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認為兩個現象有關係不過是人類的一種感覺，毫無規律可言，都不過是過往經驗的總結罷了，無法必然的推演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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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國人喜歡用“西方國家”來涵蓋所有的歐美國家。這其中，就包括英國和法國，仿佛他們從來是個整體。
但實際上，法國人和英國人在諸多方面，都很不一樣。
高曉松就曾經不無戲謔的說過，如果你在巴黎街頭問法國人會不會英語，會沒人搭理。
從某個角度來說，法國人和英國人是死對頭。尤其在思想傳統上，法國和英國可以說代表了西方社會完全不同的兩個方向、兩個維度。
英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首相之一，撒切爾夫人就曾經不無自豪的說過這麼一段話：“人類所有的災難都來自歐洲大陸，而所有的解決方案都來自說英語的國家。”
我們必須承認，撒切爾夫人沒有吹牛。
摧毀一切社會秩序的法國革命，肆虐歐洲的拿破崙，以及兩次世界大戰......這些人類歷史上空前的“人禍”不幸都源自歐洲大陸，而警示和結束這些悲劇的，碰巧都是說英語的英國和美國。
波普爾、哈耶克、柏克，幾乎所有傑出的政治哲學大師都告訴我們：法國和英國的思想傳統是極為不同的。就如同橫亙在兩國之間的英吉利海峽，讓法國人和英國人永遠在隔海相望，卻無法真正融合，直至今日。
你只有洞見了這些深刻的不同，歷史在你面前的展示，恐怕才不會出人意料。
2
法國人浪漫，英國人紳士。
這種標籤雖然粗暴，但也折射出了兩國人在性格和思維方式上的差異：法國人因感性而浪漫，英國人因理性而紳士。
法國人容易一時興起，英國人則偏好深思熟慮。
而這個差異，在法國大革命中得到了最為集中的展示。
保守主義鼻祖，愛爾蘭人埃德蒙·柏克曾經以英國代言人的身份好好教訓了一番魯莽的法國革命者。
他在《法國革命論》中將法國大革命描述為“世界上迄今為止所曾發生過的最為驚人的事件”，他說：“在這場輕率而又殘暴的奇異的混亂中，一切事物似乎都脫離了自然，各式各樣的罪行和各式各樣的愚蠢都攪在了一起。”
柏克將法國革命導致社會混亂的原因，歸結為法國啟蒙主義者對抽象原則的堅持，使得自身本就岌岌可危的自由傳統和組織資源，在這場摧毀一切舊秩序的革命當中消失殆盡。
而與此對應，柏克在闡述英國傳統和英國革命時，他強調了英格蘭人民的自由是“得自祖先的一項遺產”，是繼承而來，而非如法國啟蒙主義者所言，自由是抽象原則的產物。
英國的自由傳統和權利是自《大憲章》以來英國社會一貫的聲明和肯定。所以，英國的光榮革命是從法統中來，而非抽象哲學那種虛無縹緲的毫無現實根基的概念，從而避免了暴力的肆虐和人性的淪喪。
柏克說：“這種人（法國革命者）對自己的人權理論是如此之感興趣，以致於他們已經全然忘記了人性。”
而法國革命者所詬病的各種利益衝突和舊憲法，在柏克看來是“對一切魯莽的決策設置了一道有益的屏障”。
這些相互對立和衝突的利益，恰恰造成了整個社會“深思熟慮和節制”的氣質，從而使得“為所欲為、不顧一切運用權力永遠成為行不通的事”。
柏克甚至預言道，法國日後必須要有更專制的強權，才能收拾這混亂無序的局面。似乎是為了印證天才的愛爾蘭人，若干年後，拿破崙·波拿巴閃亮登場。
然而，這些睿智的洞察和驚人的預見，卻未能阻止法蘭西從此懸崖勒馬，而英格蘭也似乎無須柏克擔憂，在這場肆虐整個歐洲的禍端中，英格蘭毫髮無損。而這恐怕都源於兩國截然不同的思想傳統。
3 將這兩種思想傳統總結的最為精確的，我認為非哈耶克莫屬。
哈耶克將這兩種不同的思想傳統總結為“法國式自由主義”和“英國式自由主義”。
前者沿襲歐陸理性主義的特點，崇尚理性和對整個社會的建構；後者則脫胎自英國經驗主義，重視經驗和強調人類理性的局限。
在法國人看來，人是理性的，完全可以通過提升理性，用“正確的理性”主宰、創建整個世界的制度、文化，達到完美的境界。而一切非理性的產物，比如宗教，都是落後的，一切含有偏見的、不公平的制度和意識，都可以通過理性加以修正。
如同斯賓諾莎的名言：“所謂自由人，即只遵循理性指引生活的人”，這可能是給法國式自由主義者最好的畫像。
而英國人則不這麼看，他們要悲觀的多。英國人對自身的理性並沒有那麼篤定的信念，甚至認為理性根本沒意義，人們認為兩個現象有關係不過是人類的一種感覺，毫無規律可言，都不過是過往經驗的總結罷了，無法必然的推演到未來。
如同休謨那句打醒世人的發問：“你怎麼知道明天的太陽會照樣升起？”
是的，法國人不知道，他們不知道人類的理性是有局限的，就憑這有局限的理性，是不可能建構起整個社會的制度和文化，那不過是關於烏托邦的臆想，用哈耶克的話說，這就是“理性的自負”。
法國人的認識在這裡有了一個巨大的缺口，這也是導致法蘭西民族在近代折騰不止，長期無法步入正軌的深刻原因。
4
17世紀以前的歐洲人認為天鵝都是白色的，直到他們在澳大利亞發現了黑天鵝。“黑天鵝事件”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一切盡在掌握”就是個廣告詞，不過是人類的一廂情願和自我欺騙。
2016有一個“黑天鵝事件”和我們今天談論的話題有關，那就是英國脫歐。
不過老實說，這個事件在我看來並非那麼“黑”，因為英國和歐洲大陸本就大不同。不只是今天英國人選擇了脫歐，實際在英國人和歐洲人在1990年結合之時，英國國內也是爭議不斷。如果不是保守黨內部的政治博弈，堅定反對歐洲一體化的撒切爾夫人估計也不會被迫辭職，英國可能都不會加入歐盟，也不會有如今脫歐這個戲碼了。
如同26年後的今天，英國人出人意料的、堅定的選擇了脫歐，原因可能正如撒切爾夫人在2003年所說：“人們未來會看得比較清楚，建立歐盟這樣一個超國家機構可能是現代歷史中首屈一指的既不必要也不理智的行為。英國這樣一個既擁有傳統實力，又負有全球使命的強國，曾經成為歐盟的一部分這件事將是英國能犯的最大量級的政治錯誤。”
英國人當然也會犯錯，在這點上他們並不出眾。英國人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們最早認識到了人類永存的局限，認識到了人類並非無所不能，這個智慧的認知保證了他們總能領先一步、及時糾錯，順帶拯救整個歐洲。
雖然法國人不服氣，但這是事實，由不得他不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