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日本第76屆國際筆會側記

在中日官方關係因釣魚島撞船事件而首次降至近四十年來的冰點之時，我作為獨立中文筆會年度出訪寫作者之一登上了一架飛往東京成田機場的日航班機。在來之前，我就被叮囑在日本要小心行事，不然一不小心可能就會被日本右翼分子給打了。對此，我只是淡然一笑。

坐在機艙靠窗的位置上，讓我心裡很愜意。這是第一次坐日航的班機，看着日本的空中小姐滿臉堆起笑靨如花的表情，忽而又迅即收起之狀，總覺得有點不適應似的。看慣了中國的空中小姐臉上偶爾露崢嶸的神情，就發現日本的空中小姐有點太過於職業化了。然而這就是日本人習以為常的服務觀念。

飛機鑽入萬里雲空後，機艙里的銀屏里開始播放當天的新聞——日本釋放中國船長。首相播出的是沖繩地方法院決定釋放的原因，然後再播出中日官方和民間的反饋。兩相對照，一目了然。在播放中國的態度時，重點打出了“中國政府要求道歉和賠償”幾個大字，完全是原汁原味地向受眾提供及時而客觀的準確資訊。如果是中國，往往只會有選擇性播出對己方有利的資訊，而把對方的真實反饋斷章取義，或瞞而不播。資訊的平等和公開化，僅在我尚未飛離中國領空之時，就開始感覺明顯的差異了。

快到東京的時候，機艙里開始不斷提醒着乘客作好準備。隨着飛機的緩緩下降，我從舷窗向下面一看，星星點點的電光均勻地撒在一大片黑幽幽的夜空裡，清晰而透明。如果沒有如此明淨的空氣環境，剛才鳥瞰到的夜景，就一定會像國內如廣州、北京的上空那樣，看起來霧氣蒙蒙，一片模糊。空氣純淨的明顯對比，似乎已不需要下飛機體驗，就已給我注入了直觀而真切的第一印象。

開幕式的簡單與不簡單

第二天即2010年9月26日上午9點半鍾，第76屆國際筆會開幕式在東京夙負盛名的早稻田大學禮堂正式舉行。

作為一所國際知名大學的禮堂，如果與中國相比，在占地規模和氣派檔次上並沒有什麼優勢，但其外表古樸而典雅。遠遠一看這座西洋式的大禮堂一端的鐘樓，更像一座教堂。進入禮堂抬頭仰望，那橢圓形的天幕花邊雕飾，會很容易讓人們聯想到浩瀚的宇宙、蒼穹……

各國的作家代表們三三兩兩地站在禮堂前面的一塊空地上閒談着，準備進入大會場。這時，只見一輛黑色的豐田轎車“嗖”開過來，停在空地一側。筆會友人告訴我：“你看，日本外務大臣來了！”果然，我看見一位西裝革履的中年男子瀟灑地自己開門走出來，他邊走邊扣着西裝，當他快步走到禮堂台階下的一群人面前時，只見他鞠躬着和其他人在紳士般地互致問候。一位大臣級的、相當於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級別的高官，沒有一輛警車呼嘯着護送，也不帶隨從的車輛，更沒有一點睥睨四方的爺們架勢，就這樣和普通人一樣，輕輕鬆鬆地走下車，然後輕裝簡從地徑直走上禮堂的台階，消失在各國代表們的目送之中。如果是中國的高官們呢？我抑制不住聯想中的強烈對比。

序幕開始了——

暗夜般的舞台中央，除了緩緩浮現出一群白衣長衫的男女青年之外，別無他物。只見他們手拉着手圍在一個圓圓的地球儀旁邊，神情凝注，略有所思。然後，一個女青年面向遠方，仿佛發現了一處希望的火光，頓然所悟，脫口而出：“私は，みずです（我就是水）”。緊接着，這些白衣使者，一個接一個地魚貫而出，跟着她一疊連聲地附和道：“私は，みずです”，演出中，除了年輕男女，這時又出現了一位老者，但也是和台上的其他男女青年一樣，身着一襲白色的襯衫，輕念着簡潔的台詞。但他們細膩的肢體語言顯得比口頭語言更富有感染力。

“我就是水”這一命題，所要表現的是我們這個人類共同的家園——地球，已面臨着自身環境所帶來的種種危機。人類發展與環境承載之間的尖銳矛盾，正在21世紀的今天日益緊迫地暴露出來。台上這個以“水”為題的舞台劇，就正是緊貼着這屆國際筆會“文學與環境——我們今天寫什麼？”的主題。

