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錢高泉

高泉個子不高，敦敦實實的。五幾年參軍去“抗美援朝”，結果是隊伍還沒有到東北，朝鮮戰爭結束了，就在半路上返回。

由於戰爭結束，於是他們那支部隊就被整體解散了。高泉家裡有一個嚴重風濕病的妻子，一個幼小的女兒。由於是“復員軍人”就可以分得房子，於是我家被“土改”的一間二十多平方、一樓一底的房子就歸他了。他從此時開始成了我家的鄰居。

高泉家非常貧困，老婆好像是患類風濕關節炎，剛開始高泉嫂還會用一個小板凳當拐杖坐到我家門口曬太陽，和鄰居聊天。慢慢的病越來越嚴重，到後來只能終日躺在床上，下不了地。女兒幼小，只有高泉一個勞力。

高泉的身體很健壯，動作乾淨利索，身手矯健。比如生產隊麥田鋤草，全隊社員一字排開，每人兩壟，他總遙遙領先第一個鋤到頭，回過來第二行，再回過去鋤第三行，還能追上最慢的還在鋤第一行的落後者。他的速度是人家的三倍。

比如砍柴，大多數人砍了一捆，還沒有完全捆停當，看高泉已經捆好的三捆推下山去了。他的速度還是別人的三倍。

儘管他幹的活比別人多得多，可是到晚上記工分，都和所有的“全勞力”一樣，十分。

他還有很多種其他人怎麼都學不會的絕活。

比如殺豬。別的屠工殺豬總有一個“上手”操刀，一個“下手”把豬死命按在殺豬凳上。而高泉不必兩個人，他只要一人就能完成宰殺，哪怕是三百斤的大肥豬也難不倒他。他先拿了一把豬愛吃的青菜，把豬哄到大約半公尺高的台階上。然後冷不防抓住豬的左前腳往橫向一拉，豬就倒在台階上。此時，他不慌不忙地左手繼續緊拉着豬的左前腳，左膝蓋壓住豬的背脊，右腳踏住豬頭，把咬在嘴裡的尖刀緊握在右手，說時遲那時快，人們還沒看清刀是如何刺進豬咽喉的時候，刀刃已經割斷了頸大動脈，刀尖已經刺穿了心臟，血已經順着刀子噴射出來。旁邊的人趕緊把木盆接在豬血的瀑布末端。

高泉的另一個絕活是“捆綁犯人”，他拿一根小拇指粗的麻繩，走到“犯人”身後，讓犯人跪下來，這邊繞幾圈，那邊繞幾圈，拍拍“犯人”的肩膀和胳膊，收緊繩子。他捆的人，不用說想跑，讓你坐下就站不起來！解開繩子後一個鐘頭雙手都回不來感覺。高泉不無得意地說，我還只用了六分力，如果我用上八分力，你的胳膊半年內就不能幹活，如果我用全力捆你，那麼，神仙也醫治不了你的胳膊。

他在部隊裡是偵察兵，學過擒拿格鬥，又學過埋伏偵查、捉拿俘虜。傍晚收工了，所有的社員都回家，可是高泉卻悄悄消失了，他走着走着就不見了。原來他埋伏在玉米地里。到了天將暗的時候，果然有人來偷玉米棒，等小偷摘滿籃子要回家的時候，高泉就像天兵天將下凡一樣。突然出現在小偷的面前。小偷驚恐萬狀，磕頭求饒。可高泉在任何時候都是冷酷無情的，沒有一絲一毫可以通融的餘地。於是就像朝鮮戰場上志願軍押着美國俘虜一樣地得勝回朝。

大隊不會虧待“保護集體財產”的積極分子的，有條例規定：抓住一個偷青的，可以得到5塊錢獎勵！要知道，在那餓肚子的時期，10元錢，相當於現在多少錢？

那時候一家人過年也不到十塊錢，我在農村時，一次過年只有兩塊錢，四張五角。而且，那時候農民人家到哪裡去掙十元錢？

高泉嫂子的病越來越重，而高泉卻越來越少回家。後來老婆知道了他不回家的原因，但沒有一點辦法，只有天天躺着床上破口大罵：“個爛××呀，個爛××呀„„”

那時候我才十一、二歲，不懂。後來才知道是高泉在外面有了一個相好，還是個黃花大閨女。高泉嫂罵人的“××”是女人的生殖器。

高泉嫂的罵聲一天比一天微弱，終於含恨而死。高泉和那個“爛××”結成夫妻。高泉女兒本來叫那女人“姐”，改成“媽”了。

那時候經常有民兵訓練，高泉是理所當然的教練。他教民兵使用步槍、手槍、輕機槍、重機槍。教他們瞄準開槍，教他們投擲手榴彈，還有列方隊齊步走。但是，他就只是一個教練員，卻不是民兵連長，連一個排長、班長都不是。公社裡把他當作積極分子，卻從來沒有把他當成“幹部”。

