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抗戰的五大“奇蹟”

耶律阿保機 · 2015-08-28 · 來源：烏有之鄉

 

【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為漢奸偽軍發軍餉，把老百姓逼得幫助侵略軍攻擊自己國家的軍隊……這些對抗戰的“負貢獻”說起來倒是那麼貨真價實，不折不扣……只有弄清楚了這些以後，我們才會明白如何穿透盲目翻案的迷霧來評價國民黨可悲可憐的抗戰史。】

近些年來，網絡上活躍着一批“別有用心”的網絡人士大舉翻案風，提出所謂的“國民黨抗戰五大奇蹟”、“蔣介石對抗戰的幾大貢獻”云云;其實，這些別有用心的反動份子給國民黨翻案，藉機詆毀共產黨，以達到他們顛覆國家政權的險惡政治用心才是真實目的。咱今天就來品評一下“國民黨抗戰的五大奇蹟”吧!

國民黨抗戰奇蹟之一：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

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進行抵抗，是中華民族每個成員義不容辭的責任。就算不積極投身抗戰，最起碼，不能投敵，資敵，助敵。而國民黨軍隊，這支但負着主要抗戰使命的軍隊，卻出了一個世界軍事史上令人瞠目結舌的記錄：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

不信嗎?我們先來看看侵華日軍死亡人數。日本原生省1964年調查統計，侵華日軍死亡43.56萬人，美國統計為死亡44.7萬人(詳見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編著：《中國戰爭發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冊，916頁注釋2)。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國統計的，兩個數字相差不大，所以還是比較可信的。也就是說，侵華日軍死亡(包括被國民黨軍打死，被共產黨軍打死，病死等等，總數)人數為45萬以下，即國民黨軍殺敵人數不足45萬。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國民黨軍投敵人數。據李敖的《蔣介石評傳》以及《自己不洗別人洗》一文的統計，國民黨軍隊抗戰期間投敵人數約為50萬人。而《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三節如是記錄：“叛逃的將軍1941年有12個，1942年有15個，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萬軍隊跟隨這些叛逃的將軍離去，而日本人則利用這些偽軍去保衛其占領的地區，以對抗共產黨游擊隊”。兩者都認為國民黨軍隊投敵約50萬，相互印證，此數據應該比較可信。

所以可見，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當了偽軍的有約50萬，而就算侵華日軍在抗戰期間病死、被共產黨軍隊打死、其他一切原因死亡的一個也沒有，死掉的全是被國民黨軍隊殺掉的，那國民黨軍撐死也只殺敵45萬。無論怎麼算，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投敵人數還是超過了殺敵人數。這是國民黨在抗戰期間創造的第一個戰爭奇觀，國民黨軍隊也因此成為整個二戰盟軍中唯一的異類。

國民黨抗戰奇蹟之二：給偽軍發軍餉

有人開玩笑說，偽軍沒戰鬥力，只是消耗日軍的糧食，也算是樁功績。是這樣嗎?頂無極的事實是，有些偽軍(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在投敵後，仍然領着重慶的軍餉，領着非淪陷區人民的血汗錢幫日本人殺中國人。這是降將們親口告訴日酋岡村寧次的原話：“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叛逆，我們是想和日軍一起消滅他們的。我們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慶的軍餉。如果貴軍要與中央軍作戰，我們不能協助。這點望能諒解。”(【日】稻葉正夫編寫，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翻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岡村寧次回憶錄》，中華書局1981年版，327頁)。此乃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創造的第二個戰爭奇觀並成為盟軍中又一唯一的異類：身處盟軍陣營，卻給為日軍服務的偽軍發軍餉。不過神奇的是這些偽軍竟然也有原則：只打共產黨，不打國民黨。

國民黨抗戰奇蹟之三：山西國民黨軍(注意：是國軍，不是偽軍!)竟被日軍稱為“友軍”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下冊第一章第一節中記載41師團在1942年2月掃蕩沁河地區決死一縱隊時提到“在此次作戰中，山西軍第六十一軍(軍長梁培黃)以其主力，作為我方友軍參加了戰鬥，此點值得注意。”

山西新軍決死隊被中共赤化後，閻錫山萬分惱怒，雙方互相攻擊。但只見山西國民黨軍作為日軍的“友軍”共同打擊共產黨軍隊，而不見共產黨軍隊作為日偽的友軍共同打擊國民黨軍隊。不也能說明點什麼嗎?

