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革”時期。1968年冬，毛澤東發動了讓青少年“上山下鄉”的猛烈浪潮，席捲全國。

一年前（1967），毛澤東還大讚道:“我們的一些事，完全沒辦法。而紅衛兵一鬧起來，就有辦法了……不借紅衛兵的力量，什麼法子也沒有，一萬年也不行。” 現在，毛澤東卻說“靠學生解決問題是不行的，歷來如此。他們只有鬧一鬧而已。” 1967年7月下旬，毛澤東導演了萬人“工宣隊”強行闖入清華大學去鎮壓“紅衛兵”。 而“紅衛兵”不明情況予以抗拒。1967年7月28日凌晨，毛澤東在中南海突然召見“五大造反紅衛兵領袖”（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明確說要讓紅衛兵“統統走光，掃地出門”，他警告:“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實行殲滅。” 至此，“紅衛兵”失去了毛澤東的支持。毛澤東以“回校鬧革命”的名義讓他們返回校園受“軍宣隊”（進駐學校的“軍人宣傳隊”）的控制。對於社會上的群眾組織，毛澤東以“兩派群眾大聯合”為名，予以強行解散。這標誌着全國的“造反派”作為“文革”運動中最重要的群眾派別，被毛澤東利用後予以拋棄。就這樣，“群眾組織”黯然落幕，自下而上的“群眾造反”運動被一波波的整肅運動所取代。

全國的“紅衛兵”和群眾組織被各級“革委會”通令解散，群眾出版物、小報和傳單也統統被取締。1968年，全國各地開始大規模地動員青少年學生到農村、山區或者邊疆地區“插隊落戶”去進行農業勞動，改造自己，被簡稱為“上山下鄉”運動。絕大多數學生及其家庭對此待以消極抵制。1968年冬，毛澤東發出驅逐令:“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由此，“上山下鄉”風暴來勢猛烈。各級“革委會”全力驅趕從初中到高中6個年級的中學生（當時統稱“老三屆”）到指定的邊遠地區或條件艱苦的農村，名曰“紮根農村”，不准返城。全國約一千萬青少年全部被裁撤了“革命小將”身份卻被強加了另一種沒有知識的“知識青年”身份（簡稱“知青”）身份，轉眼成了事實上的被流放者。

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是人類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向鄉村的人口大遷移行動。毛澤東以個人意願，動用強權、政體制度和專政工具，褫奪千萬名青少年的居住、學習、生活和就業的基本權利。因此“上山下鄉”並不是一個將城鎮“就業人口”向農村傾泄的權宜手段，而是改造社會的“新生事物”之一，被賦予了深遠而激進的政治意義。狂熱的革命怪胎“紅衛兵”被毛澤東輕易所滅，並被利用來做為消除“城鄉差別”的鋪墊和構建新型社會模式的犧牲品。毛澤東再次勝利了。不久前還是“叱咤風雲”的一代青少年們被猝然掃出城鎮，被剝奪了受教育、就業、居住乃至對未來生活的一切選擇權，與“紅八月”被他們迫害遣送的“牛鬼蛇神”落入同樣命運，這才令他們知道了自己的“革命驕子”身份卑微得與“政治賤民”之距僅一步之遙。“紅衛兵”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紅衛兵”對整個社會所做的殘暴傷害記錄卻永不會消失。

動員青少年“上山下鄉”是“三結合”（學校、街道居委會、警方派出所）式的全方位驅趕，由逼迫轉而強制。進駐學校的“軍宣隊”或“工宣隊”對待那些“革命闖將”們現在是蠻橫粗暴而不容商量，指定去向，撤銷戶口，限期走人。斷絕青少年與戶籍制度配套的被嚴格控制的糧食定量及其他生活資料的配給，是“上山下鄉”運動的操作保證。街道“居委會”和派出所，對學生家庭施以脅迫、騷擾、催逼、株連等卑劣手段。大部份學生不願意去，但無處可躲，在無休止的緊盯逼迫和“破壞上山下鄉”罪名威脅下，還是不得不去“上山下鄉”。到1969年春，“老三屆”學生全部被逐到了農村或山區，其中包括稚氣未脫、生活尚不能自理的男女少年（年齡小的學生僅15歲），他們被迫離開爹娘，帶着最簡單的行李到幾千里外的陌生困苦地帶去終生勞動和自己生活，無人照顧他們。每個學生的“上山下鄉”都意味着一個家庭的骨肉分離，家家戶戶無不怨聲載道，但又無可奈何。見證者說：“寒風凜冽，（運送學生的）火車啟動時，許多同學和送行的家長都‘哇’地一聲哭了出來。” 那場面，家長追着火車哭，學生們無數稚嫩纖細的手臂伸出火車窗外，仿佛要抓住父母的衣襟，車站廣播喇叭的“革命”歌曲聲混合着人們的集體哭聲，雄壯而可怕，響徹車站。

