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泰一类人如果认为中国社会主义者和左派中国共产党人可以为了他的所谓"国际主义"利益而背叛中国,背叛七亿黄河和淮河人民,背叛十三亿中国人民,而迎合台湾所谓左派或右派的非汉,反汉要求,他们是纯粹的白日做梦.

从日本极右余孽,如漏网的台湾法西斯战犯和他们的遗老遗少,到台湾的一些所谓左派,甚至包括旧苏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类人在内,无不以所谓"自决"为借口,企图从外部侵略和颠覆中国.这些人,无论是左还是右,都是中国和中国文化与文明的凶恶敌人.台湾是中国的土地.不愿意当中国人的人,无论他是左是右,都应该从台湾滚蛋.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和右的台独分子无关,和左的台独分子也无关.台湾是中国的,和一时退步阶级无关,和一时的进步阶级也无关.任何人,只要他是真台独,毛泽东可以消灭他们,蒋介石也可以消灭他们.

中国没有几百年来旧欧洲小国如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历史包袱.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不需要在国际主义和中国利益之间作选择.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4左右.中国在一万年以来的世界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中,一直在起决定作用.中国的利益,就是国际主义的利益.中国的成功,就是国际主义的成功.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民族,都不能以中国社会主义的暂时进退为借口,提出分裂和分割中国要求.否则,就是对中国的背叛,就是对国际主义的背叛.

奉劝陈泰一类人,不要用左来掩盖自己的法西斯极右本质.无论你们支持社会主义也好,不支持也好,你们都是中国社会主义者和左派中国共产党人的死敌.为了消灭你们,我们可以和中国的左派合作,也可以和右派合作.为了消灭你们,我们可以和社会主义者合作,也可以和资本主义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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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利益高於一切——台湾问题与工人革命
作者: 游客甲
日期: 2007-03-24 04:26

陈泰

「汪洋大海般的劳动人群——难道有比这更好的祖国吗？」

——罗莎·卢森堡[1]。

(转载自红鼹鼠第三期)

近二十年来，台湾和中国大陆发生着历史性变化。台湾实现了资产阶级代议民主，部分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积极开展独立建国运动；在大陆，资本主义复辟已成铁证如山的事实。借助国家专制机器，中共官僚及其相近的私人圈子聚敛了惊人产业，正与国际前辈们紧密勾结起来；与此同步，作为全球市场的一部分，大陆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被世界资产阶级正式认可（WTO）。基於上述理由，今日的中国社会等同垄断寡头统治下的资本主义社会[2]。

针对台独的趋势，北京妄言「实现国家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和神圣使命」[3]，不断武力威胁；两个资产阶级政府之间的军备竞赛你追我赶，东亚战云渐浓——台湾摆出「当裤头买枪火」的架势，更以美军为总后盾，而大陆政府秣马厉兵的种种举动[4]已广为人知。2004年9月30日，新任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接见军内高层，指示「抓紧搞好军事斗争准备」[5]，可谓东南风起，日甚一日！

台湾部分资产阶级为何选择独立？他们又为何得到不少普通劳动者的支援？从自身利益出发，工人阶级应如何看待住民（民族）自决权、分离权？爱国主义（无论中华爱国主义抑或台湾爱国主义）在为哪个阶级服务？马列先贤有云「至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史归根结底都是阶级斗争史」，无论外表何等光怪陆离，任何重大社会政治现象都贯穿着阶级利益的红线；把握住这条红线，无产大众（首先是先进工人和革命青年）才可能看清它们的内在动力，并做出正确的政治判断。由此说来，要找到上述疑问的答案，就必须瞭解阶级斗争框架内的「台湾问题」到底意味着什么。

台湾问题的三个方面

笔者以为，「台湾问题」可分为三个层次：

一．1949年后资本主义中国残部与（官僚专断的）大陆工人国家的对抗（台湾充当东亚反共重镇）；

二．大陆复辟，台湾资产阶级选择独立建国以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过程成为美日台资本与大陆资本多方博弈的过程；

三．由於深受迁台的中华资产阶级政权专制统治和排挤歧视之苦，由於台湾资本主义的长期单独发展，广大台湾民众（无产阶级、农民和小业主阶层）产生了日益鲜明的本土意识，广泛地追随（或不反对）资产阶级建国运动（及其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为后者火中取栗。与此同时，为了维护本阶级战略利益，大陆寡头政权收台的决心日坚，并以中华爱国主义作为控制民众的精神工具和攻台遮羞布。揭露两岸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性质、保持无产阶级独立政治立场，是大陆与台湾先进工人起码的责任。

