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問題
一
西藏問題勿容置疑是一個已存在上千年的民族問題。遠可追溯到唐代以前， 其間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也舉不勝舉。但是主要還是以中原地區為主的中央執政王朝和西藏王族以及宗教中心之間的矛盾和征斗。從歷史整體看，逾千年來西藏從沒有過一次穩固稱帝建國的時候，但卻有着相當長時期的稱王或被封王的事實。藏族宗教領袖的策封更是跨越內地中央政權的更迭變換。從民間角度來看這個民族問題一直表現為漢族和藏族之間的矛盾為主。哪怕是在元朝和清朝也是如此。在清王朝，民族排序是以滿蒙回藏在前，漢族反屈居末尾而已。

千年以來，統治者解決問題的辦法大體可分為兩種：親和政策或者征伐政策。但無論哪一種都是以大對小，以強壓弱的方式來實現的。 過往以來還沒有哪一種方式可以被認為是最終解決了問題。最近的一次大的征討應是五九年的”平息西藏叛亂”。半個世紀過去了，歷史已無情地證明還是沒能從根本上“平亂”。其實世界上任何一個多民族國家都存在少數民族中有人要求獨立的現象。加拿大和美國均有這種情況。不同的是人家是通過憲法的角度去解決問題。最為不幸的是在中國，千古不變的封建“宗主國” 摸式至今仍是一些政治人物們津津樂道的方式。在中國改革開放走向世界的今天我們不得不問一聲：能不能變一個角度，從世界的，全球性的方位來審視當今的藏獨問題，漢藏問題，以及整個國家的民族問題？從中找到更為有效的辦法來。

藏獨問題，說到底還是民族問題。只有認識到這點才會有探討解決問題的基本點。請注意民族問題是一個涉及雙方乃至多方面的問題。解決民族問題執政者切忌縱容任何一方的單一民族主義或者“愛國主義”，否則會適得其反甚至導致新一代的民族矛盾。沒有任何理由說中國政府不能和以達賴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談這個問題。談，是給訴求方一個表達目的的機會，同時更是給當政者一個顯示其執政能力和智慧的舞台。這原本應是憲法賦予各方的權利而不是權力。在憲法賦予的權利範圍內，不僅應該談，而且應該公開地談。這才是尋求解答的愛國之舉。民族問題不再是一個少數人，尤其是皇權擁有者的家事或者說皇帝一人的旨意。解決民族問題必須要囊括各方相關民族利益在內。現代社會中大漢族主義式的民族主義只會幫倒忙。在解決多數民族對少數民族的問題時，執政當局尤其要注意。

西藏出現少數人鬧事，這原本是一個法律範疇的問題。正當訴求與非正當行為有一個十分清楚的法定界線，過頭了，你動用法律就足以解決問題，為什麼非要“欲擒故縱”讓事態發展擴大呢？是地方當局失職，還是上方指導失誤？明智的辦法不應把這兩個問題攪在一塊。更不要以少數人鬧事作為鎮壓藏獨的法理依據。重複五十年代的辦法只會是又一次更嚴重的失誤。

總之，希望西藏問題向一個較為理性的方向發展。希望執政當局不要重複歷代帝王的處理方法。前瞻地，更負歷史責任地面對和處理好這個問題。為所有的民族，為子孫後代做一個能經受起歷史檢驗的答案。希望中央政府和達賴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都回到解決問題的立場上來，尋求民族和解。

二
隨着網絡技術的發展任何一個重要問題和事件都可能引發民間或國際上的關注。試想一下五十年代的任何一個人能夠象今天這樣了解和討論西藏問題嗎？就象世界上發生的所有重大問題一樣，國人，尤其是“網民”們不也同樣熱衷於其中嗎？沒有必要為別的國家說三道四而發起三十年代式的抵制運動。自己解決好自己的問題才是抵制任何外來干涉的最有效法寶。否則“外來干涉”是擋也擋不了的。恰如當今社會處鄰居關係一樣，那種“我們家的事不用旁人管”的時代再也不存在了。家事鬧起來也會驚動四鄰，引來周圍的旁觀和評論。處理家務也不能再是“老子說了算”，即使是對的一方，也要讓四鄰理解你對在哪裡。這就是現代生活不同於以往之處。

這兩天內地出現反法國和抗議家樂福的遊行示威，其勢凶涌，大有蔓延開來的可能性。對一些人來說好象很過癮，很解氣。等到冷靜下來你會發現這不僅無助與西藏問題的解決，更讓原本並不壞的中法關係蒙上一層陰影。千萬不要引發“多數人” 鬧事。這會把執政者逼入一種更尷尬的角度上。清醒些吧，同胞們！

中國是一個走入世界的大國，一個打開了國門的中國正在努力成為國際大家庭中傑出的一員。國民已不再是關在四合院裡由家長說了算的百姓。執政者也不應是守在紫禁城裡發號司令的帝王將相。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不也越來越多地介入國際事務？能說那是干涉別國內政嗎？開放外國記者對西藏的訪問是執政方的一大進步。半個世紀前誰能而且誰敢這樣做？從憲法和法律兩個方面去着手處理西藏的問題應是當局的首選。其中有很多問題值得思考。尤其是半個多世紀乃至上千年一成不變的僵化模式以及老祖宗的皇權思維方法也該反思反思了。作為積極參與的老百姓或“網民”們更不必以皇家口氣來表達意見。多些建設性意見和討論，少些泄憤和瞎攙和。以一代新民風督促問題的解決，那會有更多可想可幹的事情等着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