當如今翻案風盛行的時候，強調國民黨軍抗日功績成了很時髦的事情。很多人振振有辭地指責中共的歷史教材隱瞞了國民黨抗日主力的真相。這些人不曾想過的是，在隱瞞這一方面的時候，殊不知中共也隱瞞了國民黨軍上述頂風臭八百里的光輝業績哩。我可以負責任地說，國民黨軍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給偽軍發軍餉，給日軍掃蕩共產黨之時作為“友軍”參加作戰之類的事情，鄙人中學歷史課本(1996年至2002年期間的浙江中學歷史課本)上是絕對沒有提到的。過去的中學教材，最多指責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但國民黨軍積極投敵，與日寇狼狽為奸沆瀣一氣共同反共之事，中共的歷史教材還是對國民黨給足了面子的。現在既然指責中共的官方歷史教材隱瞞真相，那麼就得把所有被隱瞞的都列出來，怎可只揭示功績而對醜行繼續隱瞞?對那些打着還原歷史真相旗號，動輒發上國民黨擊斃日軍將領數量、自己犧牲將領數量來試圖強調國民黨抗日功勞的人來說，可別忘了從那些看起來很漂亮的數字中扣除國民黨上述對抗日的“負貢獻”，然後看看剩下來的是正數還是負數。

國民黨抗戰奇蹟之四：逼老百姓幫日軍打擊本國軍隊

這就完了嗎?不，還沒完。國民黨政府自己的軍隊自己當了偽軍、漢奸，認賊作父，賣身投敵後，似乎仍然嫌日軍所得的幫助不夠，於是還通過橫徵暴斂逼迫老百姓當漢奸，為日軍服務。這是撒謊污衊嗎?我非常希望回答為“是”，但現實就是殘酷的。

“1944年4月中旬，1944年4月中旬，日本6萬軍隊對中國這個鬧饑荒的省(河南)發起了進攻……而當地的農民用草耙就把5萬中國軍隊解除了武裝。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時間，擊潰了30萬中國軍隊，控制了到漢口的鐵路。”——【美】布賴恩。克羅澤：《蔣介石傳》第十八章“戰爭結束”

“1942—1943年冬天發生了全面的饑荒，許多人吃樹皮、草根和牲畜的飼料。據報道有吃人肉的。大約有兩三百萬人死於這場災難;另外有300萬人逃難到省外。隨後，有幾十萬河南農民被趕到一起，讓他們用馬車和手推車把糧食運送到征糧中心，為軍馬找尋飼草，修築公路，和開挖一條300英里長的巨型反坦克壕溝——最後證明這是完全無用的。將近100萬人被徵募去加高沿黃河的堤壩。對於這樣的勞動，農民得不到工錢，他們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備飯食。1944年春，他們深沉的忿懣變得表面化了。當中國士兵在日本的一號作戰面前撤退時，農民們兇猛地攻擊他們。他們用農具、匕首和土炮武裝起來，解除了5萬名本國士兵的武裝，殺了一些——有時甚至把他們活埋了。”——《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八節

“從政治上看，一號作戰對國民黨人也是一場災難，因為不論是在重慶還是在戰場上，不稱職和腐敗(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戰鬥)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幾達半年之久。沒有比一號戰役開始階段這場災難更令人觸目驚心的了，當時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饑荒。無論重慶政府，還是河南軍政當局，對這場饑荒都毫無準備，儘管災情的發展已能明顯地看出。當饑荒襲來之時，當局遠沒有提供任何救濟，橫徵暴斂一如既往。投機活動極為普遍。當中國軍隊面對一號作戰逃跑之時，長期受壓的農民奪取他們的槍支並向他們射擊，然後歡迎日軍。”——《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十四節

