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小樓與程蝶衣：一生一旦，霸王與虞姬；台下的兄弟，台上的夫妻。一段無望的愛情，有掩蓋不住的絲絲血腥氣味。

　　第一次兵戎相見，是在一九四三年。

　　那會兒大夥仍在日本人手底下苟活着，得過且過。一群酒肉朋友簇擁着，在陳先生家大吃大喝，還各捧個名貴細瓷盅兒鬥蛐蛐。

　　小樓的銅甲將軍屢戰連捷，就有人幫腔恭維：“真是霸王，養的蛐蛐也渾身霸氣！”小樓志滿意得。

　　此時，蝶衣由小四及催場先生引領了來，催小樓上場。小樓不動：“你沒見我忙着吶？”蝶衣恨他吊兒郎當，一急，把盅兒撥拉到地上去，碎裂。

　　小樓心氣不順：“找人贖行頭去吧。進了當鋪了。”蝶衣也氣：“段小樓，你這是好架勢。難怪當鋪錢老闆樂得多出點供你大爺花花，就是看準你不會當死，明天又有人給贖回來了。”“誰管明天是什麼日子？如果日本人亡掉我們，誰有明天？”“你沒有明天，我可有！”“是，你有！你天天抽‘這個’，不僅嗓子糟蹋了，扮相也沒光彩。你就有明天？”“你花錢像倒水一樣，倒光了，誰照應你？往後我倆真拆夥了，誰給你贖行頭？”“你不愛惜自己，還能夠唱多久？到那個時候，你不拆夥，我也不要合演！”終于越說越僵。兩人血氣上涌，千愁萬恨。

　　蝶衣萬念俱灰：“我們拆夥吧！”小樓也怔住，不能自持，張口結舌的望着他。孰令致此？

　　孰令致此？

　　由愛故生憂，由愛故生怖。

　　千般怨恨，萬般無奈，皆由“愛”生。

　　一九四九年，解放。中央為了提高沒讀過書的工農兵幹部及民間藝人出身的演員的文化水平，便安排了一個“掃盲識字班”。一個穿列寧裝的青年姑娘，也就是老師了，在黑板上教生字。

　　她先寫了個“愛”字，然後提問：“什麼是‘愛’？”一個老太太答：“就是對人好。”一個老將軍答：“我沒有愛過，所以不明白。而且我也不認得這個字，我常常寫錯了，寫成‘受’字。”問到蝶衣，他支吾：“我也不認得，‘愛’跟‘受’總是差不多。”老師就笑：“這‘愛’怎麼同‘受’呢？受是受苦、受難、受罪、忍受……”其實，愛又何嘗不是如此呢？蝶衣的愛便是“受苦、受難、受罪、忍受”。

　　不甘心不放手。又註定不會得到。

　　沉默的火山爆發起來會釋放駭人的能量，壓抑的愛火蔓延起來足以燃毀一切。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作為舊社會的戲子，文藝界毒草，小樓和蝶衣倍受凌辱，尊嚴掃地。

　　這一日，輪到兩個紅角兒“互相批鬥”，“互揭瘡疤”，“把醜惡的嘴臉暴露在群眾腳下”。

　　小樓和蝶衣二人，被一腳踢至跪倒，在火堆兩邊。在綠軍裝，紅臂章的娃兒控制下。

　　起初二人只道些諸如“愛鬥蛐蛐”、“愛睡懶覺”之類雞毛蒜皮無關痛癢的小事，直到小樓失口提到“袁四爺”這個名字。

　　那時蝶衣終生不願再看一眼的瘡疤，把他猛然一揭，血污狼籍。

　　蝶衣進入了一種近乎癲狂的狀態，他訴冤了：“段小樓！你枉披一張人皮！你無恥！大夥聽了，他的姘頭，是一個臭婊子……那雙破鞋，向他勾肩搭背，放狐狸騷，迷得他暈頭轉向……他為了一隻破鞋，連命都不要呢！他貪圖威勢，脫離群眾，橫行霸道，資產階級遺毒。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反工農兵，他是黑五類，是新中國的大毒草！”小樓震驚了：“菊仙是真心的！……虞姬這個人才識資產階級臭小姐，國難當前，不去衝鋒陷陣，以身殉國，反而唱出靡靡之音，還要跳舞！”蝶衣神志不清，興奮莫名：“我們要把這對姦夫淫婦連根拔起，好好揪斗！斗他！狠狠斗他！斗死他！……”驀地，他住嘴了。在烈火和灰煙中，他看到小樓一張臉，畫上他也看不明白的複雜的表情。

　　電閃雷鳴，血雨腥風。兩人一瞬間便楚河漢界，咫尺天涯。

　　孰令致此？還是一個“愛”字。

　　從二人初次見面起，就註定了往後一生理還亂的糾纏瓜葛。

　　血雨腥風有時盡。

　　及至十數年後二人香港重聚，共唱最後一折《霸王別姬》，已全然不是舊時模樣。

　　剎那間換了芳華。一切都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