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元304年，當劉淵在今天的山西建立漢國，稱王幾個月後，巴氐族首領李雄（李雄在紀元304年建立成國，到347年，亡於東晉。當時屬於“十六國”時期），在西蜀自稱成都王，改年號為“建興”，廢除晉朝的法制，制定了七章約法，歷史上稱作“成國”。這是“五胡十六國”中的第二個國家。
說到李雄，他的家族，有一段傳說。
相傳遠在秦、漢以前，在今天湖北長陽土家族自治縣境內，有個鐘離山，矗立在清江岸邊。山頂有兩個大石洞，一個叫赤穴，一個叫黑穴。
赤穴里住的頭人叫巴務相，黑穴里住有四姓人，都是原始初民。他們通過比劍和射箭，來決勝負，得勝的就當首領。最後巴務相勝利了，成為部落的統治者，稱作“廩君”：意思是“糧食和生活用品的分配人”。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廩君的一支後裔，從巴郡遷到漢中，再轉到略陽。到了大首領李特一代，遭受災荒，他們順着嘉陵江河谷，慢慢地移到了成都附近。經過多年艱苦奮鬥，安下身來。根據現代學者的考察，廩君的後代巴人，就是今天土家族人的遠祖。可見，李特雖然在略陽地方和氐族人相處很久，被後人稱作“巴氐”，實際上追究起來，倒還是土家族的另一支遠祖呢。
李雄是李特的第三個兒子。他趁中原“八王之亂”的時機，建立成國。後來又改稱皇帝，國號“大成”，把漢中的百姓遷到蜀中，形成封閉性很強的國家，儼然和東方的晉朝、北方的漢國，鼎足三立。
李雄初到蜀中，資財用度不夠，部屬有人貢獻金銀，馬上就能升官。尚書令楊褒諫阻道：“陛下設置官爵，是要爭取天下的英雄豪傑，怎麼可以用來換取金銀財物呢?”李雄接受這個建議，把以前因錢財封的官爵，都撤掉了。
李雄在西蜀當皇帝，做了很多好事：恢復生產，尊重人才，興辦學校，設立史官，政治和刑法都很寬大，很少發生冤獄。賦稅也很輕，沒有什麼勞役服務，百姓過得豐衣足食。比起東方的晉朝來，安定平和多了。
有一年，巴郡官吏緊急報告說：晉兵有進攻我國的跡象。李雄聽了，卻格外高興：“我一向擔心，晉朝的皇帝懦弱無能，只會受人欺侮。沒想到還能出兵進攻別人，可見並不昏庸糊塗，真是令我興奮!”像李雄這樣如此關心中原王朝命運的廣闊胸懷，在歷史上也是少見的。
又有一年，涼州(今甘肅西部)守官張駿，想派人和建康的琅邪王司馬睿聯繫。當時漢國的劉曜占住長安，東西方交通道路隔斷了，沒法通行。張駿就和李雄商量，是否能讓涼州的使者，從成國通過，轉道去建康。李雄不答應。
張駿派出使者張淳，到成都來，代表涼州向李雄稱臣，要求借路。李雄口裡答應了，心裡卻打算在東峽(今長江三峽)一帶把張淳殺掉。這件事讓蜀中的橋贊知道了，他是張淳的朋友，暗中通知了他。
張淳當即求見李雄，提出責問：“我們的主公叫我穿過荒山野嶺，萬里迢迢，去建康報告西方的情況，是表示做臣子的敬意；要求陛下給予方便，是相信陛下寬宏大度，能夠成人之美。陛下如果要殺我，應當公開宣布，說我涼州人沒有忘記晉朝的恩德，向琅邪王溝通消息；幸虧我們成國的君主英明，大臣機警，才把張淳發現，斬首示眾。這樣，貴國的好聲譽才會傳播天下，百姓也就讚揚陛下了。若是把我偷偷地丟到江里，不是要埋沒大王的威名麼?又怎能顯示貴國的榜樣力量呢?”
李雄聽罷，佯裝驚訝：“哪裡有這種事呢?你也太多心了。”
司隸校尉景騫，勸李雄把張淳留住：“這是涼州的第一流人才，真正的壯士，不能放走了。”李雄便讓他試探張淳的口氣。
景騫把張淳請到旅館，關心地挽留：“先生體格肥胖，天氣又熱，行動不便，還是暫時住下，派個隨從先去建康看看，秋涼以後再走吧?”
張淳很鄭重地辭謝道：“我們的主公看到皇室遭難，百姓受苦，自己沒法拯救，心裡不安，才叫我專程去京師，表明擁戴國家的態度，請示今後的行動方向。事體重大，不是一般的屬員能夠完成的。不然，我就不必來了。刀山火海，我也要去。天氣的寒熱，算得什麼!”
景騫知道沒法阻止，報告了李雄，李雄特意接見了這位硬骨頭使者。李雄問他：“你們的主公是當今最出色的人物，占據險要地勢，軍隊也很強盛，何不自己稱皇帝，也高興高興?”
張淳鄭重地答道：“我們主公從先祖以來，世代忠誠，只因國恥沒有洗雪，日夜不安，哪裡有什麼值得高興呢?”
李雄聽了，感到慚愧：我家祖父幾代，也是晉朝的臣子，適逢天下大亂，帶領六郡的百姓逃到蜀中避難，推為盟主，才造成今天的局面。琅邪王如果能振興國家，我也會帶領軍隊輔佐他的。
張淳加深了對李雄的理解，最後帶着成國的禮物和情意，順着大江，到達建康，完成了西涼州的囑託，在中原混亂的局勢中，建立了東西方的聯繫。
李雄也遵守了自己的諾言：在他統治蜀中的年頭，沒有向晉朝出兵挑釁，兩邊相安無事。
當時的人，道義水平普遍地高，國與國之間，互相也講正義。所以出現了上述的事體。
（事據《資治通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