任何人都認為他是村治保主任，可是很遺憾，他從來不曾被選上生產隊長。

文化大革命那會兒，造反，奪權，高泉是個最積極的人。可是他從來就不是“造反隊長”。他對“階級敵人”的兇狠任何人都望塵莫及。也只是讓人家利用的一個小嘍囉。

小孩子太吵鬧，大人勸說無效，最後的絕招是：大喝一聲，你再吵就叫高泉把你捆起來！此時，最冥頑的孩子都會立刻乖乖的安靜下來。 為什麼？箇中道理不言自明，誰都怕他！

那個時期，“地富反壞右”階級敵人動不動就是大批鬥，大遊街。一大批老頭老太太頭上戴着高帽子，或者剃了陰陽頭，胸前掛塊大牌子，寫着××分子×××，前面兩個叉是階級成分，後面是姓名。姓名三個字一個橫過來，一個橫過去，還有一個倒着寫。末了還有一個紅叉叉。遊街總是從長樂中學操場出發，步行，經過石陽，尤家村，楊家，砩前，南山水庫大壩，寨嶺頭，黃家灣回到長樂。大約二十公里。每到一個村子都要下跪，磕頭認罪。而紅衛兵造反派們就在這些老頭老太太周圍唱歌、跳舞，高喊口號，歡呼雀躍。

我的媽媽也在這些“牛鬼蛇神”之中。一連三天遊街，把腳走腫了，膝蓋跪爛了，就偷偷在褲子裡面縫上兩塊棉花，自以為可以保護膝蓋，沒有人會知道。

但是逃不過錢高泉那火眼金睛，高泉走過來，厲聲高喝：“不老實的地主婆，把褲子裡面的東西拿出來！”我媽媽強忍眼淚，掏出棉花，高泉一把搶過去把兩頭打個結，掛在我媽媽的脖子上，且勒令在遊街結束前不准把胸前的棉花摘下！

何況他妻子在世時還經常得到我媽媽的接濟，媽媽時不時的把我們小時候穿過的衣服送給他的女兒，有時候上海的大姨媽郵寄來糕餅糖果也會給他女兒分一點。高泉嫂子在任何時候看見我媽媽都是客客氣氣的，總是說，一直接受你們的幫助，而我們卻不能有所回報，難以為情的呀。就算沒有這些事情，我們總還是很多年的鄰居吧，低頭不見抬頭見，沒有親情總該還有人情吧？

可是高泉為什麼還是這麼恨我媽媽？是他的“階級覺悟”使然嗎？

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一直得不出一個令我自己滿意的答案。

一直到年近古稀時的分析使我恍然大悟：他的一生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仍擠不進幹部圈子，不能升官就是不能發財。他並不是忘恩負義仇恨我媽媽一個，而是對世間萬物產生了無比憎恨。於是就把這滿腔怒火全部發泄在那些“階級敵人”頭上。

所有熟悉他的人唯恐其反目成仇，特別是那些大饑荒時偷東西被他抓起來羞辱過的貧下中農，更是恨得牙根發癢，都對他又怕又恨而敬而畏之。上級領導都怕他，也顧忌他的民意反映而不敢提拔，對他避而遠之。任何人都像躲避麻風病人一樣，高泉也因此而不能加入任何一個造反派隊伍，也沒有了參與造反派之間武鬥的資格。

因禍得福，他沒有在武鬥中喪命。

後來，曾經被打倒的人重新掌握了政權，他們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文化大革命勝利結束”，“從此不再以‘階級鬥爭為綱’，而是把重心移到發展經濟上來”。於是就在中國大地上清理“三種人”“四種人”，這其實是一種瘋狂報復和爭權奪利的一個變種延續。

因為錢高泉算不上是一個對革命有“功”或有“過”的造反派，與“文化大革命勝利”後的爭權奪利沒有絲毫關係；曾經被打倒而重新站立起來的上級領導也沒有對他懷有刻骨仇恨。所以他也不在張全千、茹長金、錢孝儒之流的該判該殺的黑名單之內。

因此，當全中國從瘋狂中平靜下來的時候，錢高泉居然也安然無恙。

我早已原諒了那些受煽動而積極鬥爭地主反革命分子、掠奪財產的人。在我下崗後，幾次回老家在長樂街頭偶然遇到錢高泉。我驚奇地發現，他竟是一個懂禮貌，知退讓的老漢，絲毫沒有了往日的囂張氣焰。他也失去了殺豬宰牛做生意的能力。他的續弦妻子在我的一個同學開的小吃店干掃地擦桌子洗盤碗的差事，領取一份微薄的薪金。

錢高泉最終也沒有過上他希望的富足生活，一直在貧病交加中過日子，直到默默無聞地死去。

我一直在思考的另一個問題：如果高泉能夠在一個提倡道德的社會中成長，能夠在尊重道德的社會中生活，不是被“戶籍”困死在這一塊土地上，不是被困死在人家指定的行業而不得轉變，而可以憑他的能力選擇行業、選擇地區、選擇方式掙錢。憑他聰慧的頭腦，過人的力量，敏捷的身手，必定是一個發家致富的好手。可惜人生不能推倒重來。

他從小到老都沒有生活在一個理想的環境中，不完美的教育造就出一個不完美的人生，而這個人的基因越優秀則在這種教育下越發邪惡。

如果這個人到臨死能有反思，則也不失為一大幸事。

又一個問題：中國有多少個“錢高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