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周處除三害》是我近年看過的極少數華語電影之一。拍得不錯，讓我從頭看到尾。

周處的故事不少人知道。出自《晉書》。周處少年時為害鄉里，被視為與山上猛虎、水中蛟龍並列的三害。周殺虎，後入水搏擊蛟龍失蹤了三四天，鄉人以為周處與蛟龍那兩害都死了，慶祝之。結果周回來了。周意識到自己為害之烈，於是改邪歸正，造福百姓。云云。

同名台灣電影借用了這個故事的標題而已。甚至編劇是否讀過這一故事都是一個疑問。

主角陳桂林說：周處除三害，大家只記住了周處。似乎在說：被除的三害籍籍無名。

事實上，周處的故事中，其中兩害不是人而是畜生，畜生無名，無所謂“籍籍無名”也。而第三害就是周處本身。如果周處不是曾為一害，其造福一方的行為就不可能這麼有名。

陳桂林是黑幫成員，因為多年前殺死兩個黑幫頭子而逃亡，成為三大通緝犯之一。因為被騙以為自己是肺癌末期，決定去追殺其他兩個通緝犯。電影就圍繞陳的暴力追殺展開。

結果：陳殺死了其他兩名通緝犯，自首，被死刑處決。陳桂林實現了除三害，殺死了其他兩名罪惡深重的通緝犯，自首而被處死刑，於是三害都肉體消滅了。

對比周處的除三害：其他兩害非人，是外在於人類社會的；周處在除去其他兩害之後沒有用肉體消滅的自殺來除掉第三害，而是改邪歸正，改為害為為善。

相比之下，原版的周處故事閃耀着人性的光輝，與自然界作鬥爭，與人性惡作鬥爭，並且戰而勝之。尤其是改邪歸正的情節，充分體現了人的自省能力、行動能力與改變能力。

而台灣電影《周處除三害》呢？最終落入了商業電影的窠臼，滿滿的暴力血腥（所謂“暴力美學”）：拳打、腳踢、刀插、槍擊……周處的故事框架似乎還在，落到實處卻變成對人類社會暴力的渲染。

導演黃精甫是香港導演，生於七十年代。《周處除三害》似乎是對曾經輝煌的香港警匪片的致敬與懷念。

在台灣2023年10月首映的這部電影票房僅4700萬元新台幣。票房收入還不及6000萬元新台幣的投資。然而三月份進入中國後的票房據三月十三日台灣中央社報道已達18.2億元新台幣，是台灣票房的近四十倍！

台海兩岸觀眾對該電影的反應之不同，背後有什麼原因麼？

且不說中國與西方脫鈎，政府對影視娛樂行業管控與審查日嚴，導致中國市場上沒有什麼好看的電影之基本狀態對於《周處除三害》的火爆構造了有利形勢。

單說電影本身，作為商業片，《周處除三害》的節奏還是張弛得宜，敘事也算流暢，暴力視覺效果頗為血腥，但是也不出《Kill Bill》、《John Wick》系列電影範疇。總體娛樂效果不錯。

顯然，掛羊頭賣狗肉的味道很濃，電影利用了中國古代周處故事而淺表化、庸俗化，卻迎合了今日中國大眾的庸俗化文化心理。更重要的是，其中暗含的個體暴力主題，實在是切合了中國民眾壓力山大之下的普遍陰暗心理。

君不見：僅僅在海外社交媒體X（前推特）上就可以看到多少在今日中國發生的暴力慘劇。很多都是個人恐怖事件，“報復社會”事件，等等。

華語觀眾對暴力美學電影並不陌生。香港警匪片，特別是當年的吳宇森電影，被認為是此類電影的代表。

暴力的審美化本身源遠流長，古已有之，不論中西。然而把暴力美化的武俠文化卻似乎是中國特有的。

我疑心，武俠文化及暴力美學的背後是兩千餘年的中國式專制。

中國式專制制度，或稱“東方專制”，是人類歷史上壓迫性最強的專制制度。這一制度的核心設計在於依賴詐計與暴力兩種手段來奪權與維穩。中國式專制制度的另一個特點是：朝代更迭的死循環，或稱朝代更替的周期律。

