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學反右親歷記

－－作者：施紹箕

當年的上海交大反右派的規模之大，劃成右派的數量之多，對右派的處分之重，在所有高校之中，在那條“左”的跑道上，交大是遙遙領先的。1960年將在鄉下“保留學籍，勞動察看”的右派學生，甚至留在學校未畢業的右派學生，通通放逐新疆。

1957年的這一代人即將成為過去，這些被“反面教員”這個蔑稱羞辱了20多年的右派分子們的經歷，確實從反面給歷史留下了一頁教材。今將我們這部分人的遭遇和感受披露出來，管中窺豹，可見一斑。

共歷陽謀，神魂顛倒

1957年，大約5月份，黨委副書記萬鈞傳達了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號召大家幫助黨整風，反對三害（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誠懇地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信誓旦旦地保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令人印象深刻；號召大鳴大放，貼大字報。

那段時期，同學們也貼了不少大字報，內容從要求考試緩期，到後勤管理等。最為大膽的一張大字報要算一張漫畫配打油詩，畫面是一位胖者身穿西服，坐在黑色鋥亮的小轎車裡，上半身伸出車窗，手托一盤餃子作恭請狀。因為這幅漫畫藝術上無懈可擊非常完美，形象又惟妙惟肖，所以使我幾十年不忘。它顯然是批評造船學院院長胡辛人的官僚主義的，意思是平常不來分部，只是過年來一次。後來知道，這張漫畫的作者，姓楊的同學為此也被打成了右派。

7月分開始了反右派鬥爭，各班停課學習和揭發批判。兩個星期下來，被公開批判的卻是寥寥無幾，分部有一位叫杜錫煥的同學最為有名，揭發他的大字報琳琅滿目。不過，所有針對他的大字報所能給人留下的印象，是生活散漫，思想落後，牢騷怪話多的一個學生。後來他以右派分子和壞分子的雙重身份被公安局帶走，送到安徽勞動教養去了。

1958年1月14日，交大突然宣布停課，進行“反右派補課”，就在這次只有短短兩周時間的“補課”里，一下子把近300個學生打成了右派！

一位來自浙江農村的金切專業學生團員範文，在班級鳴放會上說農民生活苦，因此而成了右派。高知家庭出身的機制學生施永佑因為“宣揚”資本主義（其胞姐在美國，家中有汽車等），加上“吹捧”大右派彭文應而成為極右分子。有的是本來說過就忘的玩笑話也成了罪名而影響一輩子。“蘇聯的手錶大如蔥油餅，鋼筆像手電筒”成了反蘇的右派言論。金相專業另一位學生被劃為右派的一條罪行是反蘇，緣於有人揭發他“看蘇聯電影時打瞌睡”。

有人言“我的頭髮像希特勒”也是右派罪狀。留英造船專家王公衡教授以“英國紳士式”的幽默而言“反革命分子害死人，右派分子氣死人”（不滿運動，討厭開會）慘遭批判。那位口出狂言“要是魯迅在世必定也是右派”的學生也成了右派。有一張批判右派的大字報揭露：某同學在寢室躺在床上，大腿翹二腿，陰陽怪氣地說：“成績是主要的。”被指是發泄對黨和社會主義的不滿情緒……筆者因為一篇《教條主義束縛着我們的思想》的小文章，被說成是“打着反對教條主義的幌子反對馬列主義”，文中“打倒教條主義，解放我們的思想”被認定為“反動口號”……

交大西遷問題上發表過比較激烈的反對意見的許多師生也都成了右派。本是對政府具體工作有不同意見的人因為趕上這場運動而變成了敵人。

學生當中，幾個人關係接近一點，就有“小集團”的危險了。船電專業的何國瑩、薛文蓉、趙長根等學生被打成“朝霞社”右派小集團，原來這個“朝霞社”只是開過的一個玩笑。

交大師生右派總數大約是330人，當時上海交大（包括上海造船學院和南洋工學院）學生總數是4000人左右，學生中右派占7%，教師右派約50人。

罰不當罪，言而無信

對剛剛劃上右派的學生來說，他們大多沒有經歷過以往的肅反運動和反胡風運動的洗禮。1958年6月18日，我們被從上課的教室里叫出來，收拾好行李到中院前面集合，有汽車等着，集中點名之後，就上了卡車，出交大北門向西而去。自此，我們永遠離開了交大。