“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國司令官抱怨說：‘鄉民??偷偷地穿越戰線，把豬、牛肉、大米和酒送給敵人。鄉民情願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八節

本國老百姓自發冒着生命危險給敵國軍隊送慰問品，這在中國歷史上不是第一次。《資治通鑑》第三卷記載過，公元前314年齊國攻打燕國。燕國政權極不得民心，燕國自己的士兵無心作戰，連城門都懶得關。而燕國百姓竟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結果齊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進展順利得令齊宣王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人力所能為。但是當時畢竟還只是兩個同屬諸夏的諸侯國之間的戰爭。而抗日戰爭則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家，兩個完全不同民族的殊死較量。在這種場合政府仍然把老百姓逼到“情願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的地步，不得不承認國民黨政府還是創造了一個中國歷史上的記錄的。

看到如此令人心酸的事實，難道我們能責怪那些中國農民不愛國嗎?恐怕很難。當自己的國家對待他們還不如敵國，當“國民待遇”逼死活人而亡國奴待遇下尚有一線生機之時，誰還能指責一個人在求生本能之下做出的無奈抉擇?這些農民當了賣國賊，這是不容否認的，這是因為他們對本國軍隊的痛恨超過了對敵人的痛恨。本來這些善良的老百姓無疑是不想當漢奸的。他們是被逼着當了漢奸的。誰逼的?不是日本人，是國民黨政府和國民黨軍隊。何其諷刺?

日本這個敵國的侵略軍在中華大地上燒殺淫掠無惡不作，製造了不計其數的慘案，其禽獸不如的罪行罄竹難書。國民黨軍隊再壞，畢竟也是自己本國的軍隊。就算老百姓痛恨國軍，至少在國民黨軍和日軍交戰時保持中立總辦得到吧?而國民黨竟然能逼得自己本國人民連這點都做不到，導致在國民黨軍潰退時農民自發組織起來幫助日軍攻擊本國軍隊。也就是說，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禍害中國老百姓的程度——至少在河南、湖北一帶——竟然遠遠超過了日本人。我們在惋惜之餘，也不得不對國民黨禍國殃民的本事表示十二萬分的拜服。

國民黨抗戰奇蹟之五：之所以能堅持到最後竟然是因為表現太差

那些還在不斷強調國民黨抗日功勞的人，相信自己還有一條底線：如果沒有國民黨軍隊的正面抗戰，中國就會被全部占領，僅存敵後戰場;而沒有正面戰場，敵後戰場必然支撐不下去，那麼中國就滅亡了。所以不管國民黨有千般萬般不是，保證了中國沒有滅亡的成就足以抵消一切。

是這樣嗎?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五節這樣說過：“事實上，日本人停止西進是因為一號作戰的任務——摧毀美國的轟炸機基地——已經完成。到1944年，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

為什麼“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

侵華日軍的華北方面軍是這樣看的“華北方面軍則認為……日本與重慶之間暫時處於戰爭狀態，卻有能夠共存的性質。但是，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則是不容許共存的。”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冊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肅正工作》第一節《大本營對華處理方案》下小標題《對華積極作戰的研究》)而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在1942年5月的一番分析和思考也許說得令某些人更加驚訝：“攻占重慶後，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如果沒有充分可靠的估計，攻占重慶就只不過是極端危險的投機……” (出處同上)

這是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依照自己對侵華戰爭局勢的分析得出的結論。他似乎認為，徹底擊敗國民黨軍隊，未必就能戰勝中國。和現在網上臆斷敵後戰場的中共武裝依賴正面戰場而存在的人不同，這位第一部長並不認為失去正面戰場後中共武裝會被消滅，恰恰相反，“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而且從他的口氣來看，中共掌握抗戰的中國，比起國民黨，對日本而言可能還是前者更可怕一些。