「小中原」时代的台湾

1946年3月邱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向大小财主警报赤潮的到来（「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已经拉下了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6]；作为墨索里尼的欣赏者兼屠杀上万巴库工人的刽子手，邱先生对苏东阵营的出现忧心如焚。有产阶级的消亡、剥夺资本主义私有产权、推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尽管极其粗糙，而工人阶级受到了官僚层的政治压制）——便为苏中工人国家最让老闆世界陷入疯狂的地方，两大历史前景的对抗就此展开。

在中国大陆，输掉内战的资本家政府一路南迁，苦撑着「屹立海上，成为东亚反共抗俄的堡垒」（蒋介石）[7]；台湾肩负起了双重使命——既是中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最后孤城，亦为国际有产阵营反击工人革命的前哨。美国的金元和舰队，使台北小王朝免遭迅速覆亡的厄运，（大陆已荡然无存的）资产阶级及其政权和生活方式得以延续。无数剥削者（从西北马氏军阀到上海滩巨商）及其文人跟班青帮打手逃难至此；旧有军政特工系统的残兵溃部汇集於此；他们抱定「骑着白马回去或五花大绑地被押回去」（柏杨）的决心，筹备着与工农敌军做殊死战。

为了继续统治下去，20世纪中叶的世界资产阶级发挥了几乎所有潜能——从义大利黑手党到拉美改良主义工会领袖，从中情局暗杀队到梵帝冈的主教们，统统被动员起来投入「反共圣战」中去了。作为「圣战」的一部分，蒋氏政权在台湾建立了带有若干极权成分的专制机器，以炮制「警察比老百姓还多」（李敖）的要塞式社会。几十年里，这个社会被极其细密和严酷地控制起来——暴风雪般白色恐怖过后，是漫长的特务政治黑夜；军人思想全天候地受到监视和清洗（辅导长制度）；政工干校的毕业生不仅服务部队，还遍及新闻出版、文化戏剧等领域，主导全社会的精神生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编练大批满脑子领袖崇拜的基层干部，随时侦知和处理各个角落的潜在异端。

紧箍咒似的政治独裁和困苦的物质生活[8]，使岛内中下层社会对统治当局普遍抱有程度不等的反感厌恶和愤恨；但在铁硬镇压机器面前，这种情绪被小心地隐藏起来，直到八十年代。大陆去台官僚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排它性（官官相护任人唯亲），给长期备受冷落不得志的本地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界）发起独立运动打下伏笔[9]。

八十年代末期，「圣战」以剥削阶级的大胜告一段落——苏东垮台，大陆执政集团沦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狂热推行者；今日中国也许并无世界最优的投资环境，但它绝对是中外有产者可以肆无忌惮压榨工农和纵情狂欢的乐园。如果说逃台政权曾肩负「反共复国」的重任，那么这一目标已完美达成；如果说「中华民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代名词，那么大陆民众早已重入民国的土地；套用好莱坞恐怖片的桥段，二十年来发生的一切可谓「曾被埋葬的过去，又回来了！」。

大陆复辟后，「自由中国复兴基地」的大小老闆蜂拥而至，两岸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逐渐落实。2002年大陆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台湾为大陆第二大进口市场）和重要生产基地（从微电子到水泥）；台湾资本在中国经济的分量日益吃重，投资领域从石化到金融不断扩大。截至2003年6月，台湾经济部投审会宣佈赴大陆投资累计金额317亿美元，同期大陆商务部认为实际利用台资352.1亿美元；而据台湾《投资中国》杂志统计，实际利用台资773.57亿美元[10]。2004年6月，台湾行政院经建会指出1991年台湾对大陆投资仅占对外投资额的9.5%，2003年已占53.7%[11]。

随着经济融合加深（大陆商业部已正式呼籲建立两岸CEPA机制[12]），双方人员流动剧增——截止2004年初，至少五十万台湾人移民大陆（同时有数以万计的大陆人移民台湾），一百万人在大陆工作，年度人员往来超过300万人/次。凭藉语言优势，近十年来「小中原」的资产阶级消费文化（从软绵绵的台剧到恶俗娱乐节目）席卷中国大陆，为相关经验奇缺的北京复辟集团送来一批优质的大众精神致幻剂。

时至今日，两岸政权的阶级性质趋同而经济迅猛走向统一，「自由中国复兴基地」似乎失去了孤悬海外的理由。然而，北京和台北却不单渐行渐远，而且日益陷入剑拔弩张的对峙局面。终於有一天，大陆资本及其国家主义吹鼓手痛心地承认「在大陆对台湾二十年的呼籲、接触、交流和血浓於水的同胞情感诉求以后，在几乎无条件出让大陆市场给台湾商人以后，在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长期居高不下以后，台湾当局不是更愿意统一了，而是更愿意独立了」（韩德强）[13]。

