西瀅真的就是魯迅筆下的所謂“正人君子”嗎？ 論戰結束之後的1927年，陳西瀅發表《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一文，他一點都不猶豫地把魯迅的《吶喊》收入其中。在評論時他說：“我不能因為我不尊敬魯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說他的小說好，我也不能因為佩服他的小說，就稱讚他的其餘的文章。”另外，在1950年代《西瀅閒話》在台灣再版時，陳西瀅堅持將他和魯迅論爭的文章全部刪去。 與陳西瀅的態度不同，1935年12月，離那場論戰已經過去整整十年了，魯迅在他《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裡再次舊事重提：“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並且將‘謊狗’的旗子，回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源教授，倘他無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帶進墳墓里去了。” 5 除了陳西瀅外，魯迅還用“高等華人”、“金元博士”之類毫無實質意義的詞彙來損毀胡適。不過，我們更加熟悉的還是他罵梁實秋是“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那句了。做走狗本來就是沒有臉面的事情，走狗做乏了，做累了，那就更加悲慘。顯然，魯迅是熟悉共產理論的，他習慣把自己放在勞苦大眾這一邊的，認為資本家就是貪婪，血腥、骯髒的同義詞，這就難怪當年的共產黨是那麼的推崇他。可是魯迅絕對沒有想到，半個世紀後，共產黨轉身自己也成了資本家，黨的各級幹部在中國大陸大肆轉移資本，侵吞資本了。 三、四十年代的文場，多的是潔身自好的文人，那看上去就像魯迅罵遍民國無敵手的場面。不過，也有人看不下魯迅的那種作派：“魯迅心理具有十分病態。他頗像外國一種獵犬，咬住人砍下它的頭還不肯放。他最愛說‘復仇’二字。……他罵‘陳源教授’足足罵了十年，一直罵到自己進了棺材才罷。這樣不近人情之事，實為古今中外文壇罕有之例。” 說這番話的就是三女傑中的蘇雪林。 蘇雪林（一八九七─一九九九）比凌叔華大三歲，五四時期她正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讀書，胡適做過她的老師。1921年自費到法國留學，因為生病，沒有畢業就回國，按照年輕時父母替她定下的婚約，嫁給上海一個麻省理工畢業的船舶工程師。但因為是包辦婚姻，幾年後她們就分手了，隨後一直獨身。 三十年代時，蘇雪林曾被稱為“女性作家中最優秀的散文作者”, 在長達七、八十年的創作生涯中，她出版著作四十部，對屈原的研究更是蜚聲海內外，一本《屈賦新探》長達一百八十萬字。事實上，在民國女性知識分子中，她最後是以鞭屍魯迅而留下聲名的，稱得上是個另類才女。 1936年10月魯迅去世後，各方推舉蔡元培主持公祭。蘇雪林隨即致信蔡元培，希望他不要出席葬禮，直指魯迅為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五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並痛陳魯迅的不是： 一曰魯迅病態心理，將於青年心靈發生不良之影響也。魯迅在五四時代，贊助新文化運動，誠有微勞，然自女師大風潮之後，挾免官之恨，心理失其常態，專以攻訐三數私人為事，其雜感文字自華蓋集至准風月談約十四五種，析其內容，攻訐彼個人所怨之“正人君子”者竟占百分之九十九。其文筆尖酸刻毒，無與倫比。 二曰魯迅之矛盾人格，不足為國人法也。魯迅之得青年愛戴，在其左傾。然魯迅思想，虛無悲觀，且鄙視中國民族，以為根本不可救藥，乃居然以革命戰士自命，引導青年奮鬥，人格矛盾如此，果何為哉？則曰魯迅之左傾，非真有愛於共產主義也，非確信赤化政策之足為中國民族出路也，為利焉耳。 三曰左派利用魯迅為偶像，恣意宣傳，將為黨國大患也。共產主義傳播中國已十餘年，根底頗為深固。九一八後，強敵批猖，政府態度不明，青年失望，思想乃亦激變，赤化宣傳如火之乘風，乃更得勢，今日之域中，亦幾成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 自那之後，蘇雪林大半輩子沒有停止對魯迅的評判。後人對她在魯迅死後才發難的真實原因也多有猜測，比如：不願意看到魯迅的聲望比胡適高，曾經暗戀魯迅不果，反感魯迅親共，為母校楊蔭榆校長以及朋友陳西瀅吐一口憋屈多年的惡氣，等等。我個人認為反共才是蘇雪林在魯迅墳上動土的根本原因。 