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真相往往十分複雜弔詭。在過去50多年裡中共發動的政治運動中,黨內許多人成為受害者之前往往扮演過迫害者的角色;在意識形態上受害者和迫害者之間也並無明顯區別;許多受害者及其家屬在被迫害致死的前一刻或平反後仍然認同迫害他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甚至對施害者表示效忠。例如,羅瑞卿、鄧拓和“文革”初期大量被迫自殺者臨死前都不約而同地高呼“永別了,要叫孩子們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我們的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3],或者“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之類的口號[4]。劉少奇被迫害致死十餘年後終獲正式平反,他的遺孀王光美竟然對評劇藝術家新鳳霞如此表白:“鳳霞,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以致於純樸真誠的新鳳霞十分鄙視地說:“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還說這樣的話,你說壞不壞?”[5]
劉少奇被迫害致死並不是因為他抵制“文革”。事實上,無論是他與當時一線中央的領導制定的“文革”方案,還是他決定派遣工作組指導運動,都事先得到毛的同意和批准。劉的悲劇之根源在於,猜疑成性的毛澤東認定劉是自己身邊的“赫魯曉夫”,會嚴重威脅自己的權位,故而絞盡腦汁務必除之而後快。劉少奇無疑是一個“文革”的受害者,但他同時也是這一罪惡歷史的製造者之一。如果不聲討清算“文革”的歷史罪惡,不去發掘“文革”發生的制度根源,那麼一代人的犧牲、包括劉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內,便成了中國歷史上毫無意義的一頁,中國人也無法徹底告別“文革”時代。筆者想強調的是,追究“文革”的歷史責任、清算政治罪惡,不僅是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且是為了埋葬一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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