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与哲学看起来毫不相干，但在哲学与政治的比较中，却是另外一番境况：政治是外在的，哲学是内在的；政治是现实的，哲学是想象的；政治是欲望的，哲学是心灵的……更形象地说，政治无异于我们的父亲，哲学无异于我们的母亲。

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看，政治多为史学素材，史学注重客观；哲学多为经学内容，经学倾向阐释。所以，经学时代，曾国藩提出“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家书》卷3《致诸弟（述求学之方法）》）；后经学时代，91岁的冯友兰1986年3月写下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的对联，把曾国藩的意思倒了过来。一旦了解这一点，并把母亲与哲学这一深层隐喻投射到活生生的日常生活层面，或许你会脱口而出：又有哪一个哲学家不是母亲的儿女？又有哪一个哲学家不曾深深地承受母亲的慈爱？

人，每一个人，都只是人而不是神。母亲的身体是我们每个人最先的栖居地，母亲的爱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孟子何尝不是如此？孔子、孟子都是三岁左右遭逢丧父之痛，由母亲抚养成长，但神奇的历史给予孔母、孟母的待遇却十分不同。据说孔母年轻的时候与年老的孔父野合，于是生下孔子。难道孔母今天的默默无闻，真的与此有关？相比之下，看一看西汉大学者刘向的《列女传·母仪传》说的——“孟子之母，教化列分。处子择艺，使从大伦。子学不进，断机示焉。子遂成德，为当世冠。”尤其是仔细品味那四个情节简单、但流传千古的民间故事——三迁、杀豚、断机、休妻，我们不难知道孟母的赫赫声名。

历史事件一经发生，人们就不可能完全真实地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但历史书写终究不同于历史本体。历史本体是实史，增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历史书写是编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相信孟母教子在历史本体意义上的真实性，可后人的历史书写过于缺乏创意，令人倍感遗憾。现在，我要把“杀豚”这个故事安置到“三迁”的叙事脉络之中，进而把三迁、杀豚、断机融为一体。

按照《列女传·母仪传》的记载，“三迁”的故事情节是：孟母仉氏丧夫之后，独力抚育孟轲，望子成龙之心急切。无奈孩子的天性就是贪玩，所以，其舍近墓，小孟子“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其舍傍市，小孟子“嬉戏为贾人炫卖之事”；直到其舍旁学，小孟子才“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住在坟场旁边不行，搬到集市附近也不行，为什么迁入学校周围才行了呢？

这里可以用环境决定论来解释：孟母也许背不出孔子说的“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4·1），却深深地把握了另一种来自生活本身的智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因此一次又一次地选择能让孩子健康成长的生活环境。可是，住在学校旁的小孟子就不贪玩了吗？俎豆之事虽然比墓间之事、炫卖之事更文明、更高雅，更接近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但它在本性上何尝不是嬉戏呢？！

“杀豚”故事不见于《列女传·母仪传》，而是出自比刘向更早的西汉经学大师韩婴笔下。《韩诗外传》卷9记载：

孟子少时，东家杀豚。孟子问其母曰：“东家杀豚何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失言。曰：“吾怀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适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有位现代作者写的《孟子年谱》，把三迁、杀豚、断机分别系于孟子9岁、10岁、15岁条下。三迁－杀豚－断机的次序并非没有道理，可那位作者下结论时，却没有提供任何让人信服的证据。这样的证据真的有过吗？或许有过，或许从来就没有；而且，从未有过的可能性更大。既然如此，何必非得此年这事、彼年那事地对号入座呢？模糊一些，难道不好吗？谁又会说三迁、杀豚、断机发生在孟子成家立业之后？更学理地看，先秦诸子的生平系年往往说不太清楚，你说得太确切了，人们反而更糊涂。

把“杀豚”穿插进“三迁”的叙事之中，具体情节不妨这么设计：孟母把家从坟场旁搬到集市边了。有一天，小孟子看到东家在杀豚，回家后问杀给谁吃。孟母这时在专心做事，随口说给你吃的，说完就觉得失言了。（家里穷，哪有钱买得起肉吃啊？！）然而，为了告诉小孟子为人处世必须言而有信，孟母还是把肉买了回来。

故事太简单了吧？假如你知道“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1·3、1·7）和“七十非肉不饱”（《孟子》13·22）竟然是孟子王道政治理想的重要内容，你顿时就会明白孟母“杀豚不欺子”的深切意味。

