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強迫中國青年生小孩？

四川省生育登記取消結婚限制、取消生育數量限制的消息在網上引起熱議，有觀點認為，這一規定是對非婚生育行為的鼓勵。

實際上，此前包括廣東、陝西、安徽等省份也已明確，進行生育登記時不再對結婚狀況和子女數做要求。比如，2022年6月，陝西省衛健委發布《陝西省生育登記服務管理辦法》，其中明確“夫妻生育子女的，應當在懷孕後至孩子出生六個月之內辦理生育登記。其它情形生育子女的，也可予以生育登記”。

人口學專家何亞福告訴界面新聞，非婚生育通常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一些獨立女性藉助輔助生殖技術實現生育，另一種是自然懷孕後因各種原因未辦理結婚登記。這兩種情形中，起決定作用的仍是個人選擇，外部政策對女性是否選擇非婚生育的影響十分有限，取消生育登記對結婚的要求，不會導致非婚生育數量大量增加。

在今年“兩會”召開之際，有政協委員迫不及待地想要為“計生”獻計獻策。他在提案中寫道，要“以更加包容的態度對待未婚生育”，“允許年滿30周歲以上的未婚女性生育一胎”。

2021年，中國官媒公布了一份有2801人參與的《公眾對單身女性生育態度調查》。調查顯示，高達86.9%的受訪者“支持”單身女性生育，“非常支持”的就占到了58.9%。

由中國計劃生育協會、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中國青年網絡、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聯合舉行《大學生婚育觀念調查報告》指出，大部分大學生不再認為結婚是人生的必然經歷，而是以追求精神和物質提升為婚姻的主要目標；結婚不再是性行為的前提，情感基礎和事業穩定成為結婚必備條件；不依附於男性成為當代女性的標誌，“先立業後成家”成為男女共同的追求；大部分大學生不再視離婚為羞恥。這次調查表明，大學生群體與當前已婚群體的觀念已經出現很大差別。

　　此外，覺得“教育孩子太難”、“嚮往丁克家庭幸福生活”的大學生占有相當比例，分別為35.7%和14.61%。生育政策對生育意願的影響極弱，就業支持性政策更受期待，三孩政策對大學生生育意願影響有限，四成（41.99%）大學生表示不會因政策改變生育意願，因為政策出台而增強生育意願的僅有8.26%。另外，近四成（38.68%）對三孩政策不清楚，說明政策宣傳還需要加強。這帶來的啟示主要有，青年人婚育觀正走向“自主選擇”，強調自我情感和精神滿足；“未婚同居”高接受度和“非婚生育”低接受度並存，成為生育率走低的潛在風險；青年人對婚育的期待受制於雙方情感穩定及事業穩定，重點要緩解婚育與事業的衝突；政策設計需遵循青年人的婚育觀變化，特別關注女性視角的需求。

（德國之聲中文網）在北京，有一對愛情長跑了8年的情侶，分別是現年25歲、從事醫美行業的女方孫小姐，與在金融業上班，即將奔三的男方趙先生。雙方都是北京本地人的他們，普遍來說比還未落戶的外地人口多了些婚育優勢，卻都還在思考著是否步入婚姻。

孫小姐告訴DW：“大家現在都想生女兒，比如在北京生兒子（就可能要為他置婚房），就意味著至少要掙1000萬……基本上，最差應該也會出個首付二三百萬吧”。

但這並不是讓她不想生的主因。“反正我想到我下班以後，或者好不容易有個周末，還要帶孩子，孩子大些要管他學習，我真的巨恐懼”。

對於晚婚育，趙先生則認為“思想開化了，結婚生子不能證明或代表什麼，是否正式結婚、是否離婚、是否有孩子等，不能代表幸福”。

他們的故事是中國青年婚育情況的一種縮影，既考量成本，也傳達出了婚育不再是人生必要的選項、有別於中國傳統如“傳宗接代”的聲音。而這正在改變著中國初婚、育的現實。

中國多地民政部門，在2月中旬公布了去年度的婚姻大數據，顯示各地初婚平均年齡近30歲，晚婚已然成為中國普遍趨勢。而從今年初，官方公布去年的人口數據顯示，中國人口60多年來首次出現萎縮，與此同時，人口出生率也創下新低。

