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附屬醫院外科的碳酸氫鈉治療中期肝癌的文章在elife上發表後，一時被捧上了天，不明所以的非專業人士大有中國醫療界已攻克癌症治療的錯覺。此後的專家的議論則多數持淡定態度，因為這確實不能算一件什麼了不起的工作，不過是一次替代療法的嘗試而言，即使療效非常成功，也僅僅屬於肝癌中晚期治療方面提供了一個可行的option。雖然在科學技術上的進步並非一般人想象那麼意義深遠，還是必須給浙大二院小蘇打組相應credit的，good job！鼓掌
那麼本人是根據什麼做出以上的評價的呢，泡杯茶請聽阿拉慢慢道來。
判斷一項臨床工作的重要性首先當然是看有無顯著療效，目前corhot的結果似乎緩解率（不是治癒率）或者說腫瘤受抑製程度很明確，應該是進步，但並非決定性的進步。容我從理論應用和技術改進兩方面予以通俗易懂的說明。
癌症的飢餓療法的理念最初來自於70年代初期哈佛大學癌症研究所的福克曼（ Judah Folkman）教授的工作，簡言之就是：設法切斷腫瘤的新生血管斷絕腫瘤細胞的營養而殺死腫瘤細胞。其實細說起來，雖然同樣是腫瘤飢餓說，但佛克曼的研究和此後開發的血管栓塞化療（TACE: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是很大不同的，讀下去相信你會明白我為什麼這麼說。
佛克曼設計了一個非常精緻的治療模型其宗旨是餓死癌細胞，他合成了一種單克隆抗體，此抗體可以結合到將要形成的血管前體細胞受體上抑制其產生血管內皮生長素，從而阻止小血管的形成抑制腫瘤細胞的生長。佛克曼的理論和實踐在血管新生和腫瘤治療上的貢獻，毫無疑問是諾貝爾獎級的研究，可惜此君在2008年過世，無緣諾獎。但之後的TAE（transarterial embolization) 在臨床上的應用卻是因為佛克曼的科學思想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技術。
所謂TAE和TCAE其實就是經皮動脈導管體內插入技術，TACE里多出的C是化療的意思。
最早的血管內插管是從心臟內插管開始的，血管導管技術的發明者是瑞士的放射科醫生薛丁格（Sven-Lva Seldinger）。而人類最早的將導管插入右心房的是100多年前德國的一位私人醫生，此君膽大妄為，在沒有多少消毒技術的情況下，僅用橄欖油潤滑了一個細皮管子切開肘部靜脈插到心臟，並用高濃度典劑在x光機下拍了幾張質量極差的照片，但因此試探在當時太過匪夷所思，並沒有得的醫學界的重視，不了了之。
薛丁格醫生的動脈導管技術發明在1953年，起初是用來做心臟血管造影，之後推廣至各類血管和空腔器官 並被運用在心臟起搏器安裝等領域。但在高質量的醫學畫像儀器開發出來之前，動脈插管是一項高技術的操作，一般由放射科的專門醫生擔任。CT scan普及後動脈插管造影不再是那麼神秘的工作，比較容易的就能夠被低年資的住院醫生一級掌握，7，80年代時已經是相當成熟的技術，只是在進入血管分布區域微小化上精益求精。
大約在80年代初期，醫生開始在診斷性插管後，對腫瘤病人的病灶注射抗癌藥物，這就是TACE最早的母型吧，此後因為能夠人工靶向性的對腫瘤進行藥物治療，此項技術不斷得以改善並迅速普及。TAE最早的報道是日本大阪大學的山田醫生和他的同事對原發性肝癌術後對殘餘可能部分肝臟的區域小動脈栓塞術，當時是1980年，他們的有效率是44%。 國內醫院大概90年代後期或2000年後也開始使用這類技術。所以此次浙大附屬醫院的技術使用不是創新的。
那麼小蘇打是怎麼回事聶？這個其實是佛克曼的飢餓療法大前提指導下後續研究的結果。當第一列TAE報道後，一些臨床醫生開始對不合適手術和全身性放療或化療的肝癌病人進行TAE療法，但是後來發現光阻斷動脈血流療效並不理想復發率依舊居高不下，因此加入了局部注射抗癌藥物後的肝血管栓塞術，即TACE，也就是這次浙大附院醫生使用的治療方法。但是，效果還是不理想。
80年代後期開始西方和日本的一些醫療機構對飢餓療法無法提升療效的原因進行了檢討，發現在飢餓的細胞內因為無氧消解而產生大量的乳酸，而高濃度乳酸的存在是腫瘤細胞進入‘冬眠狀態’的細胞靜止期而具有頑強的抗藥性和生存能力。再後來，西佛州大學的研究人員數年前通過改變乳酸濃度和pH證實了對腫瘤生長和轉移的抑製作用。用動脈插管腫瘤內注射小蘇打治療肝癌的艾迪也許就是從這裡來的吧。
但是浙大附院這次是將pH改變抑制癌細胞發展的理論在人體首次試驗成功，作為科學研究在應用方面的成果是顯然的，但也顯然不是什麼劃時代的成果，癌症治療的道路仍然很遙遠。
另外評價浙大的小蘇打TACE意義時還有一個需要注意的，即，是否現在和以前有過與浙大類似的人體治療呢，如果沒有浙大得分更多些。可惜有的。。。
1983年日本學者Surgiura首先報道B超引導下經皮肝穿注射無水酒精（PEI）治療肝癌，這項技術近幾年為包括台灣在內的一些醫療機構採用，有效率達75%上下，其機理是使癌細胞脫水和蛋白凝固。
唉，日本鬼子真是太可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