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是戲迷，經常去位於虎坊橋的“北京市工人俱樂部”看戲。工人俱樂部其實是可一座可以容納一千多觀眾的劇場，設施在當時很先進，是北京京劇團的常駐劇場，也是話劇、歌劇的演出場所，平時也放映電影。北京京劇團的總部就在工人俱樂部旁邊，文革前因“四大團長”（即馬連良、譚富英、張君秋、裘盛戎）而名揚遐邇，工人俱樂部也因此而紅。晚上演出時，戲迷趨之若鶩，經常一票難求。後來，工人俱樂部成了京劇現代戲的搖籃，《沙家浜》（原名《蘆盪火種》）、《杜鵑山》（文革中被改名《杜泉山》）等都是由北京京劇團在此排練和演出的。

我很小的時候就被家父帶出去看戲。不僅看京劇，也看歌劇和芭蕾舞。第一次在工人俱樂部看京戲時，劇名、劇情全不知道，只記得一個戴着僧帽的小和尚在台上表演，台下不斷鼓掌叫好，可惜我不記得演員的名字了。然而他確實演得好，在沒有實景的台上做出下山、過河的動作，連我這小孩兒都看懂了。只記得他在演到過河時，笑嘻嘻地脫了一隻鞋露出赤腳來，很有趣。家父還帶我去看過中央歌劇院演出的歌劇《貨郎與小姐》，我也看不懂，只記得那個留着八字鬍、顯得很滑稽的“貨郎”唱着唱着突然走下台來，“請教”觀眾如何才能把“小姐”追到手。我還看過柴可夫斯基的《黑桃皇后》，裡邊有個老太婆死了變成鬼魂上台，把男主角嚇得連唱“我怕，我怕，我怕！”其實他不知道，我比他還害怕呢。還記得第一次看芭蕾是在中山公園音樂堂，劇名是《海俠》。長大後看過很多中外芭蕾舞劇，卻偏偏沒有一個叫《海俠》的，後來悟出那劇其實是《海盜》（Le Corsaire），也不知是哪位為了“政治正確”把名兒給改啦。

記得一次散戲後，家父帶我去工人俱樂部斜對過兒的前門飯店小吃部吃夜宵。剛吃了幾口，來了幾個手拿摺扇的人，在我們左前方的一張桌子旁坐下，點了不少吃的。家父指着其中一位穿白色短袖襯衫、灰褲子、黑皮鞋的中年人的背影，帶着幾分興奮小聲告訴我，那是名角兒某某某。我一個幾歲的小孩兒，看戲就是看熱鬧，哪管那位是何方神聖？我只瞄了他一眼，看他沒有要開戲的樣子，就又低頭吃我的炒肝兒去啦。

小時候我家東院兒住着一位雷先生，是比家父還要戲迷的戲迷。雷先生家裡有隻黃貓，每次我到他家玩兒時，那貓便會跟了我走，我一坐下，它就跳到我的懷裡。我坐下後總是瞪大了眼睛，看着牆上貼的京劇名角兒的大幅照片和演出海報。雷先生便指着那些花臉、鬚生、青衣告訴我：這是誰誰，那是誰誰，看我似懂非懂的樣子，他便笑。雷先生到我家來串門兒時，第一話題永遠是那些角兒們的奇聞逸事，說得口若懸河、眉飛色舞而不知疲倦。記得有一次說到“譚百歲兒”，我插嘴問道：誰是“譚百歲”？雷先生回答：就是演郭建光的譚元壽呀。敢情“譚百歲”是譚先生的小名兒！

說起譚元壽，我還真見過兩次。第一次是家母帶我去天橋劇場參加聯歡會，其中一個節目是譚元壽演唱《沙家浜》選段，只見他穿一身嶄新的“國防綠”軍裝（沒有領章帽徽）上台，很有“郭建光”的范兒。那時他所在的北京京劇團是“樣板團”，特批有軍裝穿。記得他唱到激情處，將手臂一舉，露出一隻亮閃閃的手錶來，我才意識到這是譚先生，不是郭建光。第二次見到譚元壽已是1980年代中期，北京京劇團在政協禮堂復演《沙家浜》，這次恢復了原名《蘆盪火種》，並改回一些被江青刪改的劇情，趙燕俠、譚元壽、馬長禮、周和桐等原班演員都參加了演出。記得胡司令的婚禮時，新四軍不是從正面打進去，而是化裝潛入。當漢奸說“黑田大佐在此“時，譚先生扮演的郭建光大喝一聲：大佐算什麼東西？！

