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學英語老師，在課堂上認出，其中的一個學生，是她30年前大學同學的兒子。

――題記――

我的語言天份很差，來美國快30年了，說來慚愧，英語往往還比不上那些來了沒幾年的小朋友。曾有一次，華爾街一本叢書向我約稿，總編輯對我的書寫風格很不欣賞，幾次之後，我想算了，反正也不用靠這論文升教授。公司老闆不想失掉這個做廣告的好機會，就派了一位耶魯（Yale ）畢業的MBA 來幫我寫，果然就通過了。以後換工作面談時，招聘人員叫我用這篇文章作個一小時的講座，我的開場白就是這個典故。我說，如果公式、數字、分析有問題，請問我。如果英文有問題，請問Peter（即那MBA）。

我儘管英語不好，卻曾經有過兩個優秀的英語老師。第一個老師就是我媽媽，她文革前在一所重點中學掌管高三英語，該校在文革前平均升學率達到70%，媽媽功不可沒。文革開始後，她已無用武之地了。 曾有一次，插隊落戶的姐姐輪到幾天代課的好差使，教高一英語，媽媽當時被發配教初二，結果每天晚上高一老師虛心向初二老師討教，堪稱我家一景。我向媽媽討教，是上大學以後的事了。有一次我問“Tall”和“High”什麼區別，媽媽說底部直徑大於高度為“High”，反之為“Tall”。我不同意，泰山廬山高聳入雲，不是也說High嗎。媽媽解釋說，這兩座山也就一千多米，沿着山腳繞一圈，何止幾公里，才八千多米的珠穆朗瑪峰就更不用說了。還有一次說到“er" 後綴，我問道，為什麼拖拉機Tractor是"or"。媽媽說，這類以"or"為後綴的詞，大部分是法語過來的。看到我們眼睛瞪得象電燈泡，媽媽得意地說，所以英語專業要學詞源學。

由於文革，我沒讀過初中和高中，除了小時候因為個人興趣讀過些科普讀物，真是什麼都不懂。我漸漸的到了該學點東西的年紀了。文革結束還遙遙無期，爸爸早 已去世，媽媽一人挑起了教育子女的重擔。別的她幫不上忙，就叫我學點英語，她真是很想把那些本事多少傳授一些給我們。我當場就回絕了。 倒不是我怕吃苦，學習不是請客吃飯我當然知道。 我是個實用主義者，我認為學習目的不外有二，一為興趣，二為謀生， 或兩者兼而有之。我語言天份極差，所以興趣是不會有的。至於謀生嗎，我問媽媽， 你看我家的人會去外事部門嗎？媽媽說起英語來不用打草稿，這時說中文都有點結結巴巴了。

1977年高考，我考了很好的成績，但因為爸爸尚未平反昭雪，未被錄取。1978年只好含淚再考。78年考英語，但作為參考分，我們是很晚才知道的。我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學習，對一般人已很不易，對一個66屆小學生來說，我只能引用一句美國人的二戰名言，" We are doing the impossible"。 這時再插進英語，媽媽也知道已不可能。但老人家又不甘心將這可能決定我命運的參考分徹底放棄， 於是就準備了六七張紙的濃縮筆記，希望我考試前一星期每天能抽一小時看一下， 另外還準備了一些卡片，讓我在上班中午吃飯時背些單詞，她說有個二三十分也是好的。

最後一星期到了，媽媽看出我是抽不出這每天一小時了，就再次濃縮，大約是兩三張紙吧，然後幾乎是求我抽時間把它看一下。與此同時，她還給我講述了一些閱卷規則和考試訣竅。媽媽反覆強調，句子中最重要的是動詞。假如中翻英，“我是一個工人" (I am a worker)，4分。這個“是” 最為重要，一般為2分。剩下的2分，“我”又比“工人”重要一些。“工人”即使全錯，甚至用中文充數，也最多扣1分。如果錯的不是太離譜，比如漏了"er"，還是會有些分。所以我就“急用先學”，最後兩天花了很多時間背那些助動詞，am，is，are，were，was，do，does，did，have,  has，had ，…… 我的試卷肯定是慘不忍睹，但我敢保證在簡單句中這些助動詞一個都沒錯。我還依稀記得考卷中有“水庫”一詞，我竟然厚着臉皮把“Water Store”給填了進去。