蘇雪林無論其家庭出身，社會教養都是屬於民國的。她對軍閥紛爭，社會黑暗，民生疾苦多有關注。她對蔣介石北伐成功，民國發展進步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1935年，朱毛流竄到達陝北後魯迅致電祝賀；次年中共發表《為悼念魯迅告全國同胞書》，並稱“魯迅是文學革命的導師，思想界的權威，文壇上最偉大的巨星，最前進最無畏的戰士”讓她感到不安，而那些套在已經死去的魯迅頭上莫名其妙的政治光環，則讓蘇雪林感到噁心。她十分清楚和魯迅道不同，因而站在國家、正統這一立場上，對魯迅大加鞭炙、撻伐，實在也反映出她的正直和剛烈的性情。 平津戰役前夕，蘇雪林致信胡適，敦促恩師儘快離開北平，因為她心裡十分清楚，共產黨來了，像她這樣敢碰魯迅的文化人，恐怕連放一張書桌的地方都不會有了。她先到香港，然後到法國，52年才到台灣定居下來，活了102歲。對照袁昌英的人生結局，如果蘇雪林不離開大陸，那麼她的後半生肯定不會那麼平順。 6 中國1949年前後那段日子確實是檢測民國讀書人智慧和眼光、決定他們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時刻。 1946年，陳西瀅被任命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常駐代表到了巴黎，這樣，凌叔華也就跟着去了歐洲。49年，在陳西瀅的幫助下，李四光脫離了民國政府控制，從英國回到了大陸，然後做官、入黨，後半輩子倒也活得安然無恙。老舍的運氣就不好，他也是49年主動返回大陸的，可是在66年8月卻跳進太平湖。胡適不愧有先見之明，離開大陸前作文呼籲：《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可他兒子胡思杜卻不信那個邪：“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共產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所以堅決不走。結果他比老舍活得還要短，57年就上吊了。 在珞珈三女傑中袁昌英生於1894年，年紀最大；她又是第一個在英國拿文科碩士的中國女生，三人裡面學歷最高。1921年愛丁堡大學畢業後在徐志摩家裡吃了一頓讓張幼儀誤會一輩子的晚飯後就回國嫁給了已經36歲的楊端六。 楊端六（1885-1966）早年到日本，英國留學，1920年回國，30年代開始一直受聘於武漢大學，曾任法學院院長、教務長、教授兼經濟系主任、文科研究所經濟學部主任。40年代，楊還曾兼任過國民政府參政員、軍事委員會審計廳上將廳長，國民黨六屆中委。 看着凌叔華，蘇雪林先後離開武漢，離開大陸，袁昌英不為所動，繼續在武大教書。55歲了，也許她覺得自己老了，不願意再折騰。或者她覺得老蔣沒有能力拯救中國，所以給老毛一個機會。可是她忽略了自己剛剛以“社會賢達”身份競選成為國大代表的身份，也沒有想過：政權換手之後，會不會受到牽連？ 1950年，一部新的國家機器在大陸全面啟動，袁昌英、楊端六和許多那時或者留在中國，或者從海外返回大陸的知識分子一起積極參加持續不斷的思想改造運動，以期儘快同執政黨保持一致。在那些年裡，他們中有的躲過了鎮反、肅反，但是沒有躲過反右；有的在57年僥倖漏網，可是最終卻沒能逃過四清、文革。事實是，像袁昌英這樣從民國國大代表淪落到紅朝的右派、歷史反革命，那是很多在49年前完全鑽在校園書齋里的文人怎麼都不會想到的。 1958年，已經帶着右派帽子、被開除教職的袁昌英，又被湖北法院以“歷史反革命”定罪，處管制兩年刑罰，由街道里弄幹部監督勞動。從教書到掃校園，袁昌英遭受的不僅僅是職業、職位的變化，而是一種國家暴力對知識、對學術、對人格尊嚴的摧殘和侮辱。在那種政治背景之下，連她的家庭里的親情關係也跟着發生了徹底的變化。這種因為社會政治而影響改變家庭成員關係的現象是中國近代社會的特產，這絕對不是生活在大陸之外（台港，歐美）、年紀又輕的中國（外國）人用一般的思維能夠理解和體會到的東西，更不是現在簡單地對比老蔣老毛哪一個更獨裁能夠說明的問題。 袁昌英29歲時才生女兒楊靜遠，1926年32歲時又到法國學習，39歲時再生了兒子楊弘遠。楊端六那時已經48歲，真可以算是老來得子。這姐弟倆得益於她們做教授父母的家庭影響，先後畢業於武漢大學。姐姐留學美國後在北京做翻譯，後任職中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弟弟留武大任教，91年成為中科院院士。可以說，他們踩着父母的肩膀，在求知做學問上登上了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的巔峰地位。 