此後，在中國，學生只被允許上學到初中便必須“上山下鄉” ，一代青少年的學業和青春被荒廢，他們所有的人生夢想都被破滅了。那些知青到了還在搞“清理階級隊伍”的農村，“大隊部里每天都在打人，許多人被捆被吊”，但仍有一些知青惡習不改、充當打手，從而再次犯罪。千萬的知青看到了中國農村的驚人貧窮和過份愚昧，還了解到在以前“大躍進”時，糧食爛在地里，農民卻被命令去砍樹“煉鋼”；在大饑荒時農民受餓不過，偷吃點田裡未熟的糧食，村幹部就帶着“民兵”抓起來毒打；成千上萬的農民被餓死等等。許多知青悔悟到自己在“文革”初期抄家打人的不義，以及對“革命”信念產生懷疑或者感到自己被愚弄了——他們踐踏了別人而現在輪到自己也被踐踏，他們給自己栽種了“上山下鄉”的苦果。他們生存艱辛，有知青說:“我們根本就沒有真正吃過一頓飽飯，每天吃的是加了一點玉米麵的紅薯粥，偶然能吃上一次饅頭（註：麵粉食品）就是很高興的事情，根本不要想吃肉（註：農村不配給肉蛋副食品）。我們和農民們一樣，除了平均每天7兩（0.77磅）口糧，其餘的糧食必須全部交給國家。” 中國農業產出的低下，使農民們牴觸“知青”來消耗他們極為有限的生存資源。但農民對知青還是抱以鄉情愛護、同時又保持一些戒心的。而知青們不甘心在農村山區呆一輩子，他們悲觀失望，苦悶無奈，自暴自棄，神聖的“紅寶書”的薄韌紙成了他們捲菸葉的用材。他們的優越感使他們在內心鄙視農民（雖然他們都虛偽地喊“向貧下中農學習”），他們自發地抗拒被農民的同化（例如知青頑強地保持刷牙習慣）並嚮往着不惜一切代價返回城市。他們剛剛開始為自己的孽行付出代價。他們在“上山下鄉”運動中的唯一收穫是逐漸具備了與他們年齡不相稱的心機，讓他們在黑暗時代裡悄悄各自發展着黑暗的念頭。

這種“上山下鄉”政策持續了10年，總數達1,600萬人，占中國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國家花費的安置經費超過了百億元。

人類自遠古而建有家庭以來，沒有出現過把夫妻分開、把親子拆散的社會。而以“五•七道路”為不可動搖基礎的“上山下鄉”運動，終於實現了“使天下萬民妻離子散”。

1971年，中國政局突變，發生了“林彪事件”。 人們對“上山下鄉”的不滿比較公開化了。表明了“上山下鄉”騙局逐漸破滅。“林彪事件”不僅改變了“知青”對“上山下鄉”的態度，也是毛澤東走下坡路的開始。”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澤東去世。9月9日下午4時“新華社”公布了毛澤東去世的訃告。毛澤東，這個被稱作“偉大舵手”的人，終於死掉了。在中國，氣氛靜寂而詭異，在各地集體聽廣播訃告的群眾，除了少數痛哭流涕要表現“悲痛”的人，多數人的反應是瞬間麻木，繼之費解，他們垂下頭顱，以哀傷狀的沉默表達對毛澤東死亡的迷茫。當然“上山下鄉”的知青是有理由不感悲痛的。

1976年10月，在中國，以華國鋒為首的“華派”逮捕了“文革派”，掌握了中國的最高權力，結束了“文革”。

1978年在華國鋒的同意和鄧小平的推動以及在教育部門的操辦下，高等院校恢復了正規招生和考試入學，全國有570萬以“知青”為主的青年人應試，其中27萬人考入高校，他們成為“文革”結束後的第一批大學新生。他們遭遇過苦難，感知受教育權利的來之不易而刻苦學習。此時的大學校園裡還都是“文革”留下的瘡痍，連個像樣的食堂也沒有。教育功能重新復位，發展科技成為國家戰略。受到這種情勢的鼓舞和渴望情緒的支配，這時發生了知青自發的“大返城”運動。

