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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98%的行一夫一妻制的鳥類中，科學家發現其中的96%都會有紅杏出牆或者野花偷摘的現象。而進一步的研究指出，這些具有偷情欺騙行為的物種，在他們的“物口”（人口）比例中，呈現一個穩定的分布狀態。雄性偷摘的現象，依據科學家的數據和情形不同，數據之間差別很大；如果我們取平均數，分別是35%的雄性偷情率和25%的雌性偷情率。當與60年代到90年代的歐美人類的偷情數據比較時，發現人類也是這樣的一類分布。男性的偷情率平均為35%；女性平均為25%。這些數據進一步證明，人類與其它物種一樣都受着同一生物學和生態學規律支配。

這種偷情和出牆的現象，在本能驅使的博弈策略上被稱為“盜賊”策略。這與“和平鴿”與“好鬥鷹”策略一樣，在社會上，不管是人類的還是動物的社會，這種行為普遍存在。在人類建構大型社會時期，這種策略，就演化演變成為“好鬥鷹”與“盜賊”類型的策略者來領導人類。

在農業促成的大型部落和向國家演化的轉型過程中，具有組織才能，能把部落甚至多個部落聯合起來，形成事前約定的盟約的人，普遍實施“盜賊與好鬥鷹”策略才更有可能形成集約權力來對抗其它部落和外來勢力的威脅。這種集約的、具有組織力量的個體最後成為軍事首領或者部落聯盟的酋長。為形成這樣的聯盟，最初是各家各戶自願出力並拿出自己的資源，經過幾代人的重複之後就形成了一種約定俗成（集約）的制度。有了集約制度，這樣的征服者也就慢慢開始具有了奴役被征服者的權力。在地理開闊、人種複雜的環地中海一帶演變出羅馬的奴隸制度（有奴隸制度的螞蟻，也是役使不同種類的螞蟻；而不會役使本物種的螞蟻）；而在具有同一人種的古代其它各地區，由於受到同一套生物學對抗式競爭法則的支配，通常都採用殺戮的辦法。這樣既可以節約口糧又避免引起同一種內之間會形成的“共鳴”和同情心理。這樣的例子，我們可以拿商代的人殉制度和印第安人的戰爭 殺俘以及亞馬遜流域部落戰爭的男性死亡率做為例子。

因為是不同的人種，文化又極其不同，征服者可以容忍其不同的生存策略而把他們變為奴隸甚至可以在市場上買賣。這樣希臘文明圈與其它文明圈在文明建構之初已經早早不同了。在古代中國和古代的兩河流域，階層分化是來自同一社會經濟和政治優勢地位者對地位低下者的“養活”；於是“僕人”、“僕從”階層盛行。在埃及的社會也是如此，對於軍事首領的由最初的自願奉獻，變成了過渡向我們今天看到的最後的稅收制度，經過了文明的大約三千年的時間！

三千年前的人類社會，此時開始了又一輪的分叉。以克里特島和希臘商業文明為主軸的人類思想和意識形態，主要由商人構建。富裕起來的商人與其它商人之間都是平等的關係。對於他們聚居的希臘半島，他們為了公共事業比如道路、用水、垃圾、禦敵而自願共同出錢出力，選舉和聘請專門人員來服務於所有希臘各個城邦的有財產的公民。所以他們有政府是社會公僕的觀念。而中國、兩河、埃及、印度乃至中美洲的文明，依然是由“盜賊”統治的思想建構起來。他們依然最崇拜拳頭而不是商人的協商、妥協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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