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認為職業能榮耀上帝

韋伯認為，所謂“天職”（Beruf）指的是新教教派中的核心倫理，從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而來。韋伯強調自願勞動的重要性，鼓勵人們不可以虛度光陰，否則會浪費掉上帝賜與人們的寶貴時間。而衡量一份職業是否有用，依據的判斷標準有兩種，其一是能榮耀上帝的道德標準，其二則是個人獲利的程度。

韋伯（Maximilian Emil Weber，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小名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是德國的哲學家、法學家、政治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他被公認是現代社會學和公共行政學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韋伯最初在柏林洪堡大學開始教職生涯，並陸續於弗萊堡大學、海德堡大學、維也納大學、慕尼黑大學等知名學府任教。他對於當時德國的政界影響極大，曾前往凡爾賽會議代表德國談判，並且參與了魏瑪共和國憲法（即魏瑪憲法）的起草設計。

韋伯的主要著作圍繞於社會學的宗教和政治研究領域上，但他也對經濟學領域作出極大的貢獻。他的知名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他對宗教社會學最初的研究，韋伯在這本書中主張，宗教的影響是造成東西方文化發展差距的主要原因，並且強調新教倫理在資本主義、官僚制度、和法律權威的發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韋伯並將國家定義為一個“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地位”的實體，這個定義對於西方現代政治學的發展影響極大。他在各種學術上的重要貢獻通常被通稱為“韋伯命題”。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主要討論的兩個重要概念便是“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韋伯要回答的研究問題正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關係。

韋伯在第二章先針對“資本主義精神”進行討論。引述美國人本傑明·富蘭克林的文字，資本主義精神指的是一種帶有功利主義色彩，以增加資本本身為目的，累積個人資本的責任。並且將積累的資本用於社會再生產而不是個人消費。資本主義精神同時帶有資產階級文化的色彩，描述個人只要能夠在經濟制度下以合法管道賺錢，就是擅長於某種天職的表現。韋伯認為，所謂“天職”（Beruf）指的是新教教派中的核心倫理，從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而來。“天職”描述人們不是要以苦修、超越世俗道德的禁欲主義方式來追求上帝的應許，反而應該在俗世中，完成個人在其所處職業位置上的工作責任和義務。韋伯描述的資本主義精神具有理性計算的特徵，以嚴格、小心謹慎且有遠見的計算為基礎，進以謀求經濟上的成功。這種資本主義的特徵和韋伯自己描述的傳統主義經濟特徵不同，不是僅追求糊口的農民謀生舉動，也不是如同業公會（行會）師傅或冒險家般，利用各種政治機會和非理性的活動來獲利。

韋伯談的“新教倫理”，其實是一種新教經濟倫理，他以從喀爾文教派發端的英國清教徒的禁慾宗教職業觀為代表，他選用了巴克斯特（R. Baxter）的證道詞和著述做為證據，一方面強調消費的節制，二方面則強調自願勞動的重要性，鼓勵人們不可以虛度光陰，否則會浪費掉上帝賜與人們的寶貴時間。而衡量一份職業是否有用，依據的判斷標準有兩種，其一是能榮耀上帝的道德標準，其二則是個人獲利的程度。

正是因為節制消費，以及強調勞動的觀念，使得資產階級的資本逐漸積累，由此，漸漸發展成一種屬於資產階級的經濟倫理。資產階級累積自己的財富，在合理的範圍自由使用金錢，這些行為都是受到上帝所祝福的。這些資產階級也不需要擔心世俗中的財富分配不平均問題，因為他們認為財富的分配不均是來自於上帝意志的安排。

那麼，“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關係是什麼呢？引述韋伯的一段話：

在構成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近代文化精神的諸基本要素之中，以“職業”概念為基礎的理性行為這一要素，正是從基督教禁欲主義中產生出來的──這就是本文力圖論證的觀點。

從上述這段話來看，韋伯認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存在着某種因果關係。對韋伯來說，他認為資本主義精神有其宗教根源，從新教中的禁欲主義、職業勞動觀念，逐漸發展成資本主義中理性經濟勞動的特徵。不過，隨着資本主義逐漸發展，資本主義已漸漸不需要宗教觀念的支持，失去了原先宗教和倫理上的意涵。