回顾九十年代至今的台海关系史，可以清楚看到台湾资本作为整体选择了独立建国（所谓维持现状等同独立）的前途。岛内主流爱国力量固然高举「建立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14]的圣斗旗，连当年去台中华资本的政治代表也声嘶力竭地表白「我是吃台湾米长大，爱台湾的新台湾人」[15]（台北市长马英九），强调「台湾优先是不能伤害台湾利益、台湾尊严」（国民党主席连战）[16]；至於复国旧梦，两岸实行「邦联的构想……会是国民党未来的主张」（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17]），或乾脆宣佈「应把台湾独立作为选项之一（向选民）提出来」[18]（国民党立法委员陈学圣）。国民党附和台湾资本主义单独建国的转向路线，已得到民进党的部分肯定[19]。

独立运动的主流化、台湾爱国主义的持续高涨、舆论界「台湾第一」的新主旋律取代「中华民国颂」，上述政治进程固然处於资产阶级的绝对领导之下，但它们拥有毋庸置疑的广泛群众基础。大陆工人应如何对待台湾民众的分离意识和住民自决权的民主要求？这个问题先放一放，让我们看看「中华民国」政治中心自台北转去北京后，两岸资产阶级政权如何应对新局面，产生了哪些重大后果。

台北：「再造民国」麻烦多多

几十年来，中国剥削阶级怀着复仇的心蛰伏孤岛，梦想快快反攻「肃清共产国际侵略的暴力，恢复中华民国的领土」[20]。中华爱国主义（「梅花梅花，象徵我们巍巍的大中华」）是无可置疑的主流官方思想，当地和大陆去台民众则被告知「大家都要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这一个前提之下，为了反共抗俄这一个目标，共同一致，团结奋斗」[21]。卧薪尝胆「毋忘在莒」的蒋家父子及其大小鹰犬没想到，不待国军提师北伐，「共酋」们竟主动「杀朱拔毛」作起富家翁来。

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以功臣汇报的语气宣佈中国政府的全部工作在於「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22]；并已经让「规模庞大的国有资产得以盘活，数万亿元的民间资本得以形成，5000亿美元的境外资本得以流入」[23]。大陆出现了广泛而实力雄厚的资本家群体，有产阶级的复活促使当局走向政治改良，以法律的形式「保护财产权利。既要保护共有财产，又要保护私人财产」[24]，并与私人资本分享权力。邓小平、陈云主导的渐进式复辟，为中国资本主义打下了经济基础；刚刚起步的宪政进程，则着眼於上层建筑的改良；无论如何，老闆们总算得以再次为祸於神州大地。

不必重演升级版「国共双煞大对决」，海峡那边就变了样；或许，「蒋公」有知，会为世仇得报感到单纯的快意，台湾的上层精英却得好生思量如何在急变的时局中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继续保持中华资本「南渡衣冠」的政治身份？如果说资本主义西德以「五个新州」的名义乾净利落地吞掉了东德（却也未能避免极其严重的社会经济后遗症），大陆则棘手得多——北京复辟集团没有简单地拆房散夥，而是仰仗多年打下的工业家底和资源潜力，当仁不让地以中华资本主义新中枢自居——「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台湾跟大陆争正统，不自量力」（邓小平）[25]。

大陆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代价亦极为可怖——近亿城镇（和数亿农村隐性）失业半失业人口、私有化造成的萧条使内陆某些工业区长期处於「前暴动状态」、沿海经济带（聚集了上亿劳工）的劳资关系普遍紧张、官僚系统各派系的利益分化与明暗冲突、官员贪污行为失控和日渐激化的官民对立、全球化冲击下的民族工业前途未卜、私人资本既与权贵资本矛盾重重，近年又同国际资本顶牛、少数民族边区的武装骚乱、骇人的环境破坏等等，不一而足。

目睹这一切，台北清醒地意识到「当前中共所面临的结构性变化，就规模而论，是史所未见。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文化和社会极具多样性，使问题益加複杂」[26]；假设台北继续自命「汉光」嫡传并保留「北谋中原」的历史前途，便得有接手上述（和其他衍生）矛盾并逐一解决的精神和物质准备（或至少承担部分政治责任）。然而，大国实力和相应的政治机动空间，恰好是依附美日发展的台湾资本主义所不具备的两样东西。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资产阶级（包括国民党时代的官僚资本），举凡信贷、设备、人才、技术和能源等等，无不长期依赖英美帝国主义。迁台后的中华资本和当地资本格於大势，在上述方面走得更加死心塌地，与美日经济极其紧密地绞缠为一体[27]。

