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在微信朋友圈说，今天是复旦建校115周年，祝复旦生日快乐。我是当年上海师范学院1978级的学生，和复旦八竿子打不着，但也要攀一下高枝，和复旦的朋友们共祝复旦大学生日快乐。
1978年上大学前，我在上海市松江县一家很小的纸箱厂工作。说是纸箱厂，就有下料的问题。既然是下料，就有优化的问题。厂里的最高学历，就是我后来的师傅徐明若，是高中毕业，下料工作就由他负责。
我刚进厂时，和其他“病退”知青一样，分配做杂务工。有时候看到徐师傅在工作，就会凑过去看一下。过了一段时间，我知道师傅是在“下料”，和师傅也有点熟了，就会厚着脸皮去搭讪几句，有时候也会问几个为什么。相当于“总工程师”的老徐和我这个最低层的杂务工颇有些缘分，谈起来相当投机。有时候我会提出一些颇有价值的建议，老徐从谏如流，欣然采纳。有时候我的建议是顾此失彼的，老徐也会给我耐心解释。
按照当时的“规矩”，杂务工期为三个月，可是至少六个月过去，我也没见“高就”的影子。有一天，厂里负责生产的姜副书记把我叫到办公室，说要调我去生产组，主要工作就是接替老徐的下料工作。我这样的“出身”，居然被委以如此重任，如同许多小说中描写的，我掐了一下大腿，确信不是做梦，小时候看的《十万个为什么》，居然也有派用场的一天。
我从小喜欢数学，但那时的所谓“数学”，大部分是和运筹学有关的。因为相当一部分运筹学不需要太高深的学问，有时候还有实际应用，很有成就感。那时候想当“数学家”，实际上只是对运筹学有点兴趣而已。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的本职工作做的相当不错，领导满意，师傅满意，和工人们也相处的很好。
以后可以考大学了，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复旦大学数学系，其他什么北大清华，中国科大，倒不是不敢，确实是想都没想。我的计划是学运筹学。学完后再回小纸盒厂，做我的“副总工程师”。1978年考分出来，我的成绩高的简直出乎意料，事后知道比那年平均录取分最高的中国科大还高了一大截。我就开始做白日梦，只等着进复旦学运筹学了。
尽管厂领导没有在乎我的“出身”，在“政审”材料中，他们替我写了一封很好的推荐信。但在在那个年代，在乎的还是大有人在，松江县的招生办公室也不啰嗦，干脆把我的材料扣下，不送上去，什么复旦交大，你连中专技校都别想去。最后由于层层申诉以及上海师范学院物理系吴祥兴老师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我被师院物理系录取。小学毕业生能进大学，自然是件高兴的事。但这么高的分数进了一所很一般的地方院校，实在是心有不甘。那时的心情，确实是“苦恼人的笑”。
1979年一月，我父亲平反昭雪，开了追悼会，他的许多老战友和老上级都来了，其中包括了老领导，当年的新中国剧社社长杜宣伯伯。母亲向杜宣伯伯说了我上大学的不幸故事，杜宣伯伯也颇为不平，就给苏步青校长写了一封信，让我去找苏校长。我找到苏校长的小别墅，按门铃进去，把杜伯伯的“介绍信”递上去。估计杜伯伯的信也没说太多，苏校长看了信脸就沉了下来，“你考得不好，来找我干什么？”我马上把高考成绩单递上去，苏校长看了以后，好几分钟没有讲话。我又把第一学期期末大考的物理数学成绩单递上去，这时候苏校长开始露出笑容，“都是100分，还多了一点儿。”物理数学各有一道10分附加题，我也都是满分。
苏校长婉转地表示，他也无能为力。他叫我不要灰心，并告诉我他的亲身经历。他刚到日本，念的是专科学校，以后才转入著名的帝国大学。还有一次，苏校长告诉我，他曾让负责招生的老师去查过，怎么当时没有录取我。老师们几番查证，当场确实没有看到我的名字。为了抚慰我这颗“苦恼”的心，苏校长尽了最大的努力。
苏校长说，喜欢数学，对物理很有帮助。接着问我，高等数学用什么教材，我如实告知。他说，这太粗了。于是他送了我一套两册，复旦的《数学分析》。他还给师院数学系主任龚伦超教授写了一封信，叫我有问题可以去问龚教授。
有一次我去龚教授处，龚教授告诉我，上海市要举办文革后第一届数理化竞赛（我已从报上知道），苏校长是筹备委员会主任。他在第一次筹备会议上，将我的事情以匿名的方式提了出来，文革已经结束，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我们的系主任束世杰教授也是筹委会委员，苏校长也考虑到了束教授的感受，会议结束后，他特意去和束教授打招呼，不是说师院不能招好学生。。。结婚以后，有一次我和太太说起这件事，太太讥笑我这个书呆子，恐怕全系的人都知道了，只有你一个不知道。
以后，我有机会到著名的纽约大学科朗（Courant） 数学研究所做了三年博士后，并解出了两个世界难题（分别历时36年和至少52年），我94年回国时去看望苏校长，汇报在Courant 的工作。相隔十年，苏校长居然还记得我。Courant 的应用数学极为有名（这两个课题均属于应用数学），苏校长告诉我他也做过应用数学。他在文革中下放到造船厂，利用这世界一流的微分几何知识解决了船体放样问题。我在报上看到过这个故事，但理所当然的听他把故事讲完。谈话时，苏校长还好几次叫我樊中一，我就“纠正”他，您一定是和华中一教授混起来了。
苏校长从复旦校长退下来以后，花了不少时间替中学数学老师上辅导课。有一次，我的邻居夏XX老师也去听他的课，在课间休息时，她问苏校长是否还记得樊一中，苏校长说记得。夏老师回来后马上告诉我母亲。我这个无名小卒，能在苏校长心中有这么一席之地，我们全家都非常感动。
94年那次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苏校长，以后听到他，是2003年他逝世的消息。尽管我的“复旦梦”没有实现，但由于自己的努力以及苏步青校长的鼓励和帮助，我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数学梦”，我会永远怀念他老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