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因習畫重讀王國維先生《人間詞話》，勾起了我對往昔歲月的回憶。時光攸忽，移民多年，洋文沒到位，中國書也讀得少了。雖然一直寫中文，但完完全全是在“吃老本”，既無最新前沿文化的補充，又沒有重溫及續讀原來熟悉的一些典籍。那浸潤於純學術的環境中，聆聽師友們談古論今的快樂，竟是一去不復返了。前塵往事之學界逸聞變得依稀模糊，內心深處的失落與隱痛是遷居新舍、安居樂業所難以補償的。

本文要介紹的王高明（仲聞）先生，除了中國古典詞學研究者之外，恐怕少有人知，即使古狗，亦是難覓其跡的。想來是因為其父聲名太盛，光芒之下，子女於專門學科的卓越成就被學科外的世人所忽視了。當然，仲聞先生所處的年代也是造成其籍沒無名於當世的原因。

記得當年一進書局的大門，上崗培訓時，老一代的編輯們喜歡曆數書局歷史上的名流大儒，津津樂道於他們耳聞目睹的種種往事。這是書局的傳統之一，由老編輯帶研究生一樣地帶新分來的年輕編輯，在介紹書局的歷史中，強化質量第一、嚴肅求實的學風。他們最緬懷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金燦然先生執掌書局、領袖群倫的黃金歲月。

據說那時節的書局，堪稱牛鬼蛇神大本營，全是金先生本着“人棄我取”的原則，在學術界密雲不雨的大氣候下，冒着受牽連下牢獄的風險，以各種名義，從全國各地聘請到若干古典文獻整理專家，為他們提供了一方小小的避風港，使其能夠讀古書，做學問，不問世事，不憂成果，長年經營，精益求精。由是打造了迄今書局最王牌的多系列文史古籍校勘圖書，也搶救了一批在各專門領域享譽中外的名學者。王國維先生的二公子王仲聞先生正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例。 關於王仲聞先生的回憶文字，主要見於已故沈玉成先生《自稱“宋朝人”的王仲聞先生》一文（收入中華書局七十五周年紀念文集《回憶中華書局》中），後來書局的同事劉石先生亦寫有一篇文字《一位不應忘卻的學者》，發表於中華讀書報，主要依據是沈先生的文字及中華前輩學人的口頭介紹。

現在，我根據沈劉兩位先生的文章及我所聽到的老編輯講述的故事，向大家簡介王先生的身世及主要成就如下： 王仲聞（1901—1969），名高明，號幼安、學初，以字行，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次子。幼受父親薰陶，喜愛古典文學。據說因他幼年頑皮（一說因家貧無力供其上大學），被其父認定沒出息。所以中學一畢業，就被送入號稱“鐵飯碗”的郵局，曾任職於中統控制的郵檢部門。49年之後，因這段歷史被打成特嫌，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被迫退職，一度連生計都成了問題。但他身處逆境，治學不倦，整理多年研究心得，陸續出版了《南唐二主詞校訂》、《詩人玉屑》(校勘)、《渚山堂詞話·詞品》(點校)、《蕙風詞話·人間詞話》(校訂)等，引起學術界注意。時任中華總編輯的金燦然先生求才若渴，專務“人棄我取”，將仲聞先生收入帳下，但在當時政治氣候下，卻難入編制，只好以臨時工的名義，行編輯圖書之實。1965年，他編輯校訂的《全宋詞》出版，其收羅之完備，考證之縝密，為世公認。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再被解僱，復遭猛烈衝擊，1969年含冤自盡。

王先生最有成就的作品是編輯修訂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詞〉。由於古籍記載中的宋人詞作，模糊的、錯誤的地方極多，一首詞作常有幾個詞人爭奪所有權，張冠李戴、冒名頂替、同名同姓等現象的存在，猶如一團團濃重的迷霧。據說王先生極為認真，長年泡在北圖古籍部，遍覽史籍，考訂辯證，傾其四年的全部心力，使原書增加約三分之一新內容，訂正若干錯訛，使全書上了一個新台階。對此，唐圭璋先生十分感佩，請求出版時一定要加上王先生的名字，這是書局歷史上由作者請求編輯連署名字的佳話。不過，也有另一種說法，認為這原是金燦然先生的主意，由他和文學室主任徐調孚先生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提出採用“唐圭璋編，王仲聞訂補”的署名方式，而唐先生欣然同意。究竟是怎樣的情形，這段學術往事因當事人多已作古，恐怕是難以求證了。 不管此事由誰主動，結果卻因當時的文化部規定幾類人的名字不得見於社會主義出版物中，導致王先生幾十年的學術積累和足足四年的艱苦心血被一筆抹殺，未能得到社會承認。更令人扼腕嘆息的是，王先生在訂補《全宋詞》的過程中寫下有關詞人生平、作品真偽、歸屬、版本源流、詞牌考訂的文字二十多萬字，名之曰《讀詞識小》。據稱錢鍾書讀後，曾稱之為一部奇書，並自愧不如。此書同樣因政治原因未能出版，以後竟不知蹤影。

沈先生在其回憶文章中寫道：“我要憑良心說，其（指〈讀詞識小〉）材料的豐富、見解的深刻、結論的精確，在在都無愧於第一流的著作，無怪乎錢先生這樣淵博的學者也要譽為“奇書”。聽說“文革”中不乏這樣的事，一位學者死了，遺稿不知下落，過些時候又赫然問世，不過署名卻是另一個人。我倒真希望這部《讀詞識小》當時為一個雅賊挾之而去，今後不管用什麼名義和形式發表，我都決不置一辭，因為讓它留在人間總比歸於天上要好。”

中華的老編輯們說，王仲聞先生精熟唐宋文獻，尤長於詞學，他常以“宋人”自詡，這是因為他覺得搞古籍整理，除了要儘可能占有全面的史料史實，還應從當時人的思維行事出發，方可入情入理，考訂合乎邏輯。仲聞先生也確實當得起這一稱號，據稱他博聞強記，熟悉古籍及文物、典章、制度、風俗等等，每有所問，對答如流，無需現查書翻資料，一切瞭如指掌，有如生活在宋朝一樣。 王先生還是清編〈全唐詩〉的第一個整理者，他負責全稿的審訂，做了大量的工作，其它中華版文學類圖書中，不少部帙和難度都很大的書都經過王仲聞先生的加工，甚至由他直接承擔整理，如《元詩選》、《古典文學資料匯編》各卷。他的《李清照集校注》 ，被學界譽為“古籍整理典範”。可惜，仲聞先生的多數校注著作都沒有得到署名或署了其它名字，如王學初、王幼安、王全等，以致於王仲聞的名字幾乎被世人忘卻。

仲聞先生曾在解放初將王國維先生的珍貴遺墨一百餘件捐給了北圖，其中包括著名的〈人間詞話〉手稿原件及觀堂先生被昆明湖水浸染過的的遺書絕筆。捐書時的仲聞先生，恐怕沒有想到有一天他會步其父之後塵，走上了自盡的道路吧。 

今天的學人，自然有了更為優越安定的研究環境，但急功近利之風卻越演越烈，能捨得花四年時間精力傾注於一本書的編輯校訂，無論是書局領導，還是普通編輯，怕是都不可能了。往昔雅談，而今已成絕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