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之“弟子”

顾晓阳

危高来，海淀魏公村人也。幼习小提琴，天赋称佳，而所师者不得其人，基本功未固，辄教拉《花儿与少年》。不数回，已能婉转而下，兴飞扬处，且羼花音以入，闻者称艳，师亦颔首，高来颇自喜。後谒名师请教，一阕才半，名师蹙眉止之，曰：“手已坏，不可教。”逐之使去。遂废不再习。

初中三年级，文革起，废学。高来出身不红不黑，自诩为“逍遥派”。居家中无所事事，遂重操琴，所奏曲目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找到了红旗找到了党”、《白毛女》“扎红头绳”等，盘旋反复，娴熟至油滑境，兴飞扬处，以弓击弦，指拨掌拍，同学赞其为“打击乐队”。又遍寻焚後所余古今名著，如饥啖食，漏夜苦读。其书皆为同学间接续传阅，限时甚急，故所读大率皆“内容提要”及书首尾而已，俨若“孔明读书，观其大概”。方妙年，精神健旺，记忆特强，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司汤达狄更斯等，琅琅在口，诵如家人名。

一九六八年底，上山下乡运动发轫。高来以病留京不去。自“抄家物资”中廉价购七十八转留声机一台，满城搜罗欧洲古典音乐唱片，浸淫其中，陶然欲醉。七三年，某文工团招演奏员，高来应聘，一曲《红太阳的光辉把炉台照亮》，为文工团指挥所激赏，遂纳之。指挥徐姓，四五年参加新四军，为宣传队员，部队行旅中，敲打竹板以励士气者也，故虽为音乐指挥而不识五线谱。高来称其为“打挂达板儿的”，甚鄙之。

後以临时工久不“转正”，又与徐指挥不叶，去职。学驾驶，驾解放牌卡车，运送渣土煤炭。文革终，“学部”易名为“社科院”，调入办公厅车队，为轿车司机。

高来常为钱钟书出车，久之稔熟，不拘礼，无聊赖时吹口哨以自遣。偶啸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钟书在後座，闻而奇之，问曰：“你吹的什么？”高来答之。又问：“你喜欢古典音乐？”高来乃侃侃而谈，自老柴老贝至马勒德彪西瓦格纳，无不有所弹赞。钟书叹赏有加，以为浩劫过後，礼乐崩坏，斯文扫地，“文革一代”皆不学无术者也；而高来追慕风雅，谈吐不俗，殊为难得。高来得先生褒扬，大喜。

不数日，撰杂文一篇，名《钓鱼台外的变迁》，略谓：钓鱼台乃国宾馆，亦曾为“中央文革”驻地，墙外绿树成行，环境幽静，散步道上，为人们所喜爱。某年至某年，墙外忽拉起铁丝网，拒人于千里之外；某年至某年，又把铁丝网撤去，恢复原状。一拉一撤，反映了党与人民的关系。拉铁丝网时代正是四人帮横行，党与人民疏远了；粉碎四人帮後又撤去，党和人民重新贴近。

于是谨奉钟书先生求赐教。钟书阅毕，曰：“写得不错，很深刻。”思高来为可造之才，乃谓之曰：“视尔为好学小子，未知有留学之愿否？迩来西德一大学校长访华，与我识之。若欲留学，我为尔荐之可也。”高来大惊喜，亟示愿从命。

居无何，西德之大学校长复钟书信，言可为高来安置入学，先习德语，再修学位，并授职教授中文，所得庶几可抵其支用。钟书遂命高来备齐个人资料，寄至西德大学。二阅月间，已发录取通知书矣。

时当七九年，国门乍启，国人视西方为黄金匝地之乐土，一人出洋而万人艳羡。至所谓自费留学者，几为闻所未闻。且公民申请个人护照，需先获单位同意，持证明信至公安局，始受理，手续至为繁难。故高来留学事一出，如旋风之掠池水，波澜兴焉。谣诼蜂起，流言鼎沸，妒恨者不知凡几。或谓社科院乃全国精英荟萃之所，即後生学子亦有研究生可千人，高来一司机耳，学不过初中，何能而留洋？又谓高来有私于钱先生，其中玄妙殆不可言云云。亦有人投书社科院领导，欲挠之。副院长梅益接投书，遂致电钟书，询其中原委。钟书释之。益又以“群众反应”告之，钟书不悦，掷话筒，弗与言。而高来请人事局开证明信，弗拒，亦弗予，托故迁延。

高来妻亚敏，兄姊三人，其父为工程师，只身赴美国留学，竟不归，弃妻子于北京。母终身未再嫁，含辛茹苦，独养子女以长成。亚敏为遗腹子，曾未一窥父面，其痛尤深。故亚敏闻高来欲留学，亦颇有忌惮，常揩涕劝之。

高来徨徊无计，意颇沮，唯扼腕喟叹不已。

後开学日既过，事遂寝。

顷之，车队调整工作，使高来驾大轿车，送接幼儿园男女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