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是我兒時的一個玩伴，當年我媽媽在縣婦聯工作，我跟媽媽曾經住在縣政府大院。他爸爸也在縣政府工作，我們在一起玩過很多次。記不得他的名字了，因為他長得很白淨，就叫他小白了。

小白與我同歲，但小几個月。長得很斯文，秀秀氣氣，白白淨淨的，性格很溫和。他雖然話不多，但很友善，也很聰明。我對他的印象不錯。後來我們不住縣政府了，所以就見不着面了。慢慢就沒有那麼熟悉親熱了，偶然見到，也就只是笑一笑點點頭。

他好像當年跟父母去過鄉下很久，沒有和我一起上城裡的紅衛小學。一九七二年芷江中學成立時，我進初一，他上的是初二。他當年應該是在農村開始上的學，因為城裡小學是嚴格按照七歲才能上學的規定，但農村學校就沒有那麼嚴格了。我弟弟當年在七里橋芷江師範附小五歲就上一年級。

除了初一都是剛剛小學畢業，年齡相近。初二以上都是文革開始後受到影響的很多年級的混合，年齡跨度很大，最大的與最小的差四五歲以上。因為沒有書讀，很多人處於無所事事的狀態很多年。

小孩都喜歡與年齡比自己大的孩子玩，小白比我們高一年級，在他的年級里，他是最小的一個。但他對我們比他低的年級的人卻是很有優越感的，所以我們雖然在同一個學校，過去也認識，但他從不和我們玩，與那些大他很多的同學一起玩，因為年紀小，他只是一個跟屁蟲。

那時“讀書無用論”當道，老師不敢教，也不敢管，學生無心學，只想玩。很多男生拉幫結派，學校里還算老實，但放學後便成了街上混混，天不怕地不怕，大家都不敢惹。小白的父母當年常常不在家，不是因為送去五七幹校，就是去鬥批改工作隊，所以沒有辦法管他。他與一幫比他大很多的混混在一起玩，喜歡熱鬧，喜歡新鮮，對那些惡作劇感興趣。那些“大哥”們只是把他當小弟弟看，帶着他玩。

文革以後，公安部門受到衝擊後，很久未能恢復。加上紅衛兵造反有理的餘毒對年輕人的影響，社會治安一直不太好。內心單純，無人管教的小白就這樣很自然地與街上混混天天混在一起。

我不知道他們做了多少壞事，但大多數是偷雞摸狗，打架鬥毆，沒有達到嚴重的刑事犯罪的程度。所以還沒有人被抓。直到有一天晚上，五六個混混看見一個姑娘，起了歹心，把她劫持到城邊廢棄的飛機坪邊進行輪姦。小白當時也在場，他一直沒有參與，還有些不知所措。但最後在幾個“大哥”的反覆慫恿下，好奇心和荷爾蒙的聯合作用下，他最後也上去了。

這案子很快就破了，他們全部被抓。正好趕上鄧小平復出後的第一次“嚴打”，對所有刑事犯罪案件處理必須從快從重從嚴。

宣判會就在學校進行。幾個主犯包括小白都被五花大綁押解到學校禮堂台上。全校學生坐在台下，看着台上這些過去的同學們，低着頭灰溜溜地一排站在台上，掛着“強姦犯”的大牌子，後面站着全副武裝的解放軍士兵。最瘦小的小白站在最右邊，一張嫩稚而蒼白的臉，細小的脖子上掛着有紅叉的“強姦犯”大牌子。宣判結果：小白被判十二年，所有其他人被判二十年以上。那年小白十六歲。

這次宣判會對我們是一次極大的震撼。

我們繼續讀書，然後下農村做知青，考大學，畢業找工作。小白也逐漸在我記憶里遺忘了。

再一次見到小白的時候是我大學畢業以後。當時我爸爸媽媽住在芷江二中，我有時回家探親去看他們。二中門口是一個田徑場，在田徑場北邊靠校門口有一個不大的烈士陵園，中間有一個高高的烈士紀念碑，上面刻有當年剿匪犧牲的解放軍戰士的名字和籍貫。校門口左邊也就是田徑場的東邊是主席台。

有一次，我正從體育場往家走，走到主席台前面，看見一個人從田徑場的東北邊，校門口的右邊的一排房子裡迎面走過來。當走得很近的時候，我認出來了，這不就是多年未見的小白嗎？長得高大壯實多了，臉上有稜有角，顯得很沉穩，很嚴峻，就像那無聲的烈士紀念碑。

我準備和他打招呼，但突然發現他並沒有看我，而是直視前方，目不斜視地往前走着。在我猶豫片刻之時，他已經從我身邊走過去了，完全無視我的存在。

我沒有怎麼變，他不認識我的可能性極小。

這事又發生過幾次。不論他是從烈士陵園那邊走，還是從主席台這邊走，每次他都是兩眼直視，目中無人，毫無表情地走過。從不與我的眼神有過交集。

我於是找人打聽了一下小白的情況。別人告訴我：小白因為表現好，獲得減刑已經出獄多年了。聽說他找了一個工作，是一種臨時工，我碰到他的時候都是他去上班。他找了一個姑娘結婚了，據說有了孩子，過着自己的小日子。但他從不與人交往，不論是誰，路上碰見都是視而不見。

他穿的體面，臉上也很乾淨。走路時頭挺直，不緊不慢，目視前方，眼神似乎可以透視身體，而前面的人好像不存在一樣。神態既不像心如死灰，也沒有絲毫活力。猶如一尊移動的菩薩，或一個會走的機器人，沒有表情，只是在完成一種既定的程序。

他仿佛完全活在自己封閉的世界裡，嚴嚴實實地裹上了一副看不見的硬殼。我不敢冒昧地去打攪他的寧靜。每次碰到他，只是默默地目送他從我面前走過，從來沒有打過招呼。我想自己已經不在他的記憶中了，他的記憶系統已經完全清零，重置了（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