對抗戰期間的敵後抗戰事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此人並非杞人憂天。在敵後戰場，常常出現日軍趕走了國民黨軍後共產黨軍隊立刻進來填補真空的事。而日軍要想再把共產黨軍隊趕出去，可就沒那麼容易了，共產黨一旦落地生根便註定要讓日軍永無寧日。而那些地方如果日軍不進攻，中共軍本來礙於統一戰線劃界抗戰的約定是不敢隨便進入的。日軍消滅或驅逐了當地國民黨軍，則剛好幫中共軍打掉了負擔，可以大搖大擺地進去擴張勢力。等到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建立起來之後，無論國民黨還是日偽要想把中共趕走可就難於上青天了。“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種各樣的中國武裝。日本人只試圖掃蕩或擊潰他們，不管他們性質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認識到，這樣的掃蕩只會使中共更加容易擴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變得比較有辨別力了。當日本人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及其地方武裝時，中國的非共產黨武裝袖手旁觀。日本人對非共產黨人也提出了更為肯定的要求。據日軍統計，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間的18個月中，僅華北一地約有70000人從正規程度不一的國民黨軍陸續投奔日軍。日本人也與幾位地方司令官達成非正式的“諒解”，他們的總兵力約30萬人。當然，這就是中共猛烈抨擊的“曲線救國論”。”(《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二章第十一節“日本的強化治安”)

而中共軍隊是怎麼樣一支軍隊呢?這支軍隊在日偽的後方活動囂張到什麼程度?囂張到能讓日軍對一半以上的占領區失去控制。“1941年底治安地區為10%,准治安地區為40%，未治安地區為50%”(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冊第五章第三節)，導致1941年華北日軍出現糧食接濟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滿蒙、華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內，即使調用現有庫存糧食，並且嚴格執行配給及調整消費，米到1941年底，小麥到第二年青黃不接時，估計就要陷入極其危險的境地。”(同上書，下冊第一章第二節)。1942年至1943年，日軍的殘酷掃蕩將八路軍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但是1943年秋天開始，華北的“治安”又開始“惡化”了。到1944年秋，中共軍勢力復振，“在方面軍占領的三個特別市，四百個縣當中，治安良好的除三個特別市以外，只有七個縣(占總數的1.4%)。有一三九個縣(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聽任中共活動。還有相當於66.9%的二百九十五個縣(包括華北政務委員會直轄行政區的四個縣)，屬於中間地區。在該地區彼我勢力浮動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貫徹執行。其中大部是以縣城為中心，只將兵力分駐幾個鄉村，民心多傾向共產覺。”(同上書下冊第五章第三節)

而日軍對中共游擊軍的掃蕩結果如何?日軍對1942年4月至1944年2月的剿共作戰這樣總結：“治安肅正作戰，因情報不確實，對中共地區的實際情況完全不能掌握，從而使討伐徒勞無功，幾乎是毫無成效的，幾十次當中，可能僥倖碰到一次。各部隊為了取得成果，東奔西跑，迄無寧日”(同上書下冊第五章第一節)。

這就是中共在敵後戰場的游擊作戰。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的中共不同於國民黨——八年抗戰中，中共軍隊幾乎沒有收到任何外國援助(除去白求恩等個把外國醫生外)。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軍隊仍然能將敵占區攪得雞犬不寧，而“討伐徒勞無功，幾乎是毫無成效的”。如果抗戰的中國真的落入中共之手，中共軍即有可能獲得像國民黨那麼多的外援，那對日軍來說意味着什麼可想而知。拿着小米加步槍尚且如此囂張，如果再由外國人給他們機槍大炮，幫他們訓練軍隊，對日軍來說絕對後果不堪設想。曾經在八路軍根據地生活過多年的英國教授林邁可在1967年就毫不客氣地對一個前日本軍官斷言：如果八路軍有像越共得到的那樣數量充足的外援，“他們就會在一年內把你們趕出中國。”(【英】林邁可：《抗戰中的紅色根據地——一個英國人不平凡經歷的記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21頁)足見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所說“極端危險的投機”絕非危言聳聽。

