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魔術師”埃爾文·約翰遜和他的妻子庫基在他們位於比弗利公園的私密豪宅為希拉里舉行了籌款活動。

　　好萊塢吵鬧着要推翻特朗普的圍牆，但是它卻給自己砌起了堅不可破的牆。

　　在8月22號晚上的早些時候，數百名好萊塢內部人士動身前往約翰遜比佛利山莊的豪宅，在這裡他們他們有機會面見希拉里·克林頓，聽聽關於這個世界她必須要說的話。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以每張入場券2700美元的價格獲得了參加了此次活動的資格，這次活動中他們不只有機會支持他們的總統候選人，而且還有機會可以實現任何好萊塢集會都有的秘密目的：廣泛地建立關係網來推進自己的事業。

　　駕車駛入山莊，通往位於私密高檔擁有高級門控的貝佛利山莊14000平方英尺(約1300平方米)的房子的道路稍微有些攀升。至少對於一些人來，這種上升並不僅僅是地理位置上的升高，更暗含一些隱喻：他們正在去往他們的世界，那個屬於他們的，或是他們覺得應該得到的地方。

　　那裡允許他們在背上給自己的貼上標籤展現自己的成就，同時也向其他人傳遞了一個潛意識的信號：他們是同一俱樂部成員;是富人不是窮人;是內部人不是外人;是A咖不是B咖或是以下的小明星。

　　讓人覺得有一些意外的是，在大家把車停在貝弗利山莊市政廳附近並坐上接送班車後，有許多參加者意識到在這裡並不是只有一個俱樂部，而是有三個。有三個不同的小組在一個相同的地方舉行着三個不同的聚會。同時，每個參加聚會的人花的錢不同，他們被賦予的特權也不同。

　　支付了2700美元的較大群組聚集在地中海風格別墅的外面，所有人都被限制在一頂大帳篷里，在帳篷里晚上大部分時間他們都不得不都站着。他們的晚餐?盒裝速食麵。而付款超過10次的較小群組被發現在埃爾文家的泳池旁漫步。還有另一個更加高級的小組，該小組成員已經支付或籌集了超過100000美元，他們隨後享用了一頓豐盛的大餐，並有停車服務員準備好隨時給他們把車開來。

　　這三個組織的成員們短暫地混雜在一起，但他們都知道在他們之間有一堵無形的牆，一道不成文且未被具體定義的障礙，它就像他們的“妖精”唐納德·特朗普曾說過的，要在美國與墨西哥之間砌起來的那道牆一樣，真實並且無法逾越。

　　這只是好萊塢所樹立起來的牆中的一面而已，好萊塢通過設置這種無形的牆將它的工作人員分劃分成不同的等級，那獨特與不容置疑的樣子就像是在舊世界。你不需要向南走穿過邊界線來找尋這堵牆：好萊塢對它自己就有非常明確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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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世間有着各種各樣的牆，它們將助手與他們的老闆分隔開，將經紀人與他們的客戶分隔開，將高級執行官與中級的分隔開，將操作員與所屬者分隔開。

　　在那些將孩子送去私立學校讀書的家長與將孩子送去公立學校的家長之間有一面牆，那些住在日落大街北邊的人與住在南邊的人之間有一面牆，那些住在洛杉磯的人與住在山谷的人之間有一面牆，那些坐普通民航飛機的人與做私人飛機的人之間有一面牆，那些開車去往拉西埃內加東邊的人與那些堅持去往西邊的人之間有一面牆。

　　在男人與女人之間有一面牆，在白種人與其他膚色的人種之間有一面牆，內行與外行之間有一面牆，富人和窮人之間有一面牆。而在這些牆之中又有更多的牆，這讓複雜的事變得更加複雜了。把你的孩子送去一所正規的私立學校是一回事，把他送去早教中心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駕駛一輛電動汽車可以算作中產階級，而駕駛一輛特斯拉會將你算在一個更稀有的範疇里。

　　有些牆並不是由磚塊和砂漿建造起來的，但是每個人都知道它立在那裡。

　　這些牆藏在我們使用的詞語和我們用來定義自己的符號後面。他在着這一些說法之後變得明確清晰，比如誰最先吃午餐;誰被邀請去了誰的家裡共進晚餐;誰必須穿西裝而誰可以穿的隨意一些(你會因為一步步升職而穿上西裝，而等你到了非常高的位置上你就可以穿的隨意一些了)。

　　這些牆提醒了我們美國人努力去消除的東西：一個建立在“一個人比另一個人要好”這一理念上的根深蒂固的系統。這個等級系統可能在一些古老的國家裡搖搖欲墜，但它在好萊塢依舊存，並且發展的很好，非常地繁榮。

　　你可以將這件事怪在這個行業的創始者們身上。

　　他們其中的大多數並不是來自金融界、地產界或是特權界。他們是好鬥的個人主義者，且往往是為了在美國獲得成功的機會而從反猶太人活動十分猖獗的東歐逃離出來。他們確實成功了：處在頂峰時期的路易·伯特·梅耶(Louis B. Mayer)是美國薪資最高的管理人員，他曾與總統一起喝酒並共進晚餐。