後來我們才知道叫我們下鄉勞動。但具體的處分並未宣布。在幾個月之後，各人才陸陸續續知道了自己的處分結論：“保留學籍，勞動察看。”或是“開除學籍，監督勞動。”在下鄉勞動的近百名學生右派當中，多是前一種處分，開除學籍的有10餘人。更為嚴重是“開除學籍，勞動教養”，這一部分，已在此前或稍後三三兩兩地移送公安局加以處置，接受更為徹底的無產階級專政。情節最為輕微的那部分，戴上右派帽子以後留在學校繼續讀書，由於成了政治上的敵人，處於尷尬和受歧視的待遇是不足為奇的。

又一個晴天霹靂發生在下鄉勞動整整兩年之後，即1960年7月20日，交大派人到西郊突然宣布全部在農村勞動的右派到新疆去！他們天真的回校復學的幻想從此肥皂泡似地破滅了。交大校方置原處分於不顧，採取這個激烈措施的原因直到幾十年後的今天仍然是一個謎。

緊接着，在同年10月份，把幾乎全部原來留在學校而尚未畢業的學生右派，以及部分教師右派也遣送到了新疆，這是第二批。

西郊兩年，人當機器

1958年6月18日下鄉的100多右派中，除了學生以外，還有近20位教師，其中有馬列教研室的正副主任林楷、張惠以及王壽才、潘震昌、夏寅孫、張和豪、應凌翔、孫曾八、謝炳馨、陳乃鈞、黃澤、錢樂天、李德壽、朱有清、黃翼夫、杭繼壽、吳祖寧等。這些教師當中，有的原本就是共產黨員、老革命，而大多數是非常優秀的青年教師。

全部下鄉的人被安置在上海郊區的上海縣寶北鄉的幾個生產隊。除了右派，還有一部分下放幹部，他們兼有監管右派的職責，如孔伯民、胡純和佟家謙等。他們管理起右派來，寧左勿右，使得右派諸君在遭際上更是雪上加霜了。

戲劇性的事情倒也發生過，比如這位佟××。他原是馬列教員，管理右派總是用階級分析的眼光，左得出奇，本來只是生產上農作上的失誤，他可以上綱為“破壞”，不過沒有幾個月，他自己也被補劃成了右派，同大家在一個隊伍里勞動了。

右派被分散在各個生產隊，臨時騰出一些民房讓大家住下，從第二天開始參加到分配的生產小組裡，和老社員一起幹活，基本上過着日出而作，日沒而息的農家生活。但是僅僅過了幾個月之後，由於成立公社和形勢緊張的原因，把右派集中編制，以便於控制管理和干更多更重的活。

在整個兩年時間裡，他們沒有星期天和節假日，兩個春節都沒有回家與家人團聚。1960年的農曆歲末，正是三九嚴寒，生產隊為了給社員分魚，把水塘里的水抽乾，我們當中的謝炳馨老師，一人獨擋一面，在深沒大腿的池塘淤泥之中排水抓魚，泥水冰冷徹骨，達一個多小時，上岸時嘴唇烏紫，渾身篩糠似哆嗦。

人勝過機器，卻又不如機器，在公社成立之初，連續近1個月的白天重勞動和夜晚挑燈夜戰深翻土地，每天16小時以上的重勞動使人難以支撐。有人把發高燒臥病當作幸事，甚者有人產生很荒唐的念頭：自殘肢體以求得一時的歇息，我們困到站着撒尿都會打盹的地步。