這就是個對國民黨而言極其可悲的現實：它得以堅持到抗戰結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日本人沒有下定決心消滅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毀它，原因竟然是害怕“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國民黨所謂避免中國亡於日本的“功勞”的來源，竟然是因為日本人覺得國民黨比較好對付，而且與日本侵略軍“有能夠共存的性質”;而 “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則是不容許共存的”。如果徹底消滅國民黨，則“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這對日軍來說是個“極端危險的投機”。因此，“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

這是否讓大家想起一個軍旅笑話?——

軍官：“把敵人的狙擊手找出來!”

士兵：“我們知道他在哪兒。”

軍官：“那為什麼不把他幹掉?”

士兵：“幾個星期來，他總是把子彈打在這個土堆上。如果幹掉他，換一個槍法好的來，我們不是全都要完蛋了?”

正如那個狙擊手之所以沒被幹掉是因為槍法臭一樣，國民黨堅持到抗戰勝利竟然是因為它菜，所以日本人捨不得幹掉它，以免換上更令日軍頭痛的中共。聽起來簡直不可思議，但事實資料在那兒擺着，有什麼辦法?誰想得到，某些人吹得震天響的國民黨抗日功績的來源竟會如此可悲呢?而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為漢奸偽軍發軍餉，把老百姓逼得幫助侵略軍攻擊自己國家的軍隊……這些對抗戰的“負貢獻”說起來倒是那麼貨真價實，不折不扣……只有弄清楚了這些以後，我們才會明白如何穿透盲目翻案的迷霧來評價國民黨可悲可憐的抗戰史。

附：國民黨對日戰役分析

一些國抗派人士總喜歡向在下發起攻擊，他們的法寶就是正面戰場的二十二次大會戰。本人真還看不起這些人，因為他們憤憤地話說國民黨軍抗日作戰。卻連國軍收復了多少國土的證據都還得由本人教育他們;一說所謂國軍大會戰，還不如本人能如數家珍。

我們從1931年918事變算起，國民黨作戰序列的部隊進行的大型作戰豈止22次?但是他們這些國抗人士能否給本人說個一、二、三呢?量他們也做不到。還是本人教育他們一下吧。我們把國民黨軍進行的大會戰給他們說一說，告訴他們，批評國民黨消極抗戰的原因。

先說一下，發生在37年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戰之前的八次大戰：

發生在1931年918事變後77事變前的對日作戰有：

1931年：江橋抗戰、錦州抗戰、黑龍江抗戰

1932年：淞滬抗戰

1933年：長城抗戰、熱河抗戰、察哈爾抗戰

1936年：綏遠抗戰

以上八次對日大戰均為日寇發起，其中，江橋抗戰、錦州抗戰、黑龍江抗戰、淞滬抗戰、察哈爾抗戰均是地方封疆大吏率軍自發抗擊日寇，違背了當時國民政府的“不抵抗”之國策。甚至某些作戰還受到國民黨政府的破壞，除綏遠抗戰取得勝利外全部失敗。

八次大戰，居然沒有一次是國軍主動發起的抗擊日寇收復失地的作戰，說國軍消極抗戰難道不對麼?

37年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戰之後：抗擊日寇侵犯已成為中華民族生存的起碼國策，面對日寇的攻擊，國民政府組織軍隊進行了英勇抵抗。這一個階段發生的大戰也遠不止所說的二十二次。

我們以年份看看雙方投入兵力上二萬人(主要指日寇)以上的作戰，計有：

1937年：平津作戰、太原會戰(南口戰役、平型關戰役、忻口戰役、 娘子關戰役、太原保衛戰)、淞滬會戰、南京戰役;

1938年：徐州會戰(臨沂戰役，台兒莊戰役、徐州地區作戰)、蘭封會戰、武漢會戰(長江南岸作戰，長江北岸作戰，贛北作戰即萬家嶺戰役、大別山作戰)、廣州戰役;