韋伯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即使在當代也伴隨着學術爭論而被不斷重新闡釋，雖然其概念的外延隨着爭論而變動不居，但其表述卻始終“如雷貫耳”，以至於每個提到它們的人都不得不加上Weber的大名。

與早期各種現代化理論不同，韋伯從來沒有試圖去建立一套基於因果關係的完整現代化理論。相反，經由文明間的比較，他試圖去尋找在西方生根發芽的基於“理性化”的“資本主義”為什麼沒有在其他文明產生。這樣一個比較的視角避開了普遍的單一途徑的“現代化”過程，相反它視在西方生根發芽的“現代資本主義”為一種特殊的歷史過程。通過對“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解釋性理解，他將兩者視為具有親和力的要素。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親和關係之所以典型，是因為加爾文派的新教教義在資本主義的理性化過程中逐漸嬗變為“資本主義精神”，並反過來讓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擁有了極高的生產組織能力，從而逐步取代了其他傳統的生產方式。

很多政治學家與經濟學家對韋伯的學術思考產生質疑是基於一種完完全全的方法論誤解。他們將韋伯對現代性問題的思考簡化為了“宗教因素決定論”，認為宗教與經濟發展之間是一種因果關係。實際上韋伯在《宗教社會學比較研究總序》中就已指出，他從未想過在宗教與經濟騰飛之間建立一種普遍的因果關係，相反他只是試圖在宗教觀念與“資本主義”之間尋找一種親和力來解釋“資本主義”是如何在西方萌芽與壯大。

馬丁·路德和約翰·加爾文的新教思想徹底改變了人們對世俗工作、現實勞動的看法，人們從鄙視勞動、鄙視工作轉變為熱愛勞動、努力工作。因為按照新教教義的精神，一個人只有通過努力工作才能夠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才能夠感受到上帝的榮光，才可以免除地獄的恐懼，才有可能獲得心靈的安慰。於是，大量的社會優秀人才不再守在修道院、走出教堂，積極地投身於農業、牧業、手工業、航運業等眾多的民生領域，並以前所未有的工作狀態和勞動熱情投入到工作中。新教所到之處，經濟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

西方的天職觀

如果說新教教義中倡導的新的修行方式改變了人們對工作的態度，從而提升了社會的點效率，那麼，新教教義中倡導的天職觀則為大規模的社會分工提供了前提條件。

新教思想認為，我們在現實中所從事的每一項工作都是上帝派給我們的，是“上天分配之職”，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都是神聖的，必須抱着敬畏的態度做好，這是上帝考核的主要指標，或者說是我們證明自己是否被上帝“揀選”的關鍵。這種觀點被稱為天職觀。

天職觀的提出，使信眾消除了職業的功利意識和職業歧視意識，他們開始長期專注於自己的行業，心無旁騖。種莊稼的農民，天天鑽進莊稼地里不願出來，松地、除草、施肥、澆水、除蟲等，像呵護自己的孩子一樣呵護自己的莊稼，盡心盡力把莊稼種好，稍有偷懶行為，睡覺時就可能做噩夢；做皮鞋的就想辦設法地把鞋子做得更好，他們認真探究皮鞋製造的各個環節，每個環節、每個細節都做到極致和完美才會讓自己輕鬆下來；做軍刀的人，幾代人鑽研軍刀設計、製作的技術，最後，他們做出了全球聞名的瑞士軍刀；做手錶的人，世世代代以手錶為職業，鑽研製表工藝，最後，他們做出了勞力士和歐米伽；做汽車的人以造汽車為榮，專注於提升汽車技術工藝，最後，造出了寶馬、奔馳……實際上，很多歐洲的知名企業，都是世代傳承了上百年，甚至幾百年的家族企業，規模不大，但是他們都把自己所從事的職業視為天職，幾代人甚至十幾代人心無旁騖、兢兢業業、持之以恆地鑽研，最後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天職觀的概念給所有的職業都帶上神聖的光環，賦予職業超越功利的意義。人們不再把職業僅僅當作一個飯碗、一種謀生的手段、一種權宜之計；人們不敢輕視任何職業，人們開始對於各種職業都懷着一種虔敬的態度，敬業的概念便由此而來。天職觀消除了世俗社會慣有的職業歧視態度，把世俗人眼中的職業等級觀改為了職業平等觀、職業神聖觀，觀念的轉變給了人們安於職業的理由，無論什麼職業、什麼崗位，都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從事什麼行業無所謂，做好才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