九十年代中期，被踢出权力核心的没落豪门终於哼哼叽叽地承认「日本一直控制着台湾经济，日本一直对台湾感到极大的兴趣」（蒋纬国）[28]；至於美利坚天朝上邦深入骨髓的影响，从2004年「军购案」风波便可见一斑——面对舆论界的疑问，岛内执政高层坦然宣告「美国人就是不让台湾自己造（潜舰），我们能怎么办？」[29]（台湾国防部长李傑）。

数十年间，岛内军政和工商领袖们习惯於向白宫和华尔街早请示晚汇报，以精通美式文化为自炫自负的本钱[30]；八十年代后，台北啼笑皆非地发现对面的「老共」也笨嘴拙舌地与华盛顿套起近乎。

北京：「再造民国」与西天取经

苏中官僚层走向复辟的最根本原因，一是它不具备独立阶级利益（即独立历史前途），空有偌大权力却无真正的统治「名分」；二是与拥有成熟统治智慧的资产阶级国家相比，「官僚独大」的管理形式缺少有效纠偏系统，造成决策能力日趋退化[31]。专断的官僚们（从拉科西[32]、波尔布特到赵紫阳）普遍具有视野狭窄目光短浅、偏爱冒险、常为本位小利牺牲全局等等精神特徵；对所统辖的工农群众，干部们（及其亲眷和侍从圈子）充满蔑视而又莫名地暗含惧意；对外要么妄自尊大「超英赶美舍我其谁」，要么充满自卑恐慌（「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并对老牌资产阶级抱有一种暗暗的敬畏和信服。

1978年底，急於向华盛顿示好的邓小平主动让步，导致保留美台同盟的《与台湾关系法》[33]的诞生；随后（特别在苏联解体后）北京多年推行看西方脸色行事的「消气外交」，让崇毛派也歎息蜀中无人[34]。尽管北京很清楚「美国的当权人士从未放弃搞『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35]（邓小平），因为「支援台湾当局，推行『以台制华』，本来就是美国历届政府的既定政策，只不过会在不同历史背景下表现出形式和力度上的不同」[36]（钱其琛），却仍不断表白「我们的友谊任何人都不能离间。我们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37]（朱鎔基）。

中南海「自废武功以德服人」的对美思路，与资本主义复辟后的新利益格局有着最根本的关系。大陆新兴有产者加盟国际资本团队的过程，即为前者向后者（特别是游戏规则的最高制定者与仲裁者——美国资本）争取信任努力学习（市场知识与管理技巧）的过程；大陆资本化公为私的发家史（国企改制、参与国际贸易和入世），亦离不开老大哥们配合与提携。如此这般，北京复辟集团向资产阶级转型的过渡期，也就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对西方的盲目幻想、无益期待和政治短视。

借助外资加快复辟的主观设计、复辟时期毁弃旧管理模式引发的混乱（比如价格双轨制）、权力内斗的战术需要，使得许多高层决策带有饮鸩止渴、后患无穷的特点——为瓜分国企而对后者实施经济窒息（掠夺性税制），重工业因此大大削弱；向美资献礼而放弃运十专案[38]，让民族航空业痛失发展良机；引狼入室地吸收外资，已惊人地压缩了私人资本的发展空间（从汽车到零售）；为安抚军方，中央允许前者经商甚至走私，造成指挥系统人心涣散（从贪污受贿到出卖情报）；大量缩编科研队伍[39]，使军工开发多年滞后，诸如此类。凡此种种，官僚层虽得以较顺利地转型为超级富豪，本阶级的新生战略利益却因此蒙受惨重损失，给今日政权留下补不胜补的烂摊子。

与此同时，复辟后大陆发展方向的模糊性，迫使穷儿乍富的大小有产者争先在海外「花钱买安全感」；「狡兔三窟」的首选对象不外乎美国及其亲密盟邦[40]。朝野精英圈「捞在京沪根留北美」的风气如此普遍，就连官方也承认「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没哪个高层领导没有批评过美国，也没有哪个高层领导不把自己子女送到美国」[41]（中国空军副政委刘亚洲中将）。然而，「新民国」统治者中间盛行的恐美和崇美思维[42]，毫不等於中国资本主义的客观利益会免受美资为首的外部侵犯；事实恰好相反。