中國人口問題專家易富賢向DW表示，目前中國的婚育年齡正在“後來居上”東亞初婚、初育年齡全球最晚的趨勢，“今後將面臨嚴重的養老危機”、“初婚年齡還將不斷推遲”。

為了應對，中國政府也已經出台了許多相關鼓勵婚育的政策，像是四川為了保證未婚先孕人群的權益，當地生育登記取消結婚限制，而近日，全國政協委員謝文敏更公開表示，該舉措應該擴大到全國范圍施行。中國有些省份也延長了婚假，甚至還有給新婚夫婦長達30天的措施。不過這些措施，可能還無法全面照顧到現代生養的需求及想法。

婚育問題的“中國特色”

一對在上海金融業打拚的28歲夫婦，和DW分享了他們暫時還沒有生小孩的計劃。女方萬小姐說：“一方面吧，我們也都在工作，帶小孩還得請保姆，我們父母也都還在工作，把小孩丟給保母，我也不太放心”。

新加坡國立大學家庭與人口研究中心主任Bussarawan （Puk） Teerawichitchainan提到，在老齡化的中國，曾經的一胎政策，讓子女在上有老、或下有小的“三明治”情況下，照顧的力量因“沒有手足”而相較單薄，即使政府現在鼓勵生三胎，人們也會思量負擔的問題。

除了基本的照顧，萬小姐進一步提到，中國教育狀況“真的卷”，對於“雞娃模式（給孩子打雞血，父母盼孩子成龍鳳的行為）”她望而卻步。

“各種興趣班，連籃球，花樣游泳，老師都還找國家隊的，幼兒園也是各種卷，都開始讓她（孩子）學編程了。好的私立幼兒園，還要面試父母，之前電視劇里那些，真的是沒誇張……”。

Puk也說：“如果你考量到撫養孩子的成本，在亞洲，在追求卓越的學業表現而言，競爭非常激烈”。

另一項中國政策帶來的影響，是結婚年齡。1980年中國為了推行計劃生育，將法定最低結婚年齡推遲到男生22歲、女生20歲，鼓勵晚婚（男 25 歲、女 23 歲）晚育，而鑑於目前世界各國的法定結婚年齡普遍在16-18歲，符合生物學時序，易富賢認為“中國也應該與國際接軌”。

易富賢表示，“婚育年齡的推遲，意味著生育的時間窗口縮窄，不孕率提高”，生育能力也隨時間下降。“如果男、女初婚年齡不能控制在27歲、25歲以下，生育率是難以提升到更替水平的”。

從經濟下手還不夠

在北京，30歲的單身公務員老王（化名）表示，房價高是普遍性的問題，婚後生孩子的各項成本很高，“娶個老婆，吃喝玩樂都不痛快，我結這婚幹嘛？耽誤人家嗎？一個人樂呵樂呵得了”。他還提到了“貧賤夫妻百事哀”。

Puk說：“中國能考慮的有項政策是，為年輕夫婦提供某種形式的住房補助或鼓勵措施。沒有沉重的住房成本負擔，這也許可以幫助他們考慮真的早點組建家庭”。

然而，Puk以新加坡為例，說明經濟上的補助還是有其限制。她分析，新加坡的政府補助、但得要是提供有婚約在身的人，才能預購的公共住宅（Build to Order, BTO）補助為例。

她說，某種程度上，經濟的好處會激勵了人們結婚的意願，住房補貼也是新加坡政府鼓勵婚育的方式；雖然從生育率上來看，並沒有顯著效果。但她也提到，是如果政府沒有這些相關政策，也許數字會下滑更多。

同時她強調也表示，除了光是經濟層面還不夠，政策還需要考量到“有些事情能及時做到，但有些是需要融入改變的。尤其是在規范和文化上的改變，這可能需要花上很長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