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患有扁桃腺發炎， 一發就是四十度高燒， 重則住院，輕則休課數天。 以後去了黑龍江， 發作的更是頻繁。 一旦發作， 只好一個人睡在知青宿舍， 就着家裡帶來的肉鬆， 啃幾口冷饅頭， 或喝點大碴子粥。

1971年1月我第一次探親回到上海， 媽媽心痛的不得了， 說在滬期間無論如何要開刀割除。 我家住在松江， 縣醫院據說條件還不錯， 但沒法開， 所以要轉到上海瑞金醫院(現廣慈醫院)。 我們那時不能直接去那兒看， 必須轉診， 有點象美國看專科醫生必須由家庭醫生轉診。 媽媽就帶我去縣醫院的外科。那時我還不到16歲，外科一問年齡不讓看， 說要看小兒科， 於是媽媽就帶我這個知青去小兒科排隊。 驗血驗尿以後， 醫生叫我們第二天來看結果， 開轉診單。 第二天，醫生滿臉愁雲， 告訴媽媽，我小便有四個“+”， 在查出病因以前， 扁桃腺是不能開的。 於是又做了一連串的檢查， 包括X光，也沒查出什麼， 最後醫生診斷為急性腎炎， 要我靜養， 淡食， 他警告說， 如果不小心變為慢性， 那就是一輩子的事了。 於是我就天天躺在床上聽收音機。 因為要淡食， 媽媽要為我單獨燒菜， 但再好的東西， 不加鹽燒出來，就成了憶苦飯。 有一次她托人買了瓶無鹽醬油， 給我煮了碗面， 吃了沒幾口， 我就全部吐了出來。

    在二月份的某一天半夜， 我忽然腹部劇通， 媽媽知道我相當能吃苦， 痛到這個地步， 肯定不是一般的痛， 就叫了三輪車去醫院。 醫生說需要第二天去上海做檢查。 因為怕影響檢查準確性， 還不能打止痛針。 好多年後， 有人說其實可以打阿托品， 但已是馬後炮了。 到瑞金後， 醫生說要做腎盂造影， 就是隔天晚上吃瀉藥， 檢查前打一針靜脈注射， 然後在腹部壓上三個沙袋， 用一根帆布帶拼命往裡壓。 然後拍好象五六張片子。 結果出來了， 醫生說輸尿管結石六顆，右腎三分之二積水， 需要手術， 因為從病房手術室到開刀醫生都要排隊，估計至少要等半年。 媽媽也不懂， 就問了一下我是否要繼續淡食， 醫生說不用， 我那高興勁就不用提了。

    回家以後，媽媽告訴略有醫學知識的同事， 他們說這怎麼行， 2/3的水， 不到半年， 這右腎就要摘除了。 媽媽於是再帶我去上海， 去求醫生開恩， 醫生也表示沒有辦法。 最後有一個醫生說， 如果上海市上山下鄉辦公室能出個證明， 住院處一般會考慮。 於是媽媽叫我自己去外婆家， 她去學校開張證明， 否則鄉辦怎麼會聽你。 那時全國都極左， 但媽媽的學校比去世的爸爸的學校還是要好得多，就開了張證明， 希望鄉辦照顧等等， 也沒有提家庭背景。 那時上海松江沒有高速， 一次單程將近兩小時。 那幾天， 媽媽把班級幾乎全部拜託另一個老師， 兩天跑了兩個來回。

    當時的市鄉辦在威海衛路上一條極小的弄堂里， 好幾十人在排隊， 只有兩三個人在接待。 媽媽把學校證明及我的邊境居民證給他看， 告訴他我還不到16歲，請他千萬照顧一下，言語之悲切直到我自己有了女兒後才能感受到。 接待同志態度很好， 記得不到20分鐘就替我們出具證明， 請瑞金醫院儘早安排。 媽媽膽小， 問他萬一有什麼問題能不能再來找他， 他說可以。媽媽問他貴姓， 他說姓項。

半個月不到， 我住進了醫院。 手術是正好在瑞金的華東醫院的一位胡醫生做的， 很成功，一星期拆線。 據行家說， 刀口很直， 說明醫生技術很好。 他們把輸尿管擴張，取直， 然後讓我吃中藥， 把結石排出， 最後積水會慢慢自己消除。三個月後，我再做造影， 但是片子當天不能看。 當時我們隊裡還有四位上海去的幹部， 其中有一位是老李，李順蓀，回上海來看望知青，也來到我家， 媽媽的那個班正好是分配季節， 要去雲南農場， 媽媽要挨家挨戶訪問， 實在走不開， 就問老李能否陪我去醫院看片子，老李一口答應。

幾天后，我起了個早，做公車去上海老李家，記得在濟南路，離瑞金醫院不遠。到了醫院，老李替我排隊、掛號，去放射科取片子，然後取看醫生。醫生告訴老李，手術非常成功，六顆小石子已經全部排出，右腎積水已基本消除。同時囑咐我要多喝水，不要吃的太咸等等。談話中，幾次向老李提到“你兒子”，老李也沒有更正。

以後下鄉上山運動結束，政府沒有實踐當初許諾，讓這些上海幹部回上海。老李去了蘇北的大屯煤礦。而我來了美國，兩人再也沒有見過面。驚悉老李幾天前去世，僅以此文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