身为全球市场丛林的新客，大陆中国至今未找到自己在国际强盗俱乐部里的稳妥位置（套用莎剧名言，可谓「猎人抑或猎物？这还是个问题」）。相反，「美日联盟是美国亚洲安全战略的核心」（美国国防部2002年度《国防报告》）；苏东事变后美国仍「与部分东盟国家保持了双边军事合作或军事同盟关系，这本身就是针对中国的遏制力量」[43]（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王国强），「新日美防卫合作指标」[44]的出台加剧了这一遏制趋势。九十年代中后期到现在，美国按部就班而又「最大限度地排挤中国的海上利益，台湾问题是中国安全利益的底线，但这却不是美国要求中国让步的底线」[45]（中国现代国际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文木），东亚未来力量格局如何演变，很可能取决於这场首先围绕台湾展开的龙虎斗。阵势既已摆开，习惯（并只能）「西瓜傍大边」的台湾精英何去何从，也就呼之欲出了。

台北：你是新民国，我是台湾国

旧「民国正统」丧失现实价值后，台北与北京「角色重叠互不相让」的尴尬处境；台湾以一己之力（无论军事、工业抑或金融）消化大陆的不现实性；大陆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高度不确定性[46]；近十多年来海峡两岸「二女争夫」式讨好美国的外交雷同；明确遏制中国的美日东亚战略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小中原」的决策者倍感中华资本主义的复兴实在渺茫，不如趁早抽身另起炉灶。

尽管台北一度推出「国统纲领」并宣称「六年带大家回大陆，逐鹿新中原」（李登辉）云云，但九十年代台湾资本「蜕皮变脸」的政治实践表明，这仅是反攻大陆历史目标（及其中华爱国意识形态）的回光返照而已。

北京：新民国的强盛，从征服台湾开始

近五年来，眼看台独步步巩固，大陆寡头政权坐立不安（「台独就像中国脚底上的一个瘤」[47]）。与此同时，（至少是部分）北京的统治精英及其谋臣正加紧佈局，视「宝岛」的归附为确立东亚霸权的必要一环（「只要台湾在手，中国东入太平洋就豁然开朗」[48]）。尽管北京从未停止「两岸同胞血脉相连，骨肉情深」[49]之类的噪音，大陆资本利字当头的心思难以遮掩（「大陆的对台政策首先不是感情，而是民族利益」）[50]。

中国海外利益的渐趋庞大；能源安全的空前紧迫性；东亚各方军事力量的暗战，都让自强派战略学家们把目光投向台湾——这座「中国东进太平洋、日本南下中太平洋、美国遏制中国和日本乃至东盟的重要的海上战略基地」[51]，必收入囊内方可心安。大陆高层很清楚「中国谋求海外利益，必然要追求海上通道的安全、重要海峡的安全」[52]（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欧洲问题专家冯仲平），台湾海峡首当其冲。既有如此利害关系，强国派学界打手们歇斯底里的叫嚣也就毫不奇怪了——「我们必须参与世界资源分配。除非我们放弃这个目标，不然中国就必须拥有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最起码的海权。而达到这个目标的第一个台阶就是统一台湾，其次是南沙地区。统一台湾是世界发给中国参与世界利益分配的第一张资格认证书」（张文木）[53]。

如果说「战台湾、定海权」的思路可归纳为中国资本外部战略，国内资产阶级的集团斗争，同样把台湾深深地牵扯进去。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入世后），除了抢佔市场，跨国公司代表的在华外资还大肆渗透政界，拼凑各色利益均沾的政商同盟，已迫使「政府在决策中不得不考虑到它们的诉求。这种情况已经广泛地存在於我们的经济生活当中」[54]，给中华资本作大做强的美梦制造着无穷的障碍。

近年来，鉴於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在自家院墙内频遭外资和「内鬼」的联手痛击，部分主流媒体已连连发出「外资企业吃肉，民企只能喝汤」[55]的咆哮。自强派学界进一步把话挑明，揭露资本主义复辟后的既得利益集团「一部分人正在走向买办化」「拒绝战略调整，主张不惜代价与国际接轨」[56]（杨帆），严重牵制着中国的产业升级；自强派向中央献计「以遏制台独为主要内容，制定国家战略」[57]（比如把沿海经济重心向内转移、强制投资西南西北建设战略纵深、以国家恐怖清除腐败提高行政能力、在备战状态下有序发展战略产业），以求摆脱依附型发展道路的威胁。