另外一方面，也正因為那個時代，那個社會，他們為自己的成就付出了額外的代價，而且是無法彌補、無法替代的代價。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他們還不如一般工薪家庭的普通人。 1957年，剛剛畢業留校的楊弘遠背上了“右派父母”和“反動家庭”那兩個大包袱。他那時可以選擇人性：背着包袱，繼續愛他的父母，同社會保持距離；他也可以選擇前程、利益：跟上時代，拋棄爹娘，甩掉包袱。可以想象，那時的政治氛圍壓得楊弘遠透不過氣來，革命、階級、鬥爭那些本來非常抽象的概念就像鞭子一樣來回抽打他的靈魂和意識。楊弘遠終於決定從家裡搬出去，用同父母分居以表示和反動家庭決裂，並且從未讓自己的父母見過孫子一面以表示決絕的立場。成年後初為父母，很多人常常由於生計所迫而無暇悠閒地品嘗舔犢之情。這樣，剝奪自己父母含飴弄孫之樂實在是非常殘酷，幾乎到了喪失人性的地步。可是我們知道，反動家庭子女惟表現十分極端，才能獲得生存的機會。66年楊端六病榻之側無人照應，死之後骨灰也無人認領。 文革時袁昌英已經72歲了，她的行動受到制約，楊端六去世後被勒令從自己原先住的房子搬到另外一間小屋去住。69年“一號命令”，她這個雙料五類分子被遣送到湖南老家。73年4月28日去世後，一個遠房侄兒把她埋在她父親的墳旁。就是這麼一個在文學藝術上頗有造詣的女子，一個把一生精力都用在授道解惑的民國女教授，1957年之後的命運卻是那麼的辛酸坎坷。她失去了教書的機會，失去了做學問的機會；她失去了家，失去了子女，失去了所有。在湖南老家最後三年裡，她腦海里一定閃現過當年武大校園的情景，她一定十分想念那兩個摯友。她不一定能夠看清為什麼她的結局如此，她也不一定會後悔懷疑自己當年的決定。 離開母親去世已經27年了，2010時楊弘遠也已經77歲，他不幸患了食道癌。在病重住院的幾個月裡，他拒絕別人探望，並且留下遺言不設靈堂弔唁，喪事從簡。我在想，楊教授半個世紀教書育人，學生一定很多，可是他在彌留之際不希望別人來打擾，因為他需要額外時間和空間去回想自己人生的經歷和道路。我希望他沒有過多責備他自己，不過希望他悔悟到，如果人生重新再來一次，他有機會選擇親情和人性。 7 珞珈三女傑中，凌叔華文思更細膩一些，繪畫也有靈氣，外形亦嫻雅可人，相對來說是容易讓大眾接受的女子形象。民國初年，幾千年的封建禮教對人們精神道德層面的影響不是我們今人能夠切身感受到的。普通民眾，尤其是婦女，人性幾乎總是處於被壓抑的狀態，所以凌叔華在追求自我，健全身心方面走在很多中國婦女的前面，應該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個女子。但是，作為一個時代的先驅，她也一定會付出代價。 在歐洲，凌叔華基本都是在英國生活，她繼續畫畫，寫書，也到新加坡、美國大學裡教過書。而陳西瀅主要在法國上班。一段時間，夫妻兩人分多聚少。當然，像她們那樣的情況，夫妻保持一定距離也許是維持局面的一種手段，至少凌叔華是那樣做的。這世界上任何一個人，在追求人性和遵從規則方面總有矛盾，難以平衡。凌、陳結縭四十四年，遭遇了十年之癢。一方出牆探春，雖牆高春短，但已無法全身而退，那堵牆後來就一直橫在她們中間。直到一方去世，牆那邊再也無人時，剩下的才只是初戀、新婚時的甜蜜和幾十年裡集聚起的記憶。 陳西瀅一直有回國的願望。但是49年後政府遷台，讓他沒有更好的選擇。台灣不是故鄉，但是有同事，有朋友，還有過去的學生。就在他猶豫、下不了決心的時候，1970年3月摔倒中風后再也沒有恢復神志，半個月後就去世了。此後20年裡，為了了卻丈夫生前的願望，凌叔華一直努力，想把丈夫的骨灰埋葬到台灣去。但是到了也未能實現陳西瀅回國的願望。 到了1989年，89歲的凌叔華回大陸養老，半年後去世。那時女兒才把父親的骨灰送回大陸，把父母安葬在無錫老家的墓園裡，這樣，這對民國時期才子佳人終於壽終正寢。這歸宿看起來比袁昌英要好一些。 民國在大陸只存在38年，但是它給我們後人留下了很多豐滿的人物形象和耐人尋味的故事。和他們相比，49年之後的大陸，中國被政治統帥了一切，而人性、人道統統被打上腐朽沒落的印記而消失於人間，這樣，留在大陸的袁昌英就成了那個時代的犧牲品。反過來，如果凌叔華、蘇雪林不走，她們的結局一定比袁更慘，那是因為，她們身上有更多的屬於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東西。總之，如果凌叔華，袁昌英，蘇雪林出落在大陸共產極權統治社會，珞珈山一定不會有她們那樣三個女傑了。即使有，她們也會被改造、被塑造成三人一面而了無趣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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