1958年下半年，蔣介石給他們招惹了意外的麻煩。因為“反攻大陸”的言傳而使時局緊張了起來，記得有一個晚上，讓所有的右派集合起來聽訓話，四周有荷槍實彈的民兵站崗，並且當眾批鬥了一位陸姓右派學生，主要是他在私下裡說什麼“形勢緊張就要首先鎮壓內部的階級敵人”。那天晚上還抓走了3個右派學生，他們是內燃機車的周廣生、李德強和機制的白志誠，好像跟“出逃”有關。

斗轉星移，兩年過去，如前節所述，新疆在等待着他們。

犟頭倔腦，罪加一等

在全校歡慶反右鬥爭取得巨大勝利，數百名右派紛紛低頭認罪檢討的同時，竟出現了幾位公開不服、提出申辯的散兵剩勇。他們實屬鳳毛麟角，不成氣候，然而他們以自身人格的力量發出的正義之聲是多麼可貴。其中，繼船電二的黨員趙長根要根據黨章申訴之後，要數船制三的傅瑞榕了。

傅瑞榕，上海市人，1955年入交大船制系，是年19歲，在1958年定成右派以後，拒不接受黨委給予他的“保留學籍，勞動察看”的處分，又不承認自己的右派罪行，聲言“我沒有錯”。堅持說“中國科技落後，應該向外國學習；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外行應該向內行學習”不是右派言論。

為此，船制系黨總支又專門為他一個人，組織了一場由船制三年級6個班全體同學參加的“辯論會”，200多號義憤填膺的學生的口號聲一陣緊似一陣，把他的敢於挑戰群眾、蔑視黨的決議的囂張氣焰狠狠地壓了下去。就在這一天，1958年的7月8日，宣布了黨委對他的升了級的處分決定：“開除學籍，勞動教養。”宣布的聲音剛落，公安徐匯分局的囚車就把他押走了。

傅瑞榕在公安局被關押18天之後，拉到了橫濱路723號的教養所，關夠了1個月之後，於8月18日上火車統一送往甘肅省。同車一批的人很多，有復旦大學的教師右派，也有同濟大學的學生右派。他們被送到了甘肅省安西縣的昌馬水庫修水庫，挑土打壩。幹了半年之後被轉移到馬宗山煤礦挖煤，運煤。約過了兩年，到了1960年底，礦上已經餓死了一半的人。到了最後的3個月，活着的那一半人也全部停工了，都患着夜盲症，個個骨瘦如柴，只剩一口氣，實在幹不成活了。

1960年12月，又將他們全部從甘肅押解到新疆，緩解了吃的問題，從而得以告別了死神。傅在新疆繼續勞教期間，每月發給生活費15元，扣除13.5元的伙食費，還剩1.5元，生活的艱難是可以算得出來的。然而，與甘肅相比，好像已經是身處天堂了。到1979年改正，傅才被安排做教員的工作。

上書言事，監獄伺候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上書言事”是一大罪，重者施之極刑，十惡不赦，大凡上書言事者，沒有一個有好下場的。

殷興榮，江蘇無錫人，1955年中學就入了黨，1956年入交大船企專業，任學生會副主席，為人質樸耿直，努力學習，忘我工作，不多言談。萬萬沒有想到，在1958年初反右補課的收尾聲中，突然爆出冷門，赫然出現了關於殷興榮右派材料的大字報，主要羅列了他的一些所謂的“修正主義”觀點。因為情節輕微，他被分配到重慶大學。

學生會主席王德潤，這位船制四的東北漢子，也以類似的原因劃成了右派。殷於1967年在重大結婚成家，幾年裡育了3個兒女。大學裡教着書，小日子過得還可以，然而因為對反右運動的看法一直深埋心頭10多年，鬱悶難擋。文化大革命激發了他的天真的書生氣，使他跨出了可怕的一小步：從腹誹到上書。於是就發生了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寫信上書的事，為了能讓中央和毛本人可以收到信，他在信封上寫了“毛遠新收”，是想通過毛的侄子轉交，不可謂不深思熟慮，先後兩封信寄出的時間已經是1974年和1975年。