究其本质，「战台湾、清君侧」的思路代表了某些统治精英及其学界帮凶「试行」军国资本主义的努力[58]；「民族大义」和「民族利益」两大概念，则构成统治者驱使工农充当炮灰的主要藉口。

民族利益——统治阶级利益的代名词

综上所述，中台统治者的利益分歧和国际资产阶级多方博弈的阶段性后果，是台湾精英选择独立的两大主因；中国资本主义深重繁複的内外矛盾，则迫使它以南征台湾作为摆脱困境的一个主要「紧急出口」。征台的舆论准备，始终在「统一祖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金漆招牌下进行着。然而，阶级斗争的实践与思考告诉我们，社会革命的百年史提醒我们，无产者的根本利益与这场「民族复兴」格格不入；而作为意识形态（ideology）的中华爱国主义与对岸「爱台湾」聒噪一样，都是资产阶级愚民工具。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民族（nation）是人们在共同语言、共同生活和共同地域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稳定经济联系形成的社会共同体。与此相应，人群内部逐渐形成相同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national identity）[59]。作为承前启后的社会发展阶段，民族有自己的开端与终结，而非万古不变的天然产物。它的诞生，取决於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初步崛起——新的生产关系造就了广大的地区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群共同体（民族）；统一的市场要求统一的语言、教育、行政和税制，而新生资产者热望着划定国界和组建常备军来保护自己控制的资源与市场，符合上述要求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和爱国主义（patriotism）便应运而生。

民族国家的统治功能——除了保护（和掠夺）资源与市场，还包括徵税、鼓励实业、发行单一货币、担保商业信用、推广国语（national language）等等；这些功能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民族存在的各项先决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性质，决定了民族无可避免地分裂为利益根本对立的两部分——「黄袍加身」的资产阶级（及其有产盟友）与遭到剥削压迫的劳动大众。「屈居少数」的资本家不光拥有生产资料，更把持着国家机器和文化界，可以最大限度地盘剥、欺压和愚弄无产者；尽管劳动大众（包括小资产阶级的下层）构成民族的形式多数，但它始终处於被统治地位。究其本质，民族国家建筑於阶级社会之上，等同（以保护统治者利益为最高宗旨的）有组织暴力机器，即所谓阶级国家（class state）。当然，底层反抗的星星之火从未熄灭过，可谓民族史有多久，阶级斗争路就有多长！

劳资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决定了双方背道而驰的历史前途——无产阶级的根本解放在於剥夺有产者、以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成就为基础建立工人政权；资产阶级则竭力阻挠工人革命来维持既有的统治地位。面对自己的掘墓人，大小老闆及其国家不停地呼唤「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想想你为国家做了什么」（甘乃迪），变着法儿地激发「举国同心的民族意志」以捍卫「至高无上的民族利益」。其实呢，国家暴力与主要社会财富既已掌控於大小「恒产者」之手，两大阶级的根本方向更加南辕北辙，所谓「民族利益」绝难兼顾劳资利益的最大化，而只会给统治者带去主要好处。

说白了，「民族利益」颇像一包蛋糕，里面的真货永远属於老闆，留给工农的只有彩绘礼盒（运气好，或许粘有几粒碎屑），看似花俏实难充饥。民族利益是中石油、中石化的崛起——上市分红属於巨头，「伤了赶你走、老了不如狗」的减员增效属於工人；民族利益是漫卷全球的中国鞋类出口——市场份额与钜额利润入帐老闆，过劳死和工资拖欠留给制鞋女工；民族利益是三峡电站的落成——能源属於京沪大亨，失地流民食不果腹的遭遇等待着当地百姓；民族利益是未来的台海战争，石油运输生命线和远洋舰队基地属於中国资产阶级，伤残、牺牲与匮乏属於中国无产阶级。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言「在阶级社会，民族作为浑然一体的社会-政治现象并不存在。任何一个社会生活领域（坚硬真实的物质基础也好，细腻複杂的精神生活也好）里，统治阶级和觉悟的无产阶级都不可能真正找到共同语言，更谈不上（在此前提下）构成一致对外天衣无缝的『完整民族』」[60]。

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越深重，有产者的精神统治手法越精细；幕后谈交易，台上装正经；双手攥钱袋，满脸挤悲情。「谦卑的布尔乔亚」以情动人的诸多法宝，少不了「为民族利益鼓与呼」的爱国意识形态；卢森堡时代的德意志爱国主义如此，罗斯福时代的美利坚爱国主义如此，21世纪的中华爱国主义同样如此。