“三迁”讲教育者意识到客观环境的好坏对于被教育者的重要作用，“杀豚”讲教育者感知到自己的品质对于被教育者的示范效应。在这两个故事中，孟子其实并未真正出场，真正出场的只有孟母，要么是她带着小孟子跟环境做斗争，要么是她在小孟子面前跟自己做斗争。从哲学分析的角度看，单一主角的叙事结构表征着主客对峙的思维方式。这也是我把三迁、杀豚两个故事捆绑在一起的哲学根据。另外，“杀豚”中的东家和“三迁”中的集市在故事元素上可以相互对应，则是我把“杀豚”安置进“三迁”的叙事依据。刘向先讲“三迁”、再讲“断机”，所以，我们这一重新设计将有助于人们体察到孟母教子故事的逻辑嬗变，那就是从单一主角变成双重主角、从主客对峙化作互为主体。

“三迁”根除不了小孟子贪玩的天性，倒是“杀豚”展示了孟母教子的坚定决心，这两个元素筹划了“断机”故事的开篇。孟子放学回家，孟母正在纺织。孟母问学习情况，孟子说还是过去那个样子。在此，孟子依然是配角，孟母依然是主角，母子之间依然是对峙性关系。然后，孟母以刀断织、以断喻学，孟子幡然醒悟，从此“旦夕勤学不息”，“遂成天下名儒”。至此，孟子切合了孟母的目标期待，并与母亲一样成为故事的主角，母子关系在互为主体性中得到中国古典教育学意义上的最高升华。

本文摘自：《历史上那些帝王们》，作者：刘继兴 刘秉光，出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刘禅是号称“枭雄”的三国顶尖风云人物刘备的儿子，蜀汉政权的第二代皇帝，也是蜀汉的亡国之君。刘禅的父亲刘备，是汉景帝的儿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刘备虽出身布衣，但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英雄，而且以“仁德闻名天下”，一生戎马征战，最后奠定了与魏、吴鼎足而立的蜀汉政权，用曹操谋士荀彧的话来说：“刘备，英雄也！”《三国志》对刘备也有很高的评价：“弘毅宽寞，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

作为刘备的正宗嫡传，刘禅不仅有着“高祖后裔”的正统和高贵的血统，有父亲留给他的“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的有“天府之国”之称的益州万里河山，而且还有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相父能够对他呕心沥血似的辅佐，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都同时幸运地砸到了刘禅的头上，从政治上讲，刘禅可以说是三国时期最幸运的皇帝。作为刘备的儿子，即使刘禅能够继承刘备“英雄之器”的十分之一，也决不会昏庸到做亡国之君的地步，显然，刘禅根本就是在自暴自弃。至于刘禅为何会自暴自弃，这就要从他的两段不幸的婚姻说起。

据《三国志·二主妃子》记载：“后主敬哀皇后，车骑将军张飞长女也。章武元年，纳为太子妃。建兴元年，立为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后主张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兴十五年，入为贵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统承大业，君临天下，奉郊庙社稷。今以贵人为皇后。”

从以上史料中可以得知，刘禅一生所立的皇后中，有两位都是张飞的女儿。张飞在成为三国时期最牛的“丈母爷”的同时，也造成了刘禅的两次婚姻不幸。

古代皇帝立皇后最起码的标准是模样和性格兼备，只有这样才能“母仪天下”。而张飞的两个女儿决不会都是模样和性格两者“兼而有之”。先说模样，张飞“形貌异常”“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按照基因遗传中“女生像父，男生像母”的这样一个普遍规律，一般女孩子长得像父亲的几率比较大，所以张飞的女儿绝不会是“倾国倾城”的天姿绝色。再说性格，张飞的性格是有很大缺陷的，脾气也异常暴躁，常常喜欢饮酒至大醉，又喜欢酒后鞭挝健儿。很难想象，像张飞这样的父亲能够“言传身教”出性格多么好的女儿来。所以，史料中对张飞大女儿模样和性格的记载都一笔带过，只是交代她“甚贤”，与刘禅同岁。至于张飞小女儿的模样和性格干脆只字不提。

刘备原本就是个好色之徒，从在东吴与孙权的妹妹结婚后“乐不思荆州”一事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生于安乐的公子哥刘禅，比父亲“有过之”，这是人之常情。从小看着刘禅长大的诸葛亮，对于这一点是很有认识的。所以在刘禅的婚姻大事上，诸葛亮可谓用心良苦，绞尽脑汁。诸葛亮希望刘禅能像自己找配偶一样，找一个与刘氏集团荣辱相关、休戚与共，同时可以教导自己的，有才能的女人作为皇后，全心投入到“治国、平天下”的勋业去，以实现刘备的遗志。相传诸葛亮的老婆和张飞的女儿都非常丑陋。诸葛亮按照自己的审美眼光，一眼就看中了张飞的女儿，并把自己的这种审美观强加给刘禅，起初刘禅是一百个不愿意。但相父诸葛亮却认为好，刘禅是有苦说不出，只好违心地接受。