　　你可能會認為這些男人(這些人幾乎都是男人)可能有用更強的平等意識。可事實遠非如此。他們極力將他們與他們所僱傭的那些渺小的人之間的差距標記出來。甚至連他們手下最聰明的員工——作家像弗·斯科特·菲茨傑拉德(F. Scott Fitzgerald)與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後者還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都被排斥在了內核成員圈子之外。菲茨傑拉德只能在遠處凝望着歐文•撒爾(Irving Thalberg)，他曾以歐文為原型撰寫了《最後的大亨》;他對歐文的了解程度與普通人對阿里·埃曼紐(Ari Emanuel)或羅恩·梅耶(Ron Meyer)的了解程度差不多。

　　這些創始者們都是白手起家，但他們卻擁有了所有貴族該有的派頭。

　　他們將家裡建設的像任何一個歐洲住宅、獨棟別墅(MacMansions)一樣高級，在此之前，“Mac”這一個詞根還沒有出現在這個詞裡。這些房子十分莊嚴豪華，在它們面前，東海岸、蒙蒂塞洛和弗農山里最好的房子都顯得矮小。皮克菲爾(Pickfair)是它們之中最著名的一棟，它的主人瑪麗·皮克福德(Mary Pickford)和道格拉斯·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將它從一棟狩獵小屋改造成了現在的樣子，他們1919年買下了這個屋子並花了5年仿照貝弗利山莊Summit Drive的風格重塑了這18英畝的土地，增加了一個放映室，一個檯球室，一個保齡球館，馬廄和僕人居住處。(原先的建築被拆除了，因此這棟房子的新主人皮亞·佐多拉(Pia Zadora)可以有更大的地方來重建)

　　這些房產給外面世界的人們還有他們的主人們傳遞了一種優越的信息，這些主人們需要讓大家都記住他們擁有多大的財富。地主們繼承家產與繁榮，這些在他們的家族裡傳遞了一代又一代，同時他們也知道他們的後裔還會繼續將這些資產與繁榮一代代傳遞下去。與這些地主鄉紳們不同，創始者們太清楚財富消失起來能有多快，也清楚他們所處的位置有多微妙。

　　也就是因為如此，他們用能搜尋來模仿貴族老爺和夫人的所有服飾將自己包裹起來，查洛·薩奴克(Zarryl F. Zanuck)甚至擁有一隊屬於他自己的馬球馬，他們試圖說服自己相信他們是安全的。在大洋彼岸，貴族們在對另一種革命的恐懼中生活着，但好萊塢的貴族們卻在對失敗的極度恐懼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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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好萊塢，對失敗的恐懼無所不在。你幾乎可以在饑渴的製作人、管理者、作者和經紀人這些會吹捧自己做的所有事來努力使這些事更真實的人身上嗅到他們對失敗的恐懼。並且即便是當他們處在懸崖邊緣時，他們也會確保他們的外表能傳遞一種與所處之境截然不同的信息。

　　每個人都在全神貫注地傳遞着成功的信號，這些消息讓別人將他們擺在一個較精確的社會階層上面，就像之前亨利•希金斯(Henry Higgins)單單憑藉伊莉莎·杜利特爾(Eliza Doolittle)說話的方式便認出她的社會地位。顯示身份的象徵與暗號隨處可見，並且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可以避免這些。

　　你開的車，你吃飯的餐廳，你租來的私人飛機(或者不是租來的)，你度假的小島以及與你一起度假的人們，這些都是好萊塢現有等級系統的象徵。當邁克爾·奧維茨(Michael Ovitz)委託貝聿銘(I.M. Pei)設計創新藝術家經紀公司(CAA)的辦公大樓時(然後請來羅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在走廊上創作了一副巨大的畫)，他知道這些都是在向世界傳遞一個信息，即CAA比其他的公司更大也更好，CAA的檔次更高。

　　他在CAA的繼任者繼續貫徹他的策略。即便是在《死星(the Death Star)》裡，他們的世紀之城(Century City)總部有廣為人知嗎?那受墨索里尼啟發而構建起來的宏偉可能甚至會讓整個人間都三思而行。

　　在舊世界裡，貴族們不會炫耀他們的顯赫地位，他們根本就不需要炫耀。確實，隨着18世紀晚期與19世紀中期的起義，這些貴族再不敢這樣做。他們必須將自己大部分財產隱藏起來。讓那些新的富人買他們的勞斯萊斯和奔馳，讓他們的崛起來支撐關於地位的微妙表現。

　　因此他們採用了秘密的暗號，這些所謂暗號能夠讓一個貴族與另一個貴族悄悄地討論他們的等級，就像獨特的搖頭方式就是在傳遞一種共濟會(Masons)的歸屬感。

　　為什麼會有人在晚餐桌上擺上一行又一行的優雅刀叉，每個人有12個甚至更多?事實上並除了那些需要知道每個怎麼用的人以外，沒有人真的需要這麼多刀叉。普通的人對每一個刀叉該用來做什麼毫無頭緒，但貴族們很清楚。他們也很知道哪些人不清楚。

　　好萊塢並不需要這些銀器。他們有巴尼和索霍區的房子，有希拉里的資金籌集人來起到相同的作用，盒裝的速食麵提醒着民眾，即便是每個人花費了2700美元，你也只是一個普通的上班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