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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一說:從秦開始中國文明每況愈下
送交者: 高伐林 2014年04月15日16:37:51 於 [茗香茶語] 發送悄悄話
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一樣,認為自己的國民性存在劣根性,如此轟轟烈烈地要改造國民性。有人統計過,中共建政後毛澤東共進行過63次群眾運動,其中大部分群眾運動都貫穿着思想改造的主題。“文革”十年,用思想革命解決中國人素質問題走到了極端。制度建設沒有根本性改觀,怎能期待國民性徹底改造?


老高按:中國人的素質問題,最近在萬維上討論得熱鬧起來——其實也不是光萬維,在各家中文網站上都成了熱門話題。連帶着,表情、面孔、嗓門……也都被有心人拎出來說道說道。甚至還有氣味——《中華讀書報》2014年4月2日就發表了一篇《晚清的氣味》,其中提到讀了“西方視野里的中國形象”叢書四部書中的三部,“都能聞到刺鼻的臭味”。
中國人的素質,到底是在與時俱進,還是江河日下?是會隨着全民族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強,還是會隨着官場腐敗病入膏肓、上梁不正下梁歪、一路塌方似的崩潰下去?說素質提高了也好,降低了也好,現在中國大陸民眾出國機會多了,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新馬泰游也好,西歐十國游也好,飛機上、遊輪里,近到台灣、港澳,遠到非洲、南美,到訪的國家地區,有窮得冒煙的,有富得流油的,似乎極少有到過各處的遊客抱怨當地人比國內見到的人素質更差。教育程度高的,不用說了,舉手投足都讓人體會到素質二字;就是第三世界國家教育程度低的漁夫山民,也讓人感覺到淳樸、憨厚、爽直,那其實展現的不也還是素質?倒把中國人閃到了兩頭不搭的界外:既沒做到雅馴,又失去了本色!
中國人的素質,癥結在哪裡?如何提高?深層透露出來的是政治問題?制度問題?文化問題?教育方法問題?——讀到萬維博客郭家院子裡平平轉貼的一篇文章,比較了中日美德各國的小學生守則,指出了要從具體的小事入手,而不能對孩子提出空泛的原則要求。這個道理我很贊同。但我又想起我在30年前在團中央工作時,曾全力推行“文明禮貌月”,開動了幾乎全部宣傳機器大張旗鼓地提倡“請、謝謝、對不起”——那還不夠具體而微麼?推行至今,效果如何?
這個話題值得深思,值得討論。讀到中國大陸學者張宏傑的一篇答問,與此有點關係,貼出來供各位進一步思考。張宏傑我11年前(2003年)見過一面,他來美國參加一個研討會,那時他三十出頭,初出茅廬,發表的作品不太多,會上他也沒有怎麼發言,所以我印象不深。最近幾年,他像井噴一樣連續出書,引起學術界和大眾的關注。許多觀點相當獨出心裁——這一篇他接受專訪所闡述的觀點,或許就會讓很多人不以為然——是故作驚人之論爭奪眼球?還是確實犀利剴切?


什麼改變了中國人
張宏傑/烏力斯採訪,《新民周刊》

這兩年是張宏傑的大年。《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討論乾隆時代的得與失的《飢餓的盛世》、《坐天下很累:中國式權力的九種滋味》、《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接連出版,延續了其成名作《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的寫作風格,紮實的數據論證,嚴謹的史料考證,在時下戲說歷史的潮流中別具一格,難能可貴。
2006年,張宏傑的《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出版,在沒有任何宣傳的情況下,這本書很快賣了3萬本。這本書也給他帶來了眾多機會。在一位讀者的幫助下,張宏傑先是從銀行調到一所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工作,不久又破格進入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師從葛劍雄,博士畢業後,再進入清華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後,還上了《百家講壇》,成為歷史暢銷書作家。
“歷史是民族的記憶,一個不會反思、沒有記憶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張宏傑說。

中國文明的倒退

《新民周刊》:你為什麼認為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人形象最好的時代?
張宏傑:那時候的中國人,個個都強悍好戰,連吳越地區,也就是今天江浙上海地區,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那時不論男女,皆以高大健碩為美。當時的貴族,都能下馬能文,上馬能武,俠客遍地,武士橫行,一言不合,就拔劍相鬥。
從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國人的形象落差之大,讓人不敢相信。春秋時期的中國人,品格清澈;唐宋時的中國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國人的品質卻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無創造力。
在明朝萬曆年間到達中國的傳教士利瑪竇在寫給羅馬的信中說:“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戰打仗的人。他們彼此爭鬥時表現出來的,也只是婦道人家的慍怒,相互毆鬥時揪頭髮。”
《南京大屠殺資料集》中,一個日本軍人的回憶,成千上萬的中國士兵,默然地經過如山的同伴屍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那個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國人太容易馴服,或者是中國人對死亡悟得太透?日軍以一百人小分隊屠殺幾千人,曾很擔心中國軍人反抗,但這種情況從來沒有發生過。