接下來是國際筆會主席約翰・拉爾森頓・索羅博士、日本筆會會長阿刀田高、日本外務副大臣以及早稻田大學副校長的致辭。我注意到索羅博士的致辭中，特別提到了至今仍被監禁的“劉曉波”的名字。可見劉曉波這位“諾貝爾和平獎”的新鮮出爐者被世界性關注的廣度。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外務副大臣的致詞，他一開始就說自己一般出席會議通常只會提前2分鐘到場，但這次在東京舉辦的國際筆會大會，他一點也不敢懈怠，專門提前2個小時到達會場，因為他直言“政治家最怕的就是你們的筆。所以現在我的心裡非常緊張。”話畢，各國代表們不禁被他的直率和幽默引得忍俊不禁。

待到這些有頭有臉、衣冠楚楚的大人物致過詞後，接着就是由來自離日本本島1000多公里外的小島上20多個高中生所進行原生態民間歌舞表演，學生們穿的衣服都是自己親手編織，所以看起來就特別有“土著”味。雖然台下的外國人，不懂得他們的語言和民風，但音樂舞蹈的節奏和動作是超越國界的。台上高矮不同的中學生那種返璞歸真的民族風情、色彩厚重的裝束和看似簡單的隨風起舞，卻可以在不經意間讓所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達到“潤物細無聲”般的由衷會意和感同身受。這就是樸質無華的力量。它不需要張藝謀式的流光溢彩，也不需要華麗舞台上的繽紛綻放，更無需專業演員們滴水不漏的歌詠才華，卻照樣不影響我們這些外國作家們油然而生發自肺腑的感動。“土著”般的演出結束後，台下140個國家的近300多個作家代表竟嘩啦啦地全體起立，報之以長時間的掌聲。我發現站在舞台中央的那位高一點的女孩子的臉上也流下的感動的淚水。我想，如果有人要問這些拼命鼓掌的老外們，台上中學生的表演講述的是什麼故事？表達的是什麼內容？很可能沒有一個老外能準確無誤地道出個所以然來，但是，老外們喜歡的恰恰就是這種充滿原生態的樸質和真實，這種真實的東西，會透過無形的空域，傳遞給我們一種無法言喻的內心感觸和溫情交流。因為它是一種誰都能夠體會得到，但誰也難以用語言描述的天籟之聲。

會場沸騰起來了。開幕式的氣氛這時達到了頂峰。我看到周圍兩邊都分別出現了一長溜身着同樣艷麗、同樣歌舞的日本演員，他們站在觀眾席的過道上，隨着音樂的節拍，如非洲人那樣舞動雙手，翩翩起舞。我發現有幾個老外已情不自禁地離開座位，加入到演出隊列之中，模仿着日本演員的節奏，笨拙地晃悠着他們那或肥或瘦的身軀。

作為東道主的日本筆會，誰都不會懷疑它有能力通過比中國更先進的現代化電子設備，將舞台和表演節目弄得比張藝謀搞的奧運開幕式還要花里胡哨、美輪美奐，但日本筆會的高明之處恰恰在於，它不屑於用高科技的聲、光、電來震懾觀眾，而只是把老外們平時難以看到的、最古樸的民族風情展現在我們的面前。這已足夠使觀者的內心生發出人性的共鳴或歷史文化和聯想。

舞台的布景、節目的道具及演員的表演，均看似簡單卻並不簡單，原創的演繹風格和充滿扶桑風情的民族性格已通過觀眾驚異的視覺和聽覺享受，直達一顆顆驛動不已的心靈共鳴。

靜謐的日本

日本人的靜和動，在他們的生活中處理得十分和諧。

早年我學過一句日本詩人芭蕉的著名俳句：“古池や蛙飛び込む水の音”。日本古代的俳句不像中國的格律詩，形式非常簡單，雖只一句，但意蘊玄妙。這首俳句描述的是這樣一種意境：夜深人靜的水塘邊，一隻淘氣的青蛙跳入了古池，水聲驚碎了池塘的寧靜，稍後一切又恢復平靜。一靜一動之間，裡面卻蘊含着一種大自然的生命律動和無窮奧妙。這便是詩人芭蕉這首俳句的精妙所在。後來這首俳句被許多中國翻譯家譯成了許多不同的版本，但我只欣賞其中一種譯文：“寂靜古池塘，蛙躍碧水輕波漾，乍聞幽韻響。”我覺得這譯文字裡行間，已把每個中國漢字的深義都發揮到了極致。