兩千多年來，依靠詐計與暴力，特別是暴力，東方的專制制度在中國實現了朝代周期更迭而制度不變的千年帝國。

更可怕的是：這一制度迄今未變！2024年的今天，依靠詐計與暴力的東方專制制度依然在奴役着中國、香港與澳門的民眾。

生活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民眾，在兩千多年的專制壓迫之下，無力脫困，看不見希望與未來，心理上的壓抑尋求突破口，於是暴力，特別是民間的、個體的暴力行為，往往獨來獨往的“俠客”、“好漢”就成了普通底層民眾反抗暴政願望的一種精神寄託。

俠客都具有超凡的武力或暴力手段，因而可以跳出芸芸眾生有限的體力、能力上的局限。這完全符合中國底層民眾在專制重壓之下無力感的心理補償。

從無力到有力，甚至超能力，俠客、江湖好漢身上寄託的是反抗中國專制統治者的美好理想。從刺客荊軻起，這類“遊俠”就一直存在於中國民間社會的傳說中，不絕如縷。

古代周處的故事卻不算一個武俠故事。傳說中的周處有過人的武力，然而沒有什麼行俠仗義、更沒有所謂“十步殺一人、千里不流行”的事跡流傳。

台灣電影《周處除三害》的陳桂林，卻似乎有了“俠客”的影子。其除掉為害民眾的兩個黑幫人物的行為，本也可以算入“行俠仗義”之列了，因為肉體消滅黑幫分子迎合了普通民眾的願望。

然而，電影中陳桂林的初衷似乎是為了出名，或者說，“刷存在感”。這一動機使得他除害的行為無法真正歸入“俠”的行為，然而卻更迎合了今日中國底層民眾被共產極權重重壓迫之下爆發的願望。

眾所周知，中國底層民眾作為共產極權統治下的“韭菜”、“人礦”極其欠缺存在感。然而他們還是有頭腦的生物，偶爾也會動動腦，對於自身的無力感、邊緣化處境乃至暴力反抗的願望或許會隱隱察覺，且默默自宮（出於生存本能）。

個體默默自宮之後，其被壓抑的能量在武俠傳說、特別是個體暴力行為中得到宣泄。武俠小說、影視、遊戲等在東方社會，特別是華語社會的流行，或許就是底層民眾普遍的補償心理的一種表現。

於是，21世紀的“周處”被改造成了為民除害的俠客，為兩千多年專制制度下的中國底層民眾帶來了一次暴力狂歡的高潮。

可惜，這一狂歡是虛幻的，依然遵循了個體反抗的邏輯：只反為惡之人，不反為惡之制度。大家注意到《水滸傳》“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影子了嗎？

《周處除三害》電影在台海兩岸票房的巨大差異，也許說明了自由民主制度與共產極權制度對社會心理的塑造作用。

自由民主的制度下台灣民眾沒有韭菜般的無力感與被統治階層重重重壓的壓抑心理，因而對渲染個體暴力的電影缺乏中國民眾那麼強大的心理需要。

只要中共暴政存在一天，中國民眾的“俠客夢”就一天不會終結，《周處除三害》之類的暴力電影的票房就會有保證。

這是中國文藝的悲哀，然而悲哀不是反抗。行動才是。

肉體消滅一個惡人是反抗，然而卻是有限的反抗。只要惡制度繼續存在，更多的惡人會繼續壓迫民眾。

改天換地的制度變革是艱難的事業。台灣、日本等國都經歷過，他們成功了；中國從鴉片戰爭以來也嘗試過，卻屢屢失敗。

然而，中國民眾要從人礦變身公民，中國要從野蠻轉成文明社會，卻必須在制度變革上繼續努力。

從這個角度看，電影塑造的用暴力行為刷存在感的“周處”頂多是一種宣泄，而晉代的周處的思考能力、行動能力和改變能力卻是中國民眾實現制度變革真正需要的。

今日中國已經有許多陳桂林式的人物，他們個體的反抗標明了中國社會內部的矛盾與中國政府的專制暴政之慘烈，卻沒能改變中國。

要改造中國，我們需要晉代周處代表的人的反省、思考、行動與改變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