毛遠新收到後保存了第二封，當他垮台被抄家時把殷的信也抄了出來，由於是真名實姓，又有落款地址，所以毫不費力的直轉到重慶大學，信中的關鍵詞是“反右是解放後最大的一次歷史冤案”，遂於1977年4月5日以“反對黨的基本政策”為由，以現行反革命罪將其逮捕，同年6月21日在重慶大學公判，判了他有期徒刑5年，並押送到四川西昌附近的大涼山勞改農場服刑勞改，直到1979年4月4日平反提前出獄，在獄中待了整整2年。然而接踵而來的不幸是，妻子因為丈夫的入獄，跟人而去，家庭破碎了……

縱身跳樓，不為瓦全

機制二的學生施永佑，上海市人，高知家庭出身，父親是上海有名的建築師，早年留學美國，其姐定居在美國。施因“崇洋媚外，宣揚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以及“吹捧大右派孫大雨和彭文應”等罪名，1958年反右補課中被劃為右派，後來受“保留學籍，勞動察看”的處分。在郊區勞動的後期因患腎盂腎炎留在上海，沒有跟大夥一塊來新疆，留在上海期間沒有正式分配工作，至1966年文革爆發，作為右派分子在劫難逃。

一次，紅衛兵對其進行抄家，肆意侮辱人身，施當場憤然，3樓跳下，悲壯之舉義無返顧，結束了30歲的年輕生命。1979年交大進行右派改正，由他的一個姐姐代領了交大黨委發給的“右派改正書”。

除了施永佑之外，原交大教學行政科副科長梅煥洲，也是因為右派問題，在文革劫難當中，始則臥軌（未遂），後來跳樓而隕。

童信舫，交大物理教員，文革中在南疆阿克蘇被迫害致死，船內四的學生右派王濟一，分到阿克蘇農一師，也是非正常死亡。

範文難友，你在哪裡？

範文，金切四年級學生，班團支部書記，浙江農村人，膚色黃黑，有營養不良之狀況，質樸誠實，瘦小的個頭，顯然的一個弱者，沒有進攻性可言。剛下鄉，他和我分到同一個生產小組，於是朝夕相處，共同作息，我們處得很默契，出工互相提醒不要遲到，勞動上相互幫助，只是有一條心照不宣：各不提及自己的右派問題，以免引起新的麻煩。

可是，在過了不多的日子之後，範文打破沉默，向我述說，大意是他是在支部會上響應鳴放號召發的言，主要是談了農村的一些不如人意的實際情況，到後來，他用很平靜的口氣問我：“你說，我錯了嗎？言者無罪怎麼不算數呢？”聽了他這番話，我感到好親熱，這不就是我所想的嗎？

“我錯了嗎？”這麼一個簡單的問題，何嘗只是困擾着範文一個人呢，而是幾十萬右派共同的困惑，然而，解惑無門，只有自己默默忍受了。可是範文缺少“難得糊塗”，以誠對詭，他竟想以毀滅自己的方式去擺脫這份困惑，去結束一切，在一個秋日裡投河自盡，幸好被及時發現，由水性很好的湖南籍船制系助教黃翼夫救起，時已奄奄一息，眾人趕到時多震驚難受，無言以對。不料一位下放幹部，輕蔑地用腳踢了他，加上一句：“右派不老實！”

當天，天黑以前，範文被押送到了公安局，從此再也沒有回來。日復一日，在又一年之後，才有一點消息說，範文最終被公安局折騰到了上海精神病院。

作為難友，我一次又一次的想起範文，也曾經因為想我自己多難的母親而想到他的母親，一位貧苦無助的母親，在田間地頭，房前屋後日夜期盼着兒子的歸來。

監獄大門，隨時開着

下鄉剛剛滿3個月之後，就時來運轉，因我的勞動表現很好，就被生產隊選去當飼養員，福兮禍依，猝不及防的大禍從天而降。

某天，老社員飼養員讓我挑飼料回來順便把庫房的箢篼帶回來。因為沒有聽懂上海縣的很土的方言“箢篼”，問了一遍還是不得要領，礙於情面，不好意思問個沒完，於是就似懂非懂地走了。在庫房，我找不着既是餵豬的又是叫箢篼的東西，就嘗試性的把屋角的一個內裝糊狀物的斗缸帶回了，回來後我指着斗缸問老社員：“是不是這個？”老社員說，大錯了，這是農藥二二三！