那時的角兒沒有現在這些“明星”、“大腕”牛氣，人們也沒有像現在這樣瘋狂地追星。那時在北京街上走，一不留神就會碰上角兒。例如，我在王府井新華書店前就遇到過在《茶館》裡扮演常四爺的鄭榕先生。還有一次遭遇更有趣，是在王府井附近的“餛飩侯”。“餛燉侯”是北京一家專賣餛飩的小店，是很有名氣的老字號。它坐落在東華門大街路北，門臉兒很小，店堂里只擺得下七八張桌子。他家的餛飩皮薄餡兒大瘦肉多，湯汁特別鮮美，因此招來各方食客，飯口時經常要排長隊。那天我下班後想吃碗餛飩，就奔了不遠處的餛飩侯。正是飯口，食客在櫃檯前排起了長龍。我站在隊尾百無聊賴，便把店裡幾張桌子踅摸（看）了個遍，看看哪裡有有空座兒。嘿！挨着櫃檯那張桌子只坐着一對老夫妻，還有倆空座兒！再仔細一瞧，我樂了——那個吃了半截兒餛飩突然仰起臉兒的老爺子，不是老演員程之嗎？我忍不住問道：您是程之先生吧？程先生沖我一笑，算是認可了。沒成想他這一樂，整個兒一“金池長老”（程先生在電視劇《西遊記》裡飾演的那個謀奪唐僧袈裟的老和尚）！

我上小學時參加過合唱團，因此有過幾次演出的經歷。記得有一次演出，我們在後台碰到了胡松華。那時胡先生因為一曲《讚歌》而紅遍天下，而當晚的節目裡就有這支歌。我們幾個小學生便不由分說，團團把胡先生圍住，非要他先給我們唱一遍。那時胡先生臉上已經化了妝，還沒有穿蒙古袍，身上是一套藍色的呢子中山裝，沒系扣子，裡邊是雪白的襯衫，很有風度，卻沒有大明星的架子。他笑眯眯地對我們說：這裡不能大聲唱，我就給你們小聲兒唱一遍吧。結果他真的給我們小聲唱了一遍《讚歌》，聽得我們如醉如痴，至今難以忘懷。

您瞧，在北京住着，碰見角兒真是稀鬆平常的事兒。不僅在後台、街上、飯館兒里能碰上，就是在家裡也能碰上！那天我從學校回家，看到客廳里一男一女兩位客人正在和家母說笑。我一進門兒，母親便指着那位先生問我：“你知道他是誰嗎？”他是誰？我又打量了一下，只覺得這位身材修長的方臉先生有些面善。母親笑道：他是“南霸天”呀！原來，這位是在中央芭蕾舞團的《紅色娘子軍》裡演過南霸天的蔣維豪先生。蔣先生文質彬彬的樣子，說出話來慢聲細氣，和舞台上窮凶極惡的“南團總”完全對不上號。坐在他身邊的“南太太”也是中央芭蕾舞團的演員。她笑盈盈地對家母說：您兒子真漂亮！

這讓我很不好意思，於是找個藉口躲到自己屋裡去了。漂亮的芭蕾舞演員誇獎我“漂亮”，儘管有客套的成分，但也總有點事實根據吧？如果我的模樣兒跟巴黎聖母院鐘樓上那位差不多，她還會說我“漂亮”嗎？哈哈，怪不得上次在工人俱樂部看諷刺喜劇《楓葉紅了的時候》，鄰座兒那個漂亮小妞兒時不時地瞟我一眼呢。

說到《楓葉紅了的時候》，不能不提王景愚先生。這個戲是“青藝”（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為慶祝“粉碎四人幫”而創作的，王景愚是編劇之一（另一位是金振家）並飾演主要人物“發明家”陸崢嶸。劇情大抵是這樣的：文革後期，騙子陸崢嶸自稱發明了“忠誠探測儀”而被江青集團看中，調到某研究所工作，欲用“忠誠探測儀”探測人們對四人幫的“忠誠度”而控制他們的思想。後來四人幫倒台，騙子也遭到了清算。記得劇中有一個 叫“秦欣”（“親信”的諧音）的女人，是四人幫的親信，此人戴着秀郎眼鏡，身穿“國服”（江青設計的裙裝），手拿一把撲克牌出場，一看即知是江青化身，觀眾不禁大笑。

然而最可稱道的還是王先生的表演。他用幽默的台詞、誇張的表情和滑稽的身段，把一個權力扶持的不學無術的騙子刻畫得惟妙惟肖。例如，研究所里的文革分子起了內訌，陸崢嶸高喊“大家都是打砸搶出身，誰怕誰呀？”，一個大嘴巴把對方扇下桌子，讓人想起文革中那些得志小人的嘴臉，不禁捧腹。還有，他吹噓自己懂得進化論，卻把“從猿到人”說成了“從人到猿”，這真是對那些不學無術卻偏愛炫耀的人們的辛辣諷刺。可悲的是，今天竟然有那麼多見利忘義、倚官仗勢、寡廉鮮恥、人性泯滅的主兒，讓我覺得“從人到猿”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