独立阶级立场——工人革命的思想前提

大陆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和升级换代的客观需要，使征台成为北京战略棋盘的关键一步[61]。中华资本筹划着一场豪赌，工人阶级却远未做好应变的思想和组织准备——阶级斗争及其骨干仍很分散、微弱和充满剥削者灌输的政治偏见；缺少日常抗争机构（工会、经济合作社），一个清楚瞭解自身使命的革命工运尚未出现。

近五年来，许多社会主义同情分子虽对复辟后血淋淋的苦难有大量直观认识，但仍深信「捍卫民族利益义不容辞」等等资产阶级神话。主流崇毛派更以当局的民间智库自居，为台独「日益对中国国家的战略安全构成了威胁」而寝食难安[62]；他们的台湾同道（劳动党及周边）则替两岸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公开背书[63]，已堕落为大陆寡头政权在台的过河卒。需要单独指出的是，另有部分台湾左派千方百计地寻找支援资产阶级建国的「马克思主义」依据；他们无情揭露「中国民族主义是统治阶级的最佳武器」[64]，但对台湾爱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却充其量只有轻描淡写的批评。

一般说来，无产者的经济地位，较易使他（她）产生朴素的阶级敌视（「老闆不是自己人」）；反剥削活动有所开展后，这种阶级观念还会深化。然而，做为被统治阶级，多数无产者通常盲从既有政治秩序和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爱国义务、民族利益、法律权威、宗教虔诚），视后者为超脱琐碎纷争的圣物。必须承认，这种盲从是剥削社会底层的一般状态。劳苦大众耳闻身受的种种压迫，使它自觉不自觉地寻找解脱的出路，尝试着主动介入社会生产生活（即群众性反压迫动员）；日积月累的各色愚昧偏见，又让一般反抗者往往选择似乎全体（包括「大人物」）都敬畏的「圣物」来作号召（斗争初期尤其如此）[65]。

换句话说，当革命形势尚未到来，而阶级对抗还没转化为群众性政治斗争，多数工农和职员的思想意识始终受到统治者的支配性精神影响；只有当大规模抗争达到动员高潮时，工人革命才可能得到群众的全身心参与和广泛支援，而旧有主流意识形态（爱国主义抑或宗教信仰）则受到普遍唾弃。这个不进则退的总动员阶段（革命形势）相当短暂，阶级斗争的其他时间属於漫长、枯燥、起伏不定的局部抵抗时期。

　上述条件的制约，要求无产阶级先锋党对自己於各个斗争阶段的不同作用有完整瞭解——它全部活动的主要意义，在於争取无产者的历史前途（即建立工人政权）而非保护后者的局部暂时利益（谁比「微软」更有财力开善堂？）；它既不可妄想在平常时期工人革命纲领能拥有多数无产大众的长期支援，也无权在日常工作中随波逐流，模棱两可地附和或默认统治阶级的思想压迫（比如煽动工农「为民族利益献身」）。当阶级对抗的群众动员进入高潮，实现先锋党对前者的政治领导是确保工人革命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为此，早在日常工作期，先锋党就得拥有清晰的阶级立场和一批先进骨干，来构成群众运动最觉悟的思想和组织核心。

何为清晰的阶级立场？它首先意味着对劳资根本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有彻底认识：资产者及其国家的一言一行全都为了——也仅仅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首先是延续对无产者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奴役）；任何上层调整（改良或加紧镇压），无外乎是阶级力量对比变化和统治者内斗过程的外在反应。一句话，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无产者便不能摆脱让资本任意支配践踏的命运，可改变的只有牢笼的尺寸和细部。

虽然劳资关系本质上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但底层对统治者普遍的思想依附，使得跨阶级合作以求「双赢」的迷梦从不缺少群众市场[66]；奴隶总下意识地盼望以某种名义和主人建立更亲密的联系（哪怕仅是幻觉）。很多时候，这种「主奴双赢」想法并不体现为直接支援（暴虐而令人痛恨的）统治者，而体现为对现存剥削社会、对整个旧世界的依恋、期盼和捍卫（「不是为老闆而是为祖国」）。普遍的不觉悟、至多寄希望于建立「理想的剥削秩序」而减轻自身苦痛、比许多有产者更关心国家利益的得失[67]、试图在与资本家对抗时运用后者的政治语言和游戏规则保护自己，碰得头破血流也不死心——以上便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通人的标准生存状态。

有鉴於此，先锋党的一项基本任务在於系统、公开、明确、不间断地提醒无产者（首先是已经起来斗争的先进分子）下列事实：不存在超越劳资矛盾的民族（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民族矛盾从根本上说是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的折射；「民族复兴」和「民族独立」跳不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五指山，复兴（或独立）后的「新天地」里照样存在老闆和打工仔及其矛盾冲突；如此看来，一切「双赢」都是假象。