在“文革”時期，約1,600萬知青被“上山下鄉”運動驅往農村或山區，據統計有25,690名知青死亡，其中非正常死亡高達62％，還有數萬名女知青遭到了當地幹部和軍人的強姦。知青們在一再受挫、理想破碎之後已不再有當年擔當“革命”急先鋒的豪邁，只有忍受“變相勞改”的悲涼心境，他們對“前途茫然”的感覺極為痛苦。1978年9月，雲南景洪農場的上海知青聯名寫了一封公開信，歷數廣大知青的艱困、苦惱以及對生活的絕望，要求返回城市。公開信在知青中廣泛流傳。1978年10月31日“全國知青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宣布不允許知青返城，而且城市學生還將繼續被分配去“上山下鄉”。華國鋒也在會議上指示“堅持知青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這意味着“文革”雖然結束，但對青少年的政策還要繼續決定中國年輕一代的命運。這遭到全國“上山下鄉”知青和他們父母家人的強烈反對。11月，雲南省國營農場的三萬名知青發起集體罷工，浩蕩的知青抗議很快席捲雲南全省，他們的口號是:“知青不是牛馬，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家！” 這些在“文革”中瘋狂地打人、批鬥、抄家、遣送、掘墳的前“紅衛兵”們，現在向世人展覽自己的“要回家”的悲情。

但知青們的返城要求被某副總理所叱責。這些以前的“革命闖將”如今無招，掩面而泣。他們曾欺辱了很多別人，現在輪到他們也被欺辱。悲憤之下，1979年1月份雲南省萬名知青發起絕食抗議，他們給“中共中央”發送了一份短短的六字電報:“不回城，毋寧死”。北京受到震動，派出“中央調查組”趕赴雲南。三萬多名知青齊刷刷跪在泥土裡對“中央調查組”反覆高呼“我們要回家”，場面震撼人心。知青在雲南集體絕食的消息在全國迅速傳開，引起社會的軒然大波，上海、北京、天津、廣州、成都、重慶等各大城市的知青家長紛紛上街遊行和集會，他們的口號是“請放我們的孩子回家吧！” 在此情態下，鄧小平進行了干予。李先念在談到“知青問題”時也說“（上山下鄉運動）四個不滿意是我講的：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不滿意，國家不滿意。” 華國鋒畢竟厚道，也就同意了知青回城，這很快結束了對全國“上山下鄉”知青的處置，不僅救了已經“上山下鄉”知青的命運，也改變了尚在學校里的青少年的未來前景。

據中國官方的統計，僅1979年返城知青就高達760萬人，此後全國各地的知青全部陸續返城。此時，“鄧派”操縱政治局和國務院，在1979年2月全部撤銷了各地的“五•七幹校”。知青“上山下鄉”和幹部“下放勞動”政策的全面廢止，不再拆散天下的夫妻父母兒女，實際上是恢復了家庭結構作為人類社會最基本單位的完整性。此後中共未對“上山下鄉運動”給予任何解釋或賠償，並極力避免討論那場涉及到一千多萬青少年命運的“上山下鄉運動”。

那些被“文革”荒廢了的知青返回城市，他們作為一個共命運的社會群體已不復存在。他們得到了就業安排，消融在社會的各行業之中，才發現自己落伍於時代。尤其是知青之中的“老三屆”，人已中年，居無定所，沒有積蓄，缺乏知識和技能，又在整體上被社會輿論當作“文革”罪犯受到譴責。在經歷了中國一輪輪的政治清洗和“革命”運動的狂熱之後，“老三屆”在正常社會裡成了少知識、無所長、思維僵化的邊緣群體。迄今為止，三十年來他們不停地抱怨：在身體發育時遇到大饑荒，在讀書時遇到“文革”，在就業時被“上山下鄉”，“文革”結束後被社會歧視，結婚生孩子時遇到“一胎化”政策，在立業時正逢經濟制度的改革……。除了很少數的“老三屆”憑着個人努力而獲得社會成功之外，那一代人被過早地斷送了終身。尤其是毛時代的“知青榜樣”董加耕、邢燕子之類更是害人害己害國家。大多數的知青，除了抱怨命運和訴說在農村受苦經歷之外，他們既不肯認識自己在“文革”中的責任，也沒有實事求是地對待自己和歷史的意願。他們把自己打扮成無辜者，認為自己在“文革”初期製造“紅色恐怖”的行為，是當時的國家責任，與己無關。他們甚至特別滑稽地把自己在“文革”中的“集體犯罪”粉飾為“響應毛主席號召”的天真無邪。他們諉過於時代，不敢承認自己是那時代的一部分。事實上他們很有資格質問：我們是怎樣被教導成那個樣子的？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心理錯位，把自己在“文革”中的“崛起”引為“青春無悔”──正是心癮難斷，談何救贖自己。這些歷史的灰燼，唯一去處只能是歷史垃圾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