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萬維博主天嬰網頁上看到兩段劉曉波2008年12月被中國政府逮捕前接受獨立中文筆會的錄像採訪，講述自己十幾年被警察監視跟蹤的生活，許多情節頗具“喜劇”色彩，有些故事聽了讓我笑翻。據稱這段採訪錄像曾被用來為劉曉波爭取諾貝爾和平獎遊說，向評委會播放。劉曉波十幾年來幾進幾出監獄，卻仍然保持着樂觀幽默的心態，他操着一口京腔，還有點結巴，講故事時，在我聽來頗有點說相聲的味道。下面是我根據劉曉波的錄像採訪記下的幾個劉曉波被警察跟蹤監視生活的黑色“喜劇”故事。

劉曉波自從1989年參與指揮六四以來，被中國政府四次判刑，至今已經是四進三出監獄。1996年，劉曉波第三次被捕入獄。那次警察來劉曉波家逮捕劉曉波時，他正在電話上與朋友談話，見警察進家門，便放下電話，但沒有掛斷電話。朋友在電話另一端聽見有人在那用純正的普通話，字正腔圓地宣讀逮捕證書，跟電影裡似的，還以為是電視裡放電視劇的聲音。後來這位朋友再給劉曉波撥電話，卻發現怎麼也撥不通，才想到剛才聽到的也許不是電影，而是真實生活，劉曉波被捕的消息就以這樣一個頗具戲劇色彩的方式傳了出去。從1996年到1999年，劉曉波被加以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送進勞改營勞動改造了三年。在這期間，他妻子劉霞也被警察跟蹤監視。警察專門在劉霞居住的宿舍樓下建了一個崗亭小屋，以便日夜監視，劉曉波出獄後，這個小屋自然同時成為監視劉曉波的崗哨。在劉曉波99年出獄後十年的“自由”日子裡，他們夫妻倆時時刻刻都在警察的注視之下，來訪的朋友和記者也不時會被警察干擾甚至阻擋回去，為此劉曉波說是與這些警察吵過好幾次。

警察對劉曉波的限制時緊時松。嚴重時是軟禁，2004年警察從電話上竊聽到劉曉波在寫中國人權報告後，切斷劉曉波家的電話和網絡通訊，家門外坐着兩個警察，不許劉曉波出門，實行軟禁；大多日子是可以出門，但有時必須讓警車送，有時則寬鬆到可以自己打車，但警察總是派兩輛轎車，加一輛摩托車緊緊跟着。之所以要有摩托車，是怕劉曉波中途拐進轎車開不進的小胡同。有一次，劉曉波與妻子劉霞去朋友家吃飯，出門想打個的士，那天不知為什麼，等了半天，也見不着一輛的士，夫妻倆便決定改坐公共汽車。上了公共汽車，只見公共汽車前面一輛桑塔納，後面一輛奧迪，還有輛摩托車時前時後。公共汽車司機不知裡面的蹊蹺，開了兩站，發現這兩輛車總一前一後夾着，覺得奇怪，嘴裡叨叨着：這麼寬的大馬路他不開，偏在我後面跟着。下一站到站，公共汽車司機便下車去敲那輛奧迪的車窗。警察不便說什麼，不吭聲，只是繼續跟着。公車司機看了心煩，每到一站就下去敲車窗，每到一站就下去敲車窗。公車上還有兩個便衣警察跟着，坐在那，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裡，也忍不住要笑。

劉曉波與朋友去飯店吃飯，自然也總是有警察“護送”跟蹤，他和朋友在這邊進餐，警察就在那邊找張桌子坐着。有一次朋友請他去附近一家意大利餐館吃飯，這家餐館是老外開的，不讓不吃飯不點菜的人隨便坐，警察們便坐在門前的吧位上。管吧檯的小姐問兩位要不要來點酒，警察說不要，吧檯小姐便說不點酒不能占座位，把他們趕出了飯店。劉曉波的朋友後來向吧檯小姐說，知道你趕走的那些人是什麼人嗎？是公安局警察，你是我們當中最勇敢的人。

我非常讚賞劉曉波寫的“我沒有敵人”。如果說共產黨統治早期時的問題還有毛澤東個人的邪惡因素在起作用的話，共產黨制度發展到今天，已經不是哪個個人能夠有超級的控制力量了，所有的人都被這個制度綁着，做着在這個制度下被迫要做的事。這些監視劉曉波的警察們，也不過是在做他們的工作，以養家糊口過日子。把他們放到一個合理的制度下，他們就會是保護人民為人民辦事的好警察，放到一個邪惡愚蠢的制度下，就變成了扼殺自由扼殺正直的幫凶。中國今天的邪惡已經完全是制度的邪惡，連總理都不能做他說他想要做的事。這個邪惡的制度將正直的有良知的人送進監獄，將大多數本來可以廉潔的人變成腐敗者，將眾多本來可以誠實做人的人變成了撒謊作假者，將好警察變成了壞人。制度是人建立的，要改變治理它也需要靠人。劉曉波幾十年來不屈不饒倡導的言論自由和政治民主，正是給人以治理這個邪惡的力量。因為一個政府不能被批評不受監督的制度，一個以槍桿子論對錯的制度，必定走向邪惡。只有有言論自由的權利，人民才有可能批評政府，監督政府，只有政治民主，國家才有可能變成以對人對社會是否真正有益來論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