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日本第76届国际笔会侧记

在中日官方关系因钓鱼岛撞船事件而首次降至近四十年来的冰点之时，我作为独立中文笔会年度出访写作者之一登上了一架飞往东京成田机场的日航班机。在来之前，我就被叮嘱在日本要小心行事，不然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被日本右翼分子给打了。对此，我只是淡然一笑。

坐在机舱靠窗的位置上，让我心里很惬意。这是第一次坐日航的班机，看着日本的空中小姐满脸堆起笑靥如花的表情，忽而又迅即收起之状，总觉得有点不适应似的。看惯了中国的空中小姐脸上偶尔露峥嵘的神情，就发现日本的空中小姐有点太过于职业化了。然而这就是日本人习以为常的服务观念。

飞机钻入万里云空后，机舱里的银屏里开始播放当天的新闻——日本释放中国船长。首相播出的是冲绳地方法院决定释放的原因，然后再播出中日官方和民间的反馈。两相对照，一目了然。在播放中国的态度时，重点打出了“中国政府要求道歉和赔偿”几个大字，完全是原汁原味地向受众提供及时而客观的准确资讯。如果是中国，往往只会有选择性播出对己方有利的资讯，而把对方的真实反馈断章取义，或瞒而不播。资讯的平等和公开化，仅在我尚未飞离中国领空之时，就开始感觉明显的差异了。

快到东京的时候，机舱里开始不断提醒着乘客作好准备。随着飞机的缓缓下降，我从舷窗向下面一看，星星点点的电光均匀地撒在一大片黑幽幽的夜空里，清晰而透明。如果没有如此明净的空气环境，刚才鸟瞰到的夜景，就一定会像国内如广州、北京的上空那样，看起来雾气蒙蒙，一片模糊。空气纯净的明显对比，似乎已不需要下飞机体验，就已给我注入了直观而真切的第一印象。

开幕式的简单与不简单

第二天即2010年9月26日上午9点半钟，第76届国际笔会开幕式在东京夙负盛名的早稻田大学礼堂正式举行。

作为一所国际知名大学的礼堂，如果与中国相比，在占地规模和气派档次上并没有什么优势，但其外表古朴而典雅。远远一看这座西洋式的大礼堂一端的钟楼，更像一座教堂。进入礼堂抬头仰望，那椭圆形的天幕花边雕饰，会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浩瀚的宇宙、苍穹……

各国的作家代表们三三两两地站在礼堂前面的一块空地上闲谈着，准备进入大会场。这时，只见一辆黑色的丰田轿车“嗖”开过来，停在空地一侧。笔会友人告诉我：“你看，日本外务大臣来了！”果然，我看见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潇洒地自己开门走出来，他边走边扣着西装，当他快步走到礼堂台阶下的一群人面前时，只见他鞠躬着和其他人在绅士般地互致问候。一位大臣级的、相当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级别的高官，没有一辆警车呼啸着护送，也不带随从的车辆，更没有一点睥睨四方的爷们架势，就这样和普通人一样，轻轻松松地走下车，然后轻装简从地径直走上礼堂的台阶，消失在各国代表们的目送之中。如果是中国的高官们呢？我抑制不住联想中的强烈对比。

序幕开始了——

暗夜般的舞台中央，除了缓缓浮现出一群白衣长衫的男女青年之外，别无他物。只见他们手拉着手围在一个圆圆的地球仪旁边，神情凝注，略有所思。然后，一个女青年面向远方，仿佛发现了一处希望的火光，顿然所悟，脱口而出：“私は，みずです（我就是水）”。紧接着，这些白衣使者，一个接一个地鱼贯而出，跟着她一叠连声地附和道：“私は，みずです”，演出中，除了年轻男女，这时又出现了一位老者，但也是和台上的其他男女青年一样，身着一袭白色的衬衫，轻念着简洁的台词。但他们细腻的肢体语言显得比口头语言更富有感染力。

“我就是水”这一命题，所要表现的是我们这个人类共同的家园——地球，已面临着自身环境所带来的种种危机。人类发展与环境承载之间的尖锐矛盾，正在21世纪的今天日益紧迫地暴露出来。台上这个以“水”为题的舞台剧，就正是紧贴着这届国际笔会“文学与环境——我们今天写什么？”的主题。

