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检署搜获阿凡提ArcCell软件的代码之后，跟凯登的DFII软件代码进行对比，不但找出了所有被盗用的代码，还按图索骥，找出了盗窃者。

一部分代码来自1991年4位辞职的技术骨干中，一位姓Wuu的雇员。他离职时带走了凯登产品的30000行（凯登软件的数据库部分的）代码。被阿凡提软件使用了。另外的一些部分，也来自凯登的前雇员，一位姓cheng，另一位姓Igusa，盗窃时都已经离职。阿凡提支付他们20000美元“开发产品”。而他们把凯登的代码当家庭作业交给了阿凡提。

从技术角度，第二部分的盗窃更值得讨论。

凯登的徐VP到阿凡提担任CEO之后，发现阿凡提软件技术上最严重的问题是每次只能做一小部分芯片的布局，而凯登的软件可以做更大的布局。假如这个劣势不消除，阿凡提在跟凯登的技术竞争只能以失败告终。徐最开始的设想，是寻找并且收购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初创（startup）公司。但是没有成功。于是他盯住了凯登的核心代码。盗窃由此发生。

对全局优化问题有一定认识的，可以看出徐抓住了阿凡提公司的智力短板。阿凡提和凯登的软件，都是把芯片的布局布线（place and route）自动化。而这个问题属于一类叫做NP问题的数学难题。

粗浅地说，芯片布局，就是把N个元件放到芯片的不同位置上，并且使得这种布局符合用户的设计要求。如果把每一种可以放得下全部元件的放法叫做一个可行布局，并且以用户提供的设计要求做评价布局优劣的标准。那么阿凡提和凯登的任务，就是找出一个最优的可行布局。

可行布局数目的上限是元件数目的函数N！（N的阶乘）。当N是几十亿时，找出所有的可行布局，并且从中选取最优者，工作量大到任何计算机无法胜任。所以只能寻求近似最优解。

一个很自然的寻求近似最优的思路是分治。把一个芯片分为许多局部，在每一个局部求最优布局。然后，用这些最优布局的综合，来近似全局的最优。这个办法能把工作量减少到满意的程度。但是每次分割，都会丢失很多潜在的好布局，分割越细，综合出来的全局优性也越差。

用下围棋打比方。如果棋手把棋盘划分成几个部分，只考虑每一个局部的优化，则他必定会输给每一步都考虑全局的棋手。因为他没有大局观。划分越细，失败越惨。一个极端的情形是把棋盘划分成若干6X6的部分，则每个部分中，您的棋一定都是活的 -- 实际上，是您已经连自己棋的死活都看不出来了。这时下棋已经完全失去意义。

比分治更好的优化策略是存在的。阿凡提跟凯登拼分割，实际是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只不过徐CEO看不出来而已。当然，他能发现阿凡提在优化上的技术弱点是一个贡献。他的错误，则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用了不合法的战术。

所有高科技软件都必须解决技术难题，这正是这些软件的价值所在。正确的商战战术，是花大价钱寻找和雇佣高端人才，发明自己独特的解法，并且不断改进。阿凡提盗窃对手商业机密，暴露了一个更大的智力短板 – 不懂怎样运行高科技企业。从竞争对手那偷艺，不但自己产品的水平绝不会高过被偷公司产品的水平，还要冒破产的风险，是一条绝路。

光明正大地战胜对手，不但是公平竞争，而且也是存活的长久之计。

凯登申请法庭对阿凡提的相关产品发布禁售令。受理此案的Santa Clara 地区法院同意了凯登的部分主张，但驳回了禁售申请。理由是：a) 申请禁售的软件占阿凡提收入的60%, b) 软件的绝大部分代码是阿凡提自己开发的, c) 阿凡提已经将原来软件所有的凯登盗码删掉，换上自己编制的代码，并且将得出的新产品改名为“水瓶座”。如果禁售水瓶座，很可能导致阿凡提的生存危机，造成另一种意义的不公平。

凯登上诉到联邦第九巡回法院，坚持要求禁售阿凡提相关的所有产品，包括水瓶座。显然，它的战役目标是全歼。CEO卡斯提洛揭发说徐VP最喜欢读“孙子兵法”。而他自己贯彻的则是毛泽东“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原则。抓住对手的失误，集中兵力打击。要用一次战役，把阿凡提这支劲旅从作战地图上抹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