不久，政治嗅覺很靈的下放幹部得知了這件事情，麻煩就來了。沒過幾天，我被帶到公社，那裡有一個大院子，裡面一圈房子，一位穿便衣的工作人員問過我的姓名之後，問我因什麼而來。我答：“有誤拿農藥的事，不知道有別的什麼原因。”他書寫完了之後讓我坐在一旁，我餓着肚子，一直等到夜幕降臨，天色黑透。

另一個工作人員就帶我上一輛停在微弱燈光下的吉普車。我順從地上了車，只見車上已經先於我在一旁坐着一位中年婦女，她的臉色慘白，雙手合在一起，手銬的金屬反光隱約可見。我並不知道要把我送到哪裡去，但卻預感到可怕的事情就要發生，頓時恐怖襲來，全身寒顫。

吉普車一出院門，就急馳在兩邊儘是田野的公路上。夜色很濃，偶爾有微弱的路燈燈光掠過，寒意一陣緊似一陣，腦子卻特別清新，在急速地思考着，想到了“形勢緊張就要首先鎮壓內部的階級敵人”的話，右派是階級敵人，我已想到了會不會是在今夜就遭到槍殺，莫非是去龍華刑場？於是想到了親人，想到了慈母的淚，想到自己的不白之冤，非常傷心，傷心代替了恐懼。由於身不由己只好讓一分一秒的時間去判決吧。

最恐怖的事沒有發生，我終於被帶到了一座監獄，大鐵門打開，被一把塞到裡面。這是一間不足12平方米的典型的牢房，高高在上的的電燈透着昏暗的燈光，房間中間偏里放着一個醒目無蓋的大便桶，其餘全部面積一律席地橫向躺着十七八條漢子，正像平鋪着的沙丁魚罐頭一樣。

整整被關了15天之後，我被叫了出來，說我可以回去了。一位戴眼鏡的長者讓我在一頁材料上簽了一個名。猛然間，我看到紙頁的右上角有“學生右派”4個字。長者讓我回去後把伙食費交來（連同借給我的返程公共車費），我一一答應，高興地步出大門，這才識得廬山真面目，原來這裡是“上海縣看守所”。

親戚余悲，他人無歌

秦基，電機系學生，曾經參加過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停戰歸國，考入交大，任小班班長，表現好，群眾威信高。主要是口無遮攔，平時言傳過一些朝鮮戰場的“內部消息”，經過運動的揭發，分析上綱，當然是很嚴重的了，“醜化……，美化……”這樣一來，立場就滑到右派了。1958年受勞動察看處分，分在上海縣寶北鄉，至第二年，在一次撈用來作豬飼料的水草作業當中，不幸溺水身亡。

黃小痕，上海市人，1956年入交大船制專業，1958年反右補課中劃上右派，同年到郊區勞動，1960年集體進疆，被分在兵團農五師（哈密地區）。10餘年當中，一直干着艱苦的勞動。1975年在開芒硝礦的山裡，因一位玩忽職守、無視人身安全的監督人員引爆炸藥而被炸身亡，現場慘不忍睹。1979年改正之時，黃小痕由他在上海的母親，替死在遙遠新疆的兒子去交大領回了“右派改正結論”，這位白髮蒼蒼的母親捧着兒子的“結論”，悲愴萬分，哭暈倒地。

尤光演，是1960年第二批交大遣送來新疆的在校右派學生，分在烏魯木齊大修廠，1969年挖地道時在最危險的崗位井口下，因纜繩斷掉被砸身亡，當時留下妻子和3個兒女，最小的孩子還不會走路。

求生之路，竟是“叛國”

