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根巨

作為一個正能量人士，我一直覺得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一眼就能看出外國制度和自由的虛偽，還能一眼看出詹青雲不愛國，甚至連中學生都能看出武漢作家方方沒道德，就連那個死去的醫生的調查結果，他們也一眼就看出來公正合理，並且開始擔憂輿論被境外勢力所利用。

鋼鐵是怎麼煉成的，雪亮的眼睛就是怎麼煉成的，因為都需要敲打和引導。雪亮的大眼睛並不是一日煉成的，而是需要主流媒體和各大割韭菜的自媒體頻繁報道國外的洪水滔天。沒有安全感，也無法改變這一切，找回安全感的的方式就是證明別人也沒有安全感。如果你也關注國內的報道，那麼你對以下路徑一定不陌生：

當新加坡開始傳染的時候，輿論說新加坡限制群眾買口罩，視人命如草芥；

當新加坡控制住了，新加坡就從新聞中消失了，主流新聞就成了日本隱瞞疫情，為了舉辦奧運會不惜犧牲人民生命；

當日本一直沒有爆發，日本又漸漸的淡出了大眾視野，主流新聞又變成了韓國邪教聚會，在控制的關鍵時期仍然在大規模聚會；

當韓國新增確診穩定之後，韓國也就很少被討論了，主流新聞就對準了英國，尤其是英國的“群體性免疫”，國內的分析比在英國的報紙都詳細；

當英國轉變防疫方式以後，新的防疫措施就沒熱度了，主流新聞轉變為美國的CDC報告人數不實，病毒檢測不積極；

當美國開始重新報告人數，投入大量測試包，並且引入了流動車快速測試，主流新聞又變成了，新加坡因為輸入性病例，確診人數再次增加。

......

群眾看到的是事實嗎，當然是事實，我也在嘲諷群體免疫和川普，但只是部分的事實。因為自己屁股沒擦乾淨的時候，首要任務不是擦乾淨，而是盯着別人的屁股，別人屁股如果幹淨，那麼就盯着他的衛生紙干不乾淨。

這種證明“所有人都曾不乾淨”的手法，我在魯迅的《外國也有》讀過，魯迅說，“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蟲，而遭別人指摘的時候，實在也不大舒服的，但捉起來卻也真費事。況且北京有一種學說，說臭蟲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盡了，又有什麼價值呢，不過是一種消極的辦法。最好還是希望別家也有臭蟲，而竟發見了就更好。發見，這是積極的事業。哥侖布與愛迪生，也不過有了發見或發明而已”。

《紐約時報》對意大利封城和湖北封城採取了不同的說法，群眾眼睛再次雪亮了起來，紛紛指責為雙標。我也覺得這是雙標，但如果你經常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時代周刊》的話，就知道“雙標”並不是唯一的判斷，川普稱病毒為“Chinese Virus”，也是這幾家報紙率先譴責總統蓄意將病毒與中國掛鈎，罵川普做法不對。

究其根本，人們並不是指責“雙標”，而是痛恨自己處在了“雙標”的劣勢地位。紐約時報是典型的左派媒體，它會批評中國，也批評美國。問題是，它批評中國的時候，你覺得就是在抹黑，它批評外國的時候，你覺得公正客觀。

其中，更是有不少人表示再也不相信外國媒體了。可是它最近一系列文章批評川普的時候，你為啥就相信了呢？更進一步的說，媒體批評自己國家的時候，群眾說，領導不比你笨；批評國外的時候，國外的領導都是十足的蠢蛋了。群眾覺得自己自身難保了，欣然接受着留學生捐的口罩，聽到國外洪水滔天了，就希望留學生永遠不要回國和你競爭資源。雙標要不要算你一份？

紐約時報的經驗不能照搬，因為批評在這裡是危險的。群眾說了，批評是讓國家丟人出醜，阻礙進步。那位中學生給武漢作家方方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小時候，媽媽告訴我，家醜不可外揚，不知道方方阿姨您小時媽媽告訴過您沒有？方方阿姨，您知道人最困難的時候，需要的是什麼嗎？不是垂頭喪氣，不是滿眼失望，而是堅持的理由和活下去的信心。”那麼，那些干出丟人現眼事的人不是抹黑？那些粉飾太平鼓吹虛假的人不是在阻礙進步，反而批評他們警醒他們的人是在給國家丟人出醜？

告訴你家醜不可外揚的人，往往就是那個製造家醜的人。只有在盯着別人屁股的時候，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當看自己的時候，就選擇性失明了。我不理解這些，就像我不理解探討病毒起源於哪個國家有什麼討論的必要，我們是否執行了野生動物保護法規？是否進行了全面的檢疫？我們是否建立了高效的傳染病通報機制？我們是否建立了透明的問責制度？否則不管起源在哪裡，我們只會一次次的陷入這種天災人禍中。

顯然，群眾不是這樣認為的。他們將這個理解成一場輿論戰，戰爭的首要目的就是盯着自己人不能叛變，當然，還是用他們的雪亮的大眼睛。詹青雲試圖用邏輯表示“病毒起源於美國”的荒謬之處，馬上就被愛國群眾摁倒在地，說，“自己媽媽被罵，你卻逼着自己媽媽講邏輯和事實”。

人們能把政府當媽媽，能把政府當爸爸，就是不能把政府當政府。而且，既然是輿論戰，你們為什麼連Twitter和YouTube都上不了，是誰不給你們向外界發聲的機會呢？或許你們不怕違法在國內上了，發出的聲音則是外國人都看不懂的“right your mother right”，這就是你們輿論戰的水平嗎？

你們可能會說，敵人在內部，攘外必先安內，所以輿論戰要在國內舉行。那麼這場災難是如何發生的呢，是吃野味的人嗎？是詹青雲、方方嗎？我想你們也知道原因，但你們不敢罵。李敖曾經嘲諷王朔說：“我李敖罵的都是些能讓我坐牢的人，他王朔罵的是些什麼人。”王朔反擊說：“能讓他李敖坐牢的人我也敢罵，他敢罵能讓我坐牢的人嗎？”。

群眾不僅選擇性的失明，還選擇性的仇恨。這輩子也不指望能多獲得一點安全感，但一定要證明自己得到的比國外更有安全感；也不奢求自己能有道德，但要比詹青雲和方方更有道德。在雪亮的群眾眼裡，獲取尊嚴的最好辦法是讓別的普通人失去尊嚴，要批鬥，遊街。就像一家三口在家打麻將，卻被志願者抽耳光砸桌子，這個人肯定不敢去抽那個在醫院辱罵護士不打掃衛生的工商局官員。群眾斗群眾，是最低成本的獲取正義感的方式。

我並非故意指責群眾的是非，否則我也不過是只盯着群眾的錯誤。愛國的反面就是賣國，可這兩者在中國基本上都和群眾無關。站穩了立場就可以不講邏輯，不講事實的話，今天說你愛國，明天就可以說你不愛國，你也別委屈，因為你都認同可以不講事實和邏輯。賣國就更簡單了，普通人歷來都是隨波逐流的，哪有權力和能力賣國，不是每個人都有秦檜的權力。

讓我們回到開頭的那個問題，“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當然是一句讚揚，但這話也不是我說的，是斯大林說的。眼睛雪亮沒什麼不好，我只是希望群眾被引導盯着別人的屁股的時候，也能想起自己家的屁股還沒有擦乾淨，因為自己家的主人也沒想擦乾淨，主人們只是提上了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