我英語得了42分，是好是壞，只有過來人才能知道。 有個數字可供讀者參考，那年優秀考生可去歐洲公費留學，外語要求是35分左右。說“左右”，就是說特殊情況還可通融。進了大學，英語分AB兩班，42已是A班了。 儘管在班上這成績已算亮麗，但我馬上就看到了差距。 同寢室的徐惠國同學是41，在英語課上，我和他根本不是一個量級的。他的41靠的是真才實學，而我這42靠的是前輩高人的絕世武功。

教英語的是蔣麗華老師。儘管她是個講師，但對我來說，和教授副教授並無太大區別。我寧可碰到一個這樣的好講師，而不要碰到個架子十足的正教授。以我這英語水平，當然沒資格說蔣老師課上得怎麼樣。但是這40多人，水平高至66屆高三中的佼佼者，下至我這種“42”，要讓大家都能真正學到東西談何容易。在課堂上，我的英語水平實際上屬於中等，但我比較會考試，再加上媽媽這“武林高手”，考試成績總是比實際水平要高一些，總算全是優。因為在當時的教育體制下，我們這樣的學校與出國絕對無緣，所以我這中等生考試得優就心滿意足了，絕無向中上努力的意願。

當時的英語課本已經基本沒有文革氣息，甚至比文革前姐姐的英文課本都更為務實一些。課文中經常出現一些歷史事件和科學名詞，有些時候連蔣老師和見多識廣的老高三們也不知道，我這記性奇好的中等生就經常有一些小出風頭的機會。有一課介紹飛機發展史，從人類綁着兩個大翅膀往下“飛”講到萊特（Wright）兄弟的第一架飛機。在講到突破音障（即速度接近聲速時的力學效應）所遇到的巨大困難時，課文中出現了”Mach Number”字樣。Number大家都認識，但這“Mach”卻是無人知曉。大家於是各顯神通胡猜亂想，有人說是不是“Match”打印錯了，但還是難以自圓其說。我終於想起，這是飛機速度與音速比值，中文科普書籍上稱為“馬赫數”。 於是綱舉目張，柳暗花明，我也再次贏得喝彩。

下課後，大家照例纏着蔣老師，問一些這樣那樣的問題。有人問起老師哪兒畢業的，蔣老師說震旦。我借着Mach Number的東風，人來瘋了一下，插話說我媽媽也是震旦畢業的。蔣老師看了我一會兒，足足有一兩分鐘，問道，你媽媽是不是姓…… 我說是的。 接着她又問，你家是不是住在南昌路科學會堂後面，並說她去過我家。媽媽好像說過，抗戰時她們全家躲在法租界，但我沒有把握，就說要回去問一下。我回家後問過媽媽，居然一點不錯。這事確實有點離奇，蔣老師絕對有特異功能。如果她是爸爸的同學，因為我這姓不算大眾化，倒還可以理解。也有人說是從長相看出來的，可人們向來只說我長得象爸爸。媽媽怎麼都記不起她了，只好叫我撒個謊，“如蔣老師再問起，就說媽媽也有點記得”。

蔣老師教了我們兩年，後來知道她得了癌症，我考取出國研究生後去看望過她一次。那時，她的身體大概已經基本恢復了，臉色雖還有些蒼白，但總的來說精神還不錯。大概聽到她生病很難過，看到她還好又很高興，當時就居然沒想到問這件事。2005年有人在網上貼出回憶她媽媽的文章，並貼出她媽媽當年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同事的合影，另一網友說邊上那個女的就是她媽媽。經過Email幾個來回，對上“暗號”，還真是的。蔣老師30年沒見到我媽媽，居然一眼把同學的兒子給認了出來，連接頭暗號都不用，傳奇程度高了何止一個量級。我那年回國，就請吳祥興副校長幫我打聽一下蔣老師的地址電話，決心把這事弄清楚。幾天后，吳老師告訴我，她去加拿大溫哥華和女兒一起住了，並把電話給了我。回美國後，我滿懷喜悅，馬上撥電話，哪知對方說此號碼已無人使用，我頓時產生了一種莫名的失落感。我媽媽已經去世，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讀者中有蔣老師的親友，讓我有個最後的機會問一下蔣老師這歷史的秘密，或許真是所謂第六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