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新冠病毒，誰是勝利者?

筆者始終認為，沒有研製出殺死新冠病毒的藥物之前，沒有一個國家，一種制度是勝利者。

這次疫情在歐美的迅速蔓延終於讓西方意識到新冠病毒不只屬於亞洲人，他們原先冷眼旁觀，以為白種人可以刀槍不入。甚至歐美的不少醫學專家初期都低估了這個疫情的風險，從意大利大意失荊州，到英國的“群體免疫”，再到美國的全線淪陷，在一定程度上都和他們對這個病毒的有限認知有關。因此政府不敢與普通民眾的認知相左，輕易做出封城的決定。歐美醫學界也存在完全對立的看法，直到倫敦帝國理工學院流行病專家尼爾·弗格森團隊的研究報告做出了令人恐懼的預測之後，歐美政府才改變被動的應對策略。

尼爾·莫里斯·弗格森（Neil Morris Ferguson，1968年－）是英國流行病學家。[他是一位數學生物學教授，專門研究於人類和動物中傳播的流行病學。他是倫敦帝國學院下屬的阿卜杜勒·拉蒂夫·賈米爾疾病與緊急情況分析學院（Abdul Latif Jameel Institute for Disease and Emergency Analytics，J-IDEA）的主任、公共衛生學院傳染病流行病學系主任以及醫學系學術發展副院長。弗格森使用數學模型提供了幾種疾病暴發的數據，包括英國2009年豬流感暴發和2016年西非的埃博拉病毒疫情。他的工作還包括對蚊媒疾病的研究，其中包括寨卡熱、黃熱病、登革熱和瘧疾。

2020年2月，在中國爆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時候，弗格森及其團隊使用統計模型估計，認為中國已檢測到的病例嚴重不足。

2020年3月，弗格森的研究報告提出，緩疫策略將造成醫療資源嚴重擠兌，即使是緩疫策略效果最大化的情況，也會推高疫情峰值，最終導致英國死亡25萬人，美國死亡110-120萬人。

瑞士《新蘇黎世報》以“疫情危機是否奠定了中國的地緣政治崛起？不，中國得益只是暫時的”為題，刊發評論指出，在這場自由民主制與威權專制的又一場較量中，中國只是在宣傳方面暫時占了上風而已，短期的突發事件難以從根本上撼動長期的權力政治格局。

“即便是中國，通過展現自己援助者形象而獲得的地位上升也只是暫時的。誠然，意大利、西班牙現在正對歐盟各國的不團結感到萬分失望。但是，這幾乎不可能導致意、西兩國與威權中國之間的政治分歧就此消融、羅馬與馬德里從此走上疏歐親中路線。”

威權vs民主：這次全球抗疫的敘事已經成為中國模式和西方模式之爭，甚至上升到威權還是民主體制在抗疫中哪個更有成效的爭論，但不少人卻忘記了無論何種體制都有其成功與失敗的經驗與教訓。在歐洲成為重災區之後，德國的死亡率卻一直很低，這或許與日耳曼民族的自律有關。在亞洲處於恐慌的時候，日本並沒有跟隨中國封城、沒有跟隨韓國大面積檢測，但也沒有像歐美發達國家那樣失控，這或許與大和民族的自律和生活習慣有關。如果將抗疫簡單地看成是中國體制的勝利，那麼韓國、日本、新加坡、香港、台灣等地又是何種體制？無疑，中國自上而下的動員力量，讓全球看到了中國體制戰勝疫情的超強能力，但自下而上的公民社會的應變和調整能力，同樣令人刮目相看。

在包括中國在內的有些國家，2003年的薩斯爆發是一場規範性體驗。在很多人看來，那可真是九死一生，倖免於難啊。即使受害者數量有限，但它對整個地區經濟的影響非常嚴重，人們都不由自主地詢問，如果更嚴重的傳染性病毒災難再次發生，該怎麼辦？科學家們說，在高峰時期，感染新冠病毒者釋放的病毒比薩斯感染時的病毒多一千多倍。薩斯病毒位於肺部深處，新冠病毒在你的喉嚨處，隨時準備傳播。

中國共產黨已經堅定地承諾於另外一種模式，而且他們試圖已經開始向全世界推廣中國模式了。我們知道普遍化的模式間競賽或者競爭已經開始了，但我們還不清楚這種競爭的背景是什麼。衝突將發生在依照西方法則和原則建立起來的全球貿易和金融體制內嗎？那麼，美國的很多人肯定相信他們絕對會贏得這場戰爭勝利。

中國或許非常接近戰勝疫情，但這是在極端嚴厲的條件下進行的，為未來確定了先例。中國能夠承受得起放鬆社會生活限制的後果嗎？如果病毒死灰復燃，會發生什麼呢？如果先例意味着同樣的嚴厲措施將重新開啟，那麼中國經濟恐怕就再也無法恢復了。

所以說，沒有研製出殺死新冠病毒的藥物之前，沒有一個國家，一種制度是勝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