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之“弟子”

顧曉陽

危高來，海淀魏公村人也。幼習小提琴，天賦稱佳，而所師者不得其人，基本功未固，輒教拉《花兒與少年》。不數回，已能婉轉而下，興飛揚處，且羼花音以入，聞者稱艷，師亦頷首，高來頗自喜。後謁名師請教，一闋才半，名師蹙眉止之，曰：“手已壞，不可教。”逐之使去。遂廢不再習。

初中三年級，文革起，廢學。高來出身不紅不黑，自詡為“逍遙派”。居家中無所事事，遂重操琴，所奏曲目為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找到了紅旗找到了黨”、《白毛女》“扎紅頭繩”等，盤旋反覆，嫻熟至油滑境，興飛揚處，以弓擊弦，指撥掌拍，同學贊其為“打擊樂隊”。又遍尋焚後所余古今名著，如飢啖食，漏夜苦讀。其書皆為同學間接續傳閱，限時甚急，故所讀大率皆“內容提要”及書首尾而已，儼若“孔明讀書，觀其大概”。方妙年，精神健旺，記憶特強，果戈理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司湯達狄更斯等，琅琅在口，誦如家人名。

一九六八年底，上山下鄉運動發軔。高來以病留京不去。自“抄家物資”中廉價購七十八轉留聲機一台，滿城搜羅歐洲古典音樂唱片，浸淫其中，陶然欲醉。七三年，某文工團招演奏員，高來應聘，一曲《紅太陽的光輝把爐台照亮》，為文工團指揮所激賞，遂納之。指揮徐姓，四五年參加新四軍，為宣傳隊員，部隊行旅中，敲打竹板以勵士氣者也，故雖為音樂指揮而不識五線譜。高來稱其為“打掛達板兒的”，甚鄙之。

後以臨時工久不“轉正”，又與徐指揮不葉，去職。學駕駛，駕解放牌卡車，運送渣土煤炭。文革終，“學部”易名為“社科院”，調入辦公廳車隊，為轎車司機。

高來常為錢鍾書出車，久之稔熟，不拘禮，無聊賴時吹口哨以自遣。偶嘯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協奏曲，鍾書在後座，聞而奇之，問曰：“你吹的什麼？”高來答之。又問：“你喜歡古典音樂？”高來乃侃侃而談，自老柴老貝至馬勒德彪西瓦格納，無不有所彈贊。鍾書嘆賞有加，以為浩劫過後，禮樂崩壞，斯文掃地，“文革一代”皆不學無術者也；而高來追慕風雅，談吐不俗，殊為難得。高來得先生褒揚，大喜。

不數日，撰雜文一篇，名《釣魚臺外的變遷》，略謂：釣魚臺乃國賓館，亦曾為“中央文革”駐地，牆外綠樹成行，環境幽靜，散步道上，為人們所喜愛。某年至某年，牆外忽拉起鐵絲網，拒人於千里之外；某年至某年，又把鐵絲網撤去，恢復原狀。一拉一撤，反映了黨與人民的關係。拉鐵絲網時代正是四人幫橫行，黨與人民疏遠了；粉碎四人幫後又撤去，黨和人民重新貼近。

於是謹奉鍾書先生求賜教。鍾書閱畢，曰：“寫得不錯，很深刻。”思高來為可造之才，乃謂之曰：“視爾為好學小子，未知有留學之願否？邇來西德一大學校長訪華，與我識之。若欲留學，我為爾薦之可也。”高來大驚喜，亟示願從命。

居無何，西德之大學校長復鍾書信，言可為高來安置入學，先習德語，再修學位，並授職教授中文，所得庶幾可抵其支用。鍾書遂命高來備齊個人資料，寄至西德大學。二閱月間，已發錄取通知書矣。

時當七九年，國門乍啟，國人視西方為黃金匝地之樂土，一人出洋而萬人艷羨。至所謂自費留學者，幾為聞所未聞。且公民申請個人護照，需先獲單位同意，持證明信至公安局，始受理，手續至為繁難。故高來留學事一出，如旋風之掠池水，波瀾興焉。謠諑蜂起，流言鼎沸，妒恨者不知凡幾。或謂社科院乃全國精英薈萃之所，即後生學子亦有研究生可千人，高來一司機耳，學不過初中，何能而留洋？又謂高來有私於錢先生，其中玄妙殆不可言云云。亦有人投書社科院領導，欲撓之。副院長梅益接投書，遂致電鐘書，詢其中原委。鍾書釋之。益又以“群眾反應”告之，鍾書不悅，擲話筒，弗與言。而高來請人事局開證明信，弗拒，亦弗予，託故遷延。

高來妻亞敏，兄姊三人，其父為工程師，隻身赴美國留學，竟不歸，棄妻子於北京。母終身未再嫁，含辛茹苦，獨養子女以長成。亞敏為遺腹子，曾未一窺父面，其痛尤深。故亞敏聞高來欲留學，亦頗有忌憚，常揩涕勸之。

高來徨徊無計，意頗沮，唯扼腕喟嘆不已。

後開學日既過，事遂寢。

頃之，車隊調整工作，使高來駕大轎車，送接幼兒園男女兒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