王宇倫，江蘇南京人，船制609班學生，1958年反右補課中劃上右派時才18歲，和大多數學生右派有着相同的經歷。受“保留學籍，勞動察看”處分後下鄉勞動，1960年集體遣送來新疆，分在兵團農一師。該師地處南疆阿克蘇地區，這個地區居天山南麓，遠在烏魯木齊西南約800公里，當年路況很差，交通極為不便，該地區西北與現今的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坦共和國相鄰，直線距離不過100公里。

1967年，想不到我們的校友王宇倫和另外一個來自安徽的韓姓右派一道出走蘇聯。走失的當天，連隊領導展開調查，並對平時跟王很好的一位進行吊打逼供，第二天就派出幾隊人馬，騎上馬沿路和上山搜捕。不出3天，王韓兩人被捉了回來。原來，他們不敢走公路，只好走山路，其時，正躲在山洞裡，王出來找飲水恰被發現。

後來他以“叛國罪”判處徒刑14年，在監獄裡整整度過了12年之後，於1979年隨右派問題的改正才得到了自由。

牧馬天山，四十不立

張犀，上海市人，內燃機車61班學生，1958年元月交大反右派補課中劃為右派，由於“情節嚴重，態度惡劣”而受到“開除學籍，勞動教養”的嚴厲處分。1958年下鄉，1960年集體進疆。照理說，勞動教養的處分是由公安局執行的，但是由於交大學生當中列入這類勞動教養處分的人多，公安局不勝消化，只好將其中的一部分由交大自己“教養”，於是就放到下鄉之列。除了張犀，還有席與漢（熱機車），范聖民（船制四）等。

張犀情節嚴重，是因為他的右派言論連雞毛蒜皮在內一共有20多條，但是真正有質量和有分量的卻沒有一條；而“態度惡劣”，那是因為他死抱住兩條，一是不揭發別人，二是死不承認，倒有點不屑戚戚小人輩的君子風度，所謂“不上狗咬狗的當”。

張犀和另外幾位如黃小痕、徐才麟等來疆後被分在條件最為艱苦的地點之一，兵團農五師，主要是放馬牧羊，開採芒硝礦以及小型土煤礦。張犀在挖了兩年芒硝礦之後，從1962年開始就分到靠近蒙古的新疆巴里坤牧場牧馬到1973年，過了整整11年的游牧生活。

當文革席捲全國大陸之時，張犀不堪忍受，逃回上海一年多，1970年被捉起來關在“學習班”達一年半之久。1973年分派到小煤礦挖媒達5年之久，漫長艱苦的改造生涯共21年過去，從1958年劃為右派開除學籍時的一個剛滿20歲的青年，到了1979年改正時已過了不惑之年的42歲的張犀，其時既沒有成家也沒有立業，單身一人的全部家當就是一個由羊毛氈子裹着的鋪蓋卷。張犀，可稱是一個真正的牧馬人。

正本清源，是時候了！

反右運動的後果是嚴重的，歷史教訓是很深刻的，無論是中國當代史上還是中共黨史上，它都是沉重的一頁。上海交大百年的校史上也有這沉重的一頁。

對這個歷史運動的研究還是很不夠的，比如運動發生的根源、主體和責任、後果和影響、今後的防範等等，官方的研究更是空缺。數十年來，連一本（或者一篇）反右運動的正史都沒有見到，這是不是正常呢？至於對依然是現實的問題，更是諱莫如深，比如責任者的道歉和賠償問題。

“欠債還錢，天經地義。”右派因為受到錯罰而被剋扣的工資，都還沒有補，該不該補？幾十萬人受了冤枉，數量太大，精神賠償，不要錢的道歉可不可以？

此外，也希望交大對反右的資料加以整理，不要從校史上一筆抹去。300多名師生右派如今的歸宿如何，應當逐個調查核實，特別是因為當年的直接原因而死亡或失蹤的人（如秦基、範文等），更應承擔善後，對人家家庭進行撫慰和撫恤。當年以階級鬥爭為綱，如今以人為本，自當把曾經喪失的人性和良知召回來。正本清源。是時候了！

轉自《振鷺於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