9月29日晚上七點，國際筆會借紀念獄委成立五十周年之機，特意在早稻田大學小野梓紀念館舉辦了一次為中國的劉曉波一案呼籲的紀念活動。活動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紹獄委典型案例的作家及其作品。獄委主席弗雷澤女士介紹了獄委的簡史和典型案例。日本筆會獄中作家和人權委員會委員長川村致祝詞。此後介紹了1960-2009年每年一案共五十位作家的典型案例，並朗誦了他們的作品節錄。其中包括布羅斯基（1963）、索因卡（1965）、哈維爾（1979），拉什迪（1989），昂山素季（1990），波利特科夫斯卡婭（2006）等，還有中國的兩人——鄭念（1973）和劉曉波（2009）。第二部分是聚焦“因作家暢所欲言”第五十案——劉曉波案，介紹目前的相關聲援活動，由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廖天琪女士主持。

我覺得，這天晚上的兩個亮點，一是日本筆會的啞劇表演；二是劉曉波妻子劉霞的錄像講話。

啞劇由兩個日本演員上台合作表演，一個男子獨自坐在椅子上，默默無聲地低着頭，只見他掙扎着倒下去，而後又艱難地爬起身，進而又無奈地坐在椅子上，張望、訴說、搖頭、呼喚、掙脫……另外一位演員則呼應着這位仿佛被綁在椅子上動彈不得的夥伴，痛苦萬狀的他，用雙手儘量伸向困境中的同道，他一次次地張開雙手，又一次次地睜大着驚恐的眼神，面對着咫尺之遠的囚籠，他似乎只能無奈地引頸悲號，而坐在囚籠中陷於困境的同伴，則似乎在低聲細語地竭力勸慰外面的朋友不要牽掛……兩位表演者顯然不是專業演員出身，但他們豐富的表情和近乎誇張的肢體動作，卻絲毫也不影響在坐的各國作家們的理解。豈止如此，區別於有聲劇的啞劇，不僅不會妨礙觀賞者的理解，而且還可以讓觀賞者自由地發揮出無限的想象。“緘默無聲中，流淌着音樂和詩歌。”法國著名的啞劇大師馬塞爾·馬索曾這樣詮釋過不用有聲語言表演的啞劇藝術。今天，日本人也用他們 “靜默”的表演藝術，把一位監禁在囚籠里的良心作家之困厄演繹得如此生動而入木三分。

接下來，劉霞的錄像講話則令人潸然淚下，她帶着低沉的、緩慢的聲音為大家朗讀了劉曉波10多年前在勞教三年期間給她的幾百封信中僅存的一封短信：“親愛的：我們愛的首要和最後的依憑就是一種堅韌的宗教情懷，彼此的信任和決不放棄未來的希望。……愛會使我們在充盈的感情的溫暖中過飽滿的心靈生活，愛使我們有勇氣、有信心秉持人類正義，向極權挑戰，保持人的尊嚴、誠實、自由。”

“我們對這個社會的拒絕，不是出於憤怒和仇恨，而是出於寬容和愛。我們永遠不會是現存秩序的認同者和辯護士，我們用永遠的愛來拒絕。”

劉霞告訴聽眾：“在1996年10月8日到1999年10月8日曉波被勞教三年期間，我給他寫了300多封信，他給我寫了2、3百萬字，幾經抄家，他的文字基本消失。這就是我們的生活。謝謝大家給我時間，與我一起分擔劉曉波不自由的日子。”

射燈聚焦在劉霞那面無表情的蒼白面容上，靜靜的會場上空，飄溢着一股濃濃的“宗教情懷”。唯有不屈的信念，在入會者的意識中默默地傳遞並加深着……

會議之餘，我常常喜歡上街一逛。每當鑽進東京密如蛛網的電車裡，那種出奇的安靜，往往讓我置身其中倒有些異樣的感覺。習慣了中國人嘈雜的環境，突然像青蛙一樣掉進沉默的世界，反倒令我手足無措。坐了許多次電車，竟沒有聽到過一聲手機傳出的刺耳鈴聲。後來日本人告訴我，他們的手機都習慣於調成振動。即使日本人在接聽手機的時候，也都刻意用小得像說悄悄話那樣的輕聲細語交談。路上，只有急促行走的腳步聲，而鮮有高聲談笑的行人。即使在人流如織的車站也聽不到喧囂之聲。只有一次例外，在開會的金王酒店後門口，忽然一陣激烈的叫罵聲，突然吸引了我的視線。我快步走下台階，十米開外，赫然看到一男一女正在旁若無人地對罵不休。當我有意從那對男女身邊一晃而過時，才聽清他們的鄉音，是來自國內的同胞。好在當時是在酒店行人稀少的後門，如果是在大街上鬧出如此動靜，真會替他們感到難過。因為畢竟我和他們一樣都是中國人。

