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證據? 誰的朋友? 論辯論的片面性. 某人的一句“信朋友，不信證據”引起了渲染大波，也引起了作慣了試驗，有點信奉‘科學教’科研出身的人的也隨聲批判，大有牆倒眾人去推的趨勢。 其實‘證據’‘朋友’是A，B兩個並列的整體概念，在社會學上一般是不大相關的。 但在法庭和案件調查上有時會同時查證： 法庭上朋友可能被要求緘口避嫌；調查時可能要到其朋友處取證記錄細節。 如果 把‘證據’‘朋友’具體 細緻地 分別定義一下，那麼說成為 “不信‘你的’證據， （我）信‘我的’朋友”， 則這句話就是相當正確的了。 看一下美國社會的實際運作就知道了。（1）法庭上，法官和辯護律師是不認可檢方的單方面‘證據’的；相反的事實和證詞就把控方的第一步證據‘中和’了。 ‘證據’有單方，全面-不全面，不充分和充分之分，還有偽造的和不實證據，如日本‘918’事變時的‘柳條湖爆炸案’和‘七七事變’時引起炮擊的那個撒尿走失的日本士兵。許多事情都是蓄謀已久的，偶爾一個事件，籍口只是突破口而已。 你指控對方是一‘小集團’，並由互相‘通信’嫌疑，那就要拿出通信的記錄，不能猜測，有意識的造勢， 掀起波瀾。文革中許多‘小集團’‘派別’就是有意識地製造出來的。 網絡其實是一個意識流匯集涌動的地方，沒有確定法庭。仗義直言的人，拉架時反而容易被頂牛的雙方頂傷。 沒有哪個律師說他的業務包括解決代理網絡‘口水仗’的輸贏。 （2）假如共和黨上台，那麼總統任命的某些部門的部長肯定是他的朋友，因為他不想再關鍵部門重要意見上出現大的分歧，並推行不下去，有可能導致內閣倒台。 A和B 是‘梨’和‘蘋果’的關係。如果把‘朋友’概念換成‘嫌犯’‘在押犯’，那末‘信證據’這句話就合理些。 但這樣一來，有定向地暗指朋友是‘嫌犯’的嫌疑，屬於定向攻擊，所以這個‘梨’是‘毒梨’。 所以要具體到是誰的‘證據’，誰的‘朋友’。 還有是否是充分證據。你挑撥離間說某人有‘小三’，光出示一張電影票的證據是不充分的， 任何概念上的悄悄置換，捕風捉影，以偏概全，或以一個概念，名詞打倒一大批人，都是錯誤的。有拉大旗做虎皮，造謠惑眾之嫌。 ‘信朋友’其實沒有錯。 能做到‘為朋友兩肋插刀’赴湯蹈火人更少。 彭德懷被打倒時只有鍾偉少將站出來替他說話，‘萬言書’的‘證據’擺在那裡，就看你怎麼理解和解釋了。 一個字條，可以解釋為反黨標語，可以解釋成‘密電碼’。。等等，細緻的心思用在錯的地方，就叫做‘賊精’‘奸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