接下来是国际笔会主席约翰・拉尔森顿・索罗博士、日本笔会会长阿刀田高、日本外务副大臣以及早稻田大学副校长的致辞。我注意到索罗博士的致辞中，特别提到了至今仍被监禁的“刘晓波”的名字。可见刘晓波这位“诺贝尔和平奖”的新鲜出炉者被世界性关注的广度。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外务副大臣的致词，他一开始就说自己一般出席会议通常只会提前2分钟到场，但这次在东京举办的国际笔会大会，他一点也不敢懈怠，专门提前2个小时到达会场，因为他直言“政治家最怕的就是你们的笔。所以现在我的心里非常紧张。”话毕，各国代表们不禁被他的直率和幽默引得忍俊不禁。

待到这些有头有脸、衣冠楚楚的大人物致过词后，接着就是由来自离日本本岛1000多公里外的小岛上20多个高中生所进行原生态民间歌舞表演，学生们穿的衣服都是自己亲手编织，所以看起来就特别有“土著”味。虽然台下的外国人，不懂得他们的语言和民风，但音乐舞蹈的节奏和动作是超越国界的。台上高矮不同的中学生那种返璞归真的民族风情、色彩厚重的装束和看似简单的随风起舞，却可以在不经意间让所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达到“润物细无声”般的由衷会意和感同身受。这就是朴质无华的力量。它不需要张艺谋式的流光溢彩，也不需要华丽舞台上的缤纷绽放，更无需专业演员们滴水不漏的歌咏才华，却照样不影响我们这些外国作家们油然而生发自肺腑的感动。“土著”般的演出结束后，台下140个国家的近300多个作家代表竟哗啦啦地全体起立，报之以长时间的掌声。我发现站在舞台中央的那位高一点的女孩子的脸上也流下的感动的泪水。我想，如果有人要问这些拼命鼓掌的老外们，台上中学生的表演讲述的是什么故事？表达的是什么内容？很可能没有一个老外能准确无误地道出个所以然来，但是，老外们喜欢的恰恰就是这种充满原生态的朴质和真实，这种真实的东西，会透过无形的空域，传递给我们一种无法言喻的内心感触和温情交流。因为它是一种谁都能够体会得到，但谁也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天籁之声。

会场沸腾起来了。开幕式的气氛这时达到了顶峰。我看到周围两边都分别出现了一长溜身着同样艳丽、同样歌舞的日本演员，他们站在观众席的过道上，随着音乐的节拍，如非洲人那样舞动双手，翩翩起舞。我发现有几个老外已情不自禁地离开座位，加入到演出队列之中，模仿着日本演员的节奏，笨拙地晃悠着他们那或肥或瘦的身躯。

作为东道主的日本笔会，谁都不会怀疑它有能力通过比中国更先进的现代化电子设备，将舞台和表演节目弄得比张艺谋搞的奥运开幕式还要花里胡哨、美轮美奂，但日本笔会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它不屑于用高科技的声、光、电来震慑观众，而只是把老外们平时难以看到的、最古朴的民族风情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已足够使观者的内心生发出人性的共鸣或历史文化和联想。

舞台的布景、节目的道具及演员的表演，均看似简单却并不简单，原创的演绎风格和充满扶桑风情的民族性格已通过观众惊异的视觉和听觉享受，直达一颗颗驿动不已的心灵共鸣。

静谧的日本

日本人的静和动，在他们的生活中处理得十分和谐。

早年我学过一句日本诗人芭蕉的著名俳句：“古池や蛙飞び込む水の音”。日本古代的俳句不像中国的格律诗，形式非常简单，虽只一句，但意蕴玄妙。这首俳句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意境：夜深人静的水塘边，一只淘气的青蛙跳入了古池，水声惊碎了池塘的宁静，稍后一切又恢复平静。一静一动之间，里面却蕴含着一种大自然的生命律动和无穷奥妙。这便是诗人芭蕉这首俳句的精妙所在。后来这首俳句被许多中国翻译家译成了许多不同的版本，但我只欣赏其中一种译文：“寂静古池塘，蛙跃碧水轻波漾，乍闻幽韵响。”我觉得这译文字里行间，已把每个中国汉字的深义都发挥到了极致。