1939年：南昌會戰、隨棗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冬季攻勢會戰(蘭封、開封反攻作戰、晉南作戰、長江作戰、五原戰役、粵漢路攻勢作戰)、桂南會戰(南寧保衛戰、崑崙關戰役、南寧反攻作戰);

1940年：棗宜會戰

1941年：豫南會戰、上高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宜昌進攻作戰;晉南戰役 (中條山戰役)、第三次長沙會戰;

1942年：滇湎路戰役、浙贛戰役;

1943年：鄂西會戰、常德會戰、緬北滇西戰役(強渡怒江戰役、騰衝戰役、龍陵戰役、反攻緬北作戰);

1944年：豫湘桂會戰(豫中會戰含洛陽保衛戰、長衡會戰含第四次長沙會戰、衡陽保衛戰、桂柳會戰)、密支那戰役;

1945年：湘粵贛戰役、豫西鄂北會戰、湘西會戰、桂柳反攻戰役。

也就是在1937年7月以後，國民政府軍共和日軍進行大型會戰、戰役有31次，其中算上大會戰中包括的戰役共53次。

我們謹以31次大型會戰的發起來看：屬於國民黨軍主動發起的有：1939年冬季攻勢會戰(蘭封、開封反攻作戰、晉南作戰、長江作戰、五原戰役、粵漢路攻勢 作戰)、1941年：宜昌進攻作戰、1942年：滇湎路戰役、1943年：緬北滇西戰役(強渡怒江戰役、騰衝戰役、龍陵戰役、反攻緬北作戰);1944 年：密支那戰役;1945年：桂柳反攻戰役。只有六次，僅占5分之一。

如果算上77事變前的八次大作戰，僅戰國軍抗日總體大型作戰的15%;我如果把“非法抗戰”去掉，國民黨軍主動抗戰僅占國民黨政府大型作戰的17%。

國軍主動對日作戰的數量之少，與抗戰中的日寇攻擊數量嚴重不成比例;

數量少不怕，可起的作用如何呢?如果國軍主動發起的戰役當中有一、二場戰役和前蘇聯的莫斯科會戰、斯大林格勒會戰一樣，給日寇主力以毀滅性打擊，我國隨之開始勝利進軍，不需要再有什麼大戰役了，那麼也說的過去，也是好樣的!

我們卻翻遍史書也找不出來這樣的戰例，說國軍消極抗戰難道還冤枉了?

把這些會戰從中國地圖上標出來我們會發現，國軍會戰的總體趨勢就是，由東向西，由北向南。讓小鬼子一戰接一戰地進入中國腹地。如果是日寇從南方發起攻擊的 則是由南向北向中國的腹地前進。嚴格意義上說，這絕大多數會戰，不是國軍對小鬼子的會戰，而是小鬼子在對國軍的會戰，我們的國土隨着這樣的會戰而大量淪 陷。

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些所謂的會戰，也就是讓小鬼子由東向西，由北向南地追着打。再從南向北追着打;國民黨軍就是一直在挨打，能頂一下的就是好樣的，能挨的起也不錯。

侵略者來了，難道我們需要這樣的反侵略戰爭嗎?難道我們的國軍就是這樣保家衛國、守土抗戰的嗎?

如果說抗戰之初形成的這的格局，我們可以原諒，可是一直到1945年這樣的格局也沒有改變，直到1945年8月份國統區尚有國土淪陷……怪不得怕讓中國共產黨軍隊接受小鬼子投降，原來，國軍都縮到腹地去了，離小鬼子主力太遠了。

看到這些，本人忍不住想說：其實作為每一個有良心的官兵，都想把小鬼子打出去，可是國民黨軍為什麼總是挨打呢?說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戰難道還冤枉了?

本人敢說，形成這種格局的主要責任，絕對不在國軍中的下層官兵。

在向抵抗日本鬼子入侵中英勇作戰的官兵表示敬意的同時。我們是不是也當明白一點，國軍政府為什麼會失去民心、失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