在日本，所到之處，的確都很安靜，也很潔淨。

自動扶梯的盡頭，我還發現有位小姐用雙手把一塊毛巾靜靜地按在電動扶手上，身邊放着一小桶水。這樣，運動着的扶手就自動經過毛巾的反覆擦洗了。

除了我所寄居的“寮（學生宿舍）”以外，看到酒店、飯館以及其他公用衛生間，幾乎都實現了電子智能化。一進衛生間，座廁的蓋板就會自動感應着緩緩打開了，接着從方便到完事，都可以舒服地做到無需衛生紙。儘管裡面一般都備有兩種鬆軟度不同的衛生紙供客人選用。我想，如果廣州的路邊公廁里也備上哪怕只有一種品牌的衛生紙，我敢斷定，不到第二天，裡面的衛生紙一定會給使用者給悉數捲走。日本的許多公用座廁里還備有一個人性化的設施：內門一角設置了一個小小的嬰兒椅，上面有可松可緊的安全帶。這就為帶着嬰兒的如廁者提供了應急的免費服務。

一天，在繁忙熱鬧的新宿地下廣場，我看見一個身穿黑白相間的武士道服男子，孤獨地肅立在立柱邊，頭上戴着一頂壓得很低的斗笠，故意讓人看不見面部。手上托着一個碗。口裡拖出長音，發出像“能”曲般的音調。既像賣藝者又像乞討者。但我吃驚的是，他的和服看起來很乾淨，沒有中國乞討者那樣髒兮兮的感覺，更不會追纏着行人乞討，讓窮人的最後一點尊嚴都喪失殆盡。

我感到東京街上行人走路的快節奏要更甚於中國的香港。那位身披和服長衫的乞討者與從他身旁擦身而過的、匆匆趕路的紅男綠女形成了一種有趣的環境反照。早幾年，我對在國內從北方蜂擁而下的農民工兄弟總是抱有格外同情的態度，但這幾年來，許多農民工在城市裡的所作所為，如大量偷盜、破壞公用設施及私人財物，騙取市民同情的偽善行徑等，使我對許多不屑於自重和尊嚴的農民工印象已然大打折扣。雖然我指的是只是一部分，但肯定那些人也不是極少數。也許他們是錯把對城鄉差別的憤懣和不平，都發泄在無辜的市民身上了。

我所居住的舊小區里，樓梯間每個夾層的鋁合金玻璃窗，早在我住進後的第二年就被悉數偷光了。小區樓下有一塊不太大的草地，開發商建了好幾個不鏽鋼的簡易鍛煉設施，也早被他們偷得一個不剩。而所謂派出所的功能，大概只剩下抓捕境內的敵對勢力這一項了。對這些城市設施的破壞者，當地的警察基本上採取不聞不問的消極態度。

這幾天來跟日本人的接觸中，深切感到日本人的喜愛安靜、謙恭有禮，電車裡日本人的勤奮好學，還有他們的直線思維，都令我肅然沉思。原來現在的日本人已遠非我想象中的“日本鬼子”那樣好戰成性、令人恐懼。在他們身上，除了還生着一張與中國人相似的東方臉孔之外，其行為舉止、思維方式和做事作風都已跟中國人拉得十分之遙遠，完全不在同一種生態模式的環境和狀態上。

短短的東京之行在略感遺憾之餘，悄然結束了。回到廣州機場，那熟悉而久違的喧譁之聲又撲面而來。坐進白雲機場的大巴士車廂里，猛然聽到後面一聲大叫 “系邊度啊？（在哪裡啊）”，便徹底地把我從靜謐的日本情懷中驀然喚醒。回頭側目，後座上那位聊興正濃的仁兄，正對着手機，興奮地哈哈大笑起來……

然而，此時此刻我的呼吸，卻隨着車窗外灰濛濛的陰霾天空，一塊沉重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