9月29日晚上七点，国际笔会借纪念狱委成立五十周年之机，特意在早稻田大学小野梓纪念馆举办了一次为中国的刘晓波一案呼吁的纪念活动。活动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狱委典型案例的作家及其作品。狱委主席弗雷泽女士介绍了狱委的简史和典型案例。日本笔会狱中作家和人权委员会委员长川村致祝词。此后介绍了1960-2009年每年一案共五十位作家的典型案例，并朗诵了他们的作品节录。其中包括布罗斯基（1963）、索因卡（1965）、哈维尔（1979），拉什迪（1989），昂山素季（1990），波利特科夫斯卡娅（2006）等，还有中国的两人——郑念（1973）和刘晓波（2009）。第二部分是聚焦“因作家畅所欲言”第五十案——刘晓波案，介绍目前的相关声援活动，由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主持。

我觉得，这天晚上的两个亮点，一是日本笔会的哑剧表演；二是刘晓波妻子刘霞的录像讲话。

哑剧由两个日本演员上台合作表演，一个男子独自坐在椅子上，默默无声地低着头，只见他挣扎着倒下去，而后又艰难地爬起身，进而又无奈地坐在椅子上，张望、诉说、摇头、呼唤、挣脱……另外一位演员则呼应着这位仿佛被绑在椅子上动弹不得的伙伴，痛苦万状的他，用双手尽量伸向困境中的同道，他一次次地张开双手，又一次次地睁大着惊恐的眼神，面对着咫尺之远的囚笼，他似乎只能无奈地引颈悲号，而坐在囚笼中陷于困境的同伴，则似乎在低声细语地竭力劝慰外面的朋友不要牵挂……两位表演者显然不是专业演员出身，但他们丰富的表情和近乎夸张的肢体动作，却丝毫也不影响在坐的各国作家们的理解。岂止如此，区别于有声剧的哑剧，不仅不会妨碍观赏者的理解，而且还可以让观赏者自由地发挥出无限的想象。“缄默无声中，流淌着音乐和诗歌。”法国著名的哑剧大师马塞尔·马索曾这样诠释过不用有声语言表演的哑剧艺术。今天，日本人也用他们 “静默”的表演艺术，把一位监禁在囚笼里的良心作家之困厄演绎得如此生动而入木三分。

接下来，刘霞的录像讲话则令人潸然泪下，她带着低沉的、缓慢的声音为大家朗读了刘晓波10多年前在劳教三年期间给她的几百封信中仅存的一封短信：“亲爱的：我们爱的首要和最后的依凭就是一种坚韧的宗教情怀，彼此的信任和决不放弃未来的希望。……爱会使我们在充盈的感情的温暖中过饱满的心灵生活，爱使我们有勇气、有信心秉持人类正义，向极权挑战，保持人的尊严、诚实、自由。”

“我们对这个社会的拒绝，不是出于愤怒和仇恨，而是出于宽容和爱。我们永远不会是现存秩序的认同者和辩护士，我们用永远的爱来拒绝。”

刘霞告诉听众：“在1996年10月8日到1999年10月8日晓波被劳教三年期间，我给他写了300多封信，他给我写了2、3百万字，几经抄家，他的文字基本消失。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谢谢大家给我时间，与我一起分担刘晓波不自由的日子。”

射灯聚焦在刘霞那面无表情的苍白面容上，静静的会场上空，飘溢着一股浓浓的“宗教情怀”。唯有不屈的信念，在入会者的意识中默默地传递并加深着……

会议之余，我常常喜欢上街一逛。每当钻进东京密如蛛网的电车里，那种出奇的安静，往往让我置身其中倒有些异样的感觉。习惯了中国人嘈杂的环境，突然像青蛙一样掉进沉默的世界，反倒令我手足无措。坐了许多次电车，竟没有听到过一声手机传出的刺耳铃声。后来日本人告诉我，他们的手机都习惯于调成振动。即使日本人在接听手机的时候，也都刻意用小得像说悄悄话那样的轻声细语交谈。路上，只有急促行走的脚步声，而鲜有高声谈笑的行人。即使在人流如织的车站也听不到喧嚣之声。只有一次例外，在开会的金王酒店后门口，忽然一阵激烈的叫骂声，突然吸引了我的视线。我快步走下台阶，十米开外，赫然看到一男一女正在旁若无人地对骂不休。当我有意从那对男女身边一晃而过时，才听清他们的乡音，是来自国内的同胞。好在当时是在酒店行人稀少的后门，如果是在大街上闹出如此动静，真会替他们感到难过。因为毕竟我和他们一样都是中国人。