与这样一位模样不俊、性格不柔的皇后朝夕相处，对于公子哥似的刘禅来说，在精神上和生理上无疑都是一种折磨，甚至痛苦不堪。这种不幸婚姻的打击，对一个男人特别是对于一个情窦初开，渴望着人生幸福的年仅17岁的小男人刘禅来说，身心上无疑受到折磨，丝毫感受不到婚姻带给他的幸福和激情。谁能真正理解和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呢？刘禅不得不生活在不幸婚姻的阴影之中，没有了奋斗的欲望，没有了创业的雄心，同时身为相父的诸葛亮又特别“能干”，无论大小事情都喜欢一个人说了算，刘禅无所事事，整日在痛苦中愁闷，在无聊中颓废，所以自暴自弃成了他的最终选择。

从婚姻不幸这一点上来看，刘禅可以说是一个苦命人。那么，谁是刘禅婚姻悲剧的导演者？谁是那只卑鄙的幕后黑手呢？答案很明显，就许我们从《三国演义》中的这一段话可知小说家洞见症结：“时后主未立皇后，孔明与群臣上言曰：故车骑将军张飞之女甚贤，年十七岁，可纳为正宫皇后。”为什么要把孔明和群臣分开写呢，这其实充分说明了这个提案的主要提议人，就是刘禅那位“可敬”的相父，而其他的群臣一看军政首脑诸葛亮都提议了，为了与诸葛亮保持一致，纷纷附议，于是达成共识，一起把刘禅推进了这个不幸婚姻的“火坑”，断送了刘禅的情感幸福。由于有相父的强力干预和全力撑腰，不幸的刘禅在这场不幸的婚姻生活中只好忍气吞声，而且一忍就是15年。但不管怎么说，在这15年里，在张飞大女儿的“管理监督”下，刘禅作为一国之君还算是称职的，最起码没有大的执政失误，也没有制造出什么“花边绯闻”来。

15年之后，张皇后病死，刘禅总算舒了一口气，认为“风雨过后是彩虹”，准备寻觅自己的真爱，过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可是在这个时候，深得诸葛亮衣钵、大权在握的蒋琬这个老家伙，又愣愣地跳了出来，竟然自己做主，硬是将张飞的小女儿又弄到宫中，“强迫”刘禅纳为贵人，不久又立为皇后。对于这种恶心似的婚姻安排，刘禅噩梦初醒，又进噩梦，一口鲜血硬是憋在胸口没有喷发出来。无奈之余，刘禅也只有感叹苍天为何对自己如此不公，自己的命运为何如此不济的份了。

张飞的小女儿，由于没有了诸葛亮的撑腰，所以没有像她姐姐那种能管得住老公的本领和威信。此后，刘禅就变得有些不正经了。几年以后，诸葛亮已经入棺多年，蒋琬也终于死了，再也没有人敢那么“关心”他、“爱护”他了。再者自己年龄也大了，心理也成熟了，也不需要别人的“谆谆教导”了，是该自己说了算的时候了，需要换个活法，把自己曾经因为不幸婚姻所失去和耽误的东西弥补回来，尽情享受，以致后来刘禅“在成都，听信宦官黄皓之言，又溺于酒色，不理朝政”，甚至“长缨出墙”，把臣下刘琰的老婆胡氏关在宫里私通，一时间把整个朝野搞得乌烟瘴气，最后只落得国破家亡。

“家和万事兴”，自古以来就是一句至理名言。一个男人如果对自己的婚姻对象没有感觉，没有激情，但是为了遵从长辈意见，又不得不委曲求全，那样只会造成婚姻不和谐，家庭不幸福，度日如年，痛苦难耐，又怎么会有心思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呢？作为普通人如此，作为皇帝更是如此。刘禅，这个极有条件能够继承父业，一统中原，恢复汉室，名垂青史，能够成为与“唐宗宋祖、秦皇汉武”一样的杰出皇帝苗子，因为遭遇到了两次不幸婚姻，从而变得自暴自弃，消极度日，又因昏庸无能以至于毫无建树，最后做了蜀汉政权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