鲜明地揭露资本家驱使工农做炮灰的谋利动机；一以贯之地用阶级团结的旗帜对抗跨阶级和谐神话；当无产者出现群众性直接行动的意愿时，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认清自己的阶级身份和加强自我组织的趋势，直至夺取政权——这就是先锋党政治活动的思想轴心。长期地贯彻这些主张，就可能锻造出一批有清醒觉悟和忠於工人革命路线的先进骨干，使后者在工农运动中树立威信；当社会生活发生历史急变后，这批骨干就可能成为无产大军冲决有产网罗的司令部。

相反，听任工人惨遭有产者「同舟共济渡难关」「别闹了，这也是你的家」等等精神毒素的侵蚀，支支吾吾不敢与当令的主流意识形态公开决裂，空谈社会正义却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追随资产阶级，凡此种种，会使自命先锋的工人组织最终丧失方向感，永远对阶级斗争的转折措手不及，轻则成为群众运动的尾巴，重则断送工人革命。

中国的阶级斗争与台湾住民自决权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中国工人阶级如何看待北京的统一叫嚣和台湾独立？如何看待台湾无产者中间广泛的独立自决要求？觉悟的中国工人应该怎样做，才最符合本阶级的眼前与长远利益？

自决和分离权显然属於民主要求的范畴。我们暂且不必争辩是否存在「台湾民族」，指出一点就够了：台湾大众对上述民主权利的具体行使，未必符合本阶级利益，但中华资本的吞台欲望，却完全出自本阶级的战略利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取决於许多未定因素；中资和外资、港资和台资各路邪神之间的合纵连横尚有待展开并充满谜团[68]。台资的介入日益改变着中华利益分界图；2002年后，伴随着「要卡位，台湾现在最有条件！」[69]（王永庆）的欢呼声，台湾资本更加汹涌地跑向大陆。利益动机曾使对岸冷眼向中华，今天却让它变身为大陆工人的一个主要雇主和阶级敌人[70]。与此同时，岛内新自由主义社会改革亦「渐入佳境」——除了教育产业化和削减社保福利，大陆司空见惯的国企公司化和上市、减员增效与强缴返岗费、中年失业导致自杀等等黑暗现状，也成了台湾生活的一部分。「两个国家一种社会」局面的形成[71]，意味着两岸无产阶级面临共同的历史任务——剥夺有产者和建立工人政权。

与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分子（从韩德强、房宁到王小东[72]）不同，中国的先进工人无意充当大老闆「在野国师」的角色，为中华强权的崛起殚精竭虑。我们的任务是明确、公开地揭露资本家主导的「统一大业」不可能给工农带来任何实质好处——「大中国」里的雇佣奴隶还是奴隶；国家主义者引为自豪的航母舰队、导航卫星网与船坞矿山，注定不属於无产大众。任何中国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敢捅破这层利害关系（更别说替老闆吞台充当「马列说客」），等於对工人解放事业的直接叛卖。

无疑，单纯地行使住民自决权与分离权绝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现实，台湾无产阶级革命者有义务向本地群众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至今为止，台独运动的主导者和最大受益者是资本家，这就决定了运动及其意识形态的有产阶级性质，而中国工人绝无义务帮助对岸的老闆欺骗群众。反对中华资本吞并台湾不等於政治支援有产者主导的台湾建国运动。反对吞台，因为觉悟的无产者永远不会赞同任何阶级敌人（及其国家）为牟利採取的任何行动（其他的事它们不会做）；基於同样的理由，我们不支援另一帮老闆谋划的建国运动。

假设中华资本吞台企图失败，而大陆工人尚难夺取政权，台湾资本会是这一局面的赢家；反过来，假设台湾建国失败，而当地工人革命仍未成功，中华资本会成为赢家。在上述假定中，只要我们坚持独立政治立场，把阶级斗争和工人自我组织放在首位，只要我们秉承「无产阶级利益优先」的行动准则，那么我们至少帮助先进工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明晰的阶级路线，而没有沦为老闆掐架的工具。但宿命论不属於无产阶级，没有任何理由断言今日的东亚战云不会成为系列社会革命的前奏；北京、东京、华盛顿和台北的有产精英决定战争如何开始，中、台和日美的无产大众会决定战争如何终结。让更多的阶级战士摆脱老闆灌输的偏见和幻觉，是

（暂时仅有极少数）先进分子的责任；摆脱偏见，等於摆脱奴役的第一步。

04/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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