在日本，所到之处，的确都很安静，也很洁净。

自动扶梯的尽头，我还发现有位小姐用双手把一块毛巾静静地按在电动扶手上，身边放着一小桶水。这样，运动着的扶手就自动经过毛巾的反复擦洗了。

除了我所寄居的“寮（学生宿舍）”以外，看到酒店、饭馆以及其他公用卫生间，几乎都实现了电子智能化。一进卫生间，座厕的盖板就会自动感应着缓缓打开了，接着从方便到完事，都可以舒服地做到无需卫生纸。尽管里面一般都备有两种松软度不同的卫生纸供客人选用。我想，如果广州的路边公厕里也备上哪怕只有一种品牌的卫生纸，我敢断定，不到第二天，里面的卫生纸一定会给使用者给悉数卷走。日本的许多公用座厕里还备有一个人性化的设施：内门一角设置了一个小小的婴儿椅，上面有可松可紧的安全带。这就为带着婴儿的如厕者提供了应急的免费服务。

一天，在繁忙热闹的新宿地下广场，我看见一个身穿黑白相间的武士道服男子，孤独地肃立在立柱边，头上戴着一顶压得很低的斗笠，故意让人看不见面部。手上托着一个碗。口里拖出长音，发出像“能”曲般的音调。既像卖艺者又像乞讨者。但我吃惊的是，他的和服看起来很干净，没有中国乞讨者那样脏兮兮的感觉，更不会追缠着行人乞讨，让穷人的最后一点尊严都丧失殆尽。

我感到东京街上行人走路的快节奏要更甚于中国的香港。那位身披和服长衫的乞讨者与从他身旁擦身而过的、匆匆赶路的红男绿女形成了一种有趣的环境反照。早几年，我对在国内从北方蜂拥而下的农民工兄弟总是抱有格外同情的态度，但这几年来，许多农民工在城市里的所作所为，如大量偷盗、破坏公用设施及私人财物，骗取市民同情的伪善行径等，使我对许多不屑于自重和尊严的农民工印象已然大打折扣。虽然我指的是只是一部分，但肯定那些人也不是极少数。也许他们是错把对城乡差别的愤懑和不平，都发泄在无辜的市民身上了。

我所居住的旧小区里，楼梯间每个夹层的铝合金玻璃窗，早在我住进后的第二年就被悉数偷光了。小区楼下有一块不太大的草地，开发商建了好几个不锈钢的简易锻炼设施，也早被他们偷得一个不剩。而所谓派出所的功能，大概只剩下抓捕境内的敌对势力这一项了。对这些城市设施的破坏者，当地的警察基本上采取不闻不问的消极态度。

这几天来跟日本人的接触中，深切感到日本人的喜爱安静、谦恭有礼，电车里日本人的勤奋好学，还有他们的直线思维，都令我肃然沉思。原来现在的日本人已远非我想象中的“日本鬼子”那样好战成性、令人恐惧。在他们身上，除了还生着一张与中国人相似的东方脸孔之外，其行为举止、思维方式和做事作风都已跟中国人拉得十分之遥远，完全不在同一种生态模式的环境和状态上。

短短的东京之行在略感遗憾之余，悄然结束了。回到广州机场，那熟悉而久违的喧哗之声又扑面而来。坐进白云机场的大巴士车厢里，猛然听到后面一声大叫 “系边度啊？（在哪里啊）”，便彻底地把我从静谧的日本情怀中蓦然唤醒。回头侧目，后座上那位聊兴正浓的仁兄，正对着手机，兴奋地哈哈大笑起来……

然而，此时此刻我的呼吸，却随着车窗外灰蒙蒙的阴霾天空，一块沉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