《新民周刊》:是什麼徹底改變了中國人?
張宏傑:這個改變要從秦朝開始,在當時的七國,秦國處於荒涼的西北高原,物產稀少,靠游牧和狩獵為生,秦國自立國之初,就沒有經歷過充分中原化過程,長期與戎狄雜處,因此染上了濃烈的蠻夷氣質。草原文化中沒有民主觀念,沒有權利意識,以絕對服從為天職,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都很團結。
所以後來秦孝公變法,商鞅主政,迅速統一思想,提出了靠戰爭立國的發展思路。秦國的文化與中原國家是非常不同的,他們認為窮要打、富要打,沒有文人、商人的國家,國家一定強大,國富而不戰鬥,就會出現儒生、商人那樣的國害,國家會羸弱下去。
本來,夏商周以後,春秋戰國時期,中國進入封建時期,各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襲,形成了一個貴族世代統治的體制,進入春秋末期,平民階層崛起,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已經形成,但商鞅的變法讓秦國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變了中國人。
中原文化經過長期發展,已經變得比較柔軟,比較有寬容度,比較崇尚優雅和尊嚴。但是秦國不同。在戰國七雄中,秦國文化是最野蠻、最缺乏人道主義精神的。西北少族民族的生產關係比較簡單、原始、純樸,所以他們直接以追求生存、積累財富為目的,而很少加以掩飾。因此秦人比楚人更醉心武力,崇拜強權。
商鞅從軍爵制度開始,取消貴族世襲制度,收回特權,只有在戰場上立下功勞,有軍功戰績,才能夠重配爵序,列籍貴族;平民百姓,不管出身貴賤,只要有軍功戰績,都可以根據殺敵多少,獲得相稱的爵位,獲得功名富貴。有野心的人,通過打仗、殺敵,血腥的屠殺,獲得人口和土地。
商鞅還企圖統一國民思想,採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視為“國害”。他在渭河邊論法,一次性就屠殺了700多反對他執政路線的文人。商鞅不能容忍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把他們全部流放到偏僻的邊境、窮山惡水當中去,從此再也沒有人反對他了。
秦國這樣的發展模式,當時的其他國家稱秦國為“虎狼之國”。但打來打去,最後野蠻戰勝了文明,秦國擊敗六國,統一了天下。

中國文人連“歸隱田園”的可能性也沒有了

《新民周刊》:你說,中國知識分子的末日,始於秦漢。為什麼?
張宏傑: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雖然動盪、混亂,戰爭不止,但思想和文化、價值觀卻是百家爭鳴,自由、開放、多元的。當時的知識分子,可以在不同的國家,施展自己的才華和抱負。各國競爭,為了生存、發展,都拼命延攬有才能的人士。不同的思想和制度,它們之間不斷碰撞,讓社會朝前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大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不迷信權威,也沒有思想禁區,以君王的師友自居,將自己的“道”凌駕於君王的“權”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孔子周遊列國,不是為了高官厚祿,只是為了實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他最後感覺列國都不能行他的道,還堅持說“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
孟子的性格比孔子更張揚、更鋒利。他說:“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意思是,別太把國君當回事,就把他們當成什麼都不懂的小孩。知識分子的這種言論、氣概,在後代的知識分子身上看不到了。
等到秦始皇了,統一六國,各國的知識分子,只能生活在一個皇帝之下,沒有了選擇的機會,也沒有逃亡的自由,只能為這一個政權服務。秦始皇的暴政,尤其是“焚書坑儒”,排除不同的政治思想和見解,焚燒《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連《詩》、《書》等書也限期交出燒毀;禁止私學,殺死大批知識分子。
秦始皇確立了君憲制度,給專制制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這個專制制度建立得太強硬,剝奪天下的意圖太明顯,結果二世而亡。漢朝吸取秦始皇的教訓,給秦始皇建立的硬制度加上一層軟裝修,“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要行王道、行仁政,給專制制度配上一個非常合適的意識形態體系。
漢代統一思想,對全國人民的大腦進行格式化刪除,徹底剪掉了知識分子思想的翅膀,中國人的智力開始持續下降。從漢武帝開始,直到至今,中國沒能出現春秋戰國那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也沒有再出現過與先秦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
後面的歷朝歷代,繼續在專制的基礎上添磚加瓦。接下來隋煬帝、唐太宗完善了科舉制度,把天底下所有的知識分子統一到科舉考試上,從制度上有力地控制了知識分子的頭腦。宋代重文輕武,有意識地削弱了尚武精神,防止地方有能力對中央進行反叛。

《新民周刊》:到了明清兩代,知識分子就徹底被降服了。
張宏傑:到了明朝朱元璋時期,文化人連隱居山林的選擇也沒有了,凡不聽從號令,不為朱家王朝服務的,全族被抄家,全家被殺掉。朱元璋說,“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在這道前無古人的命令下,蘇州才人姚潤、王謨因徵召不至,被朱元璋斬首、抄家。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梟令,籍沒其家”。中國文人連“歸隱田園”的可能性也沒有了。
到了清朝,知識分子就更慘了,幾代皇帝前赴後繼,對知識分子大興文字獄,動不動就滿門抄斬,用暴力和恐怖,在人們思想大腦里,建立監獄,對知識分子實現特務恐怖,甚至清查文章里的隱喻,連談歷史的興衰,借古喻今都成為罪證,徹底讓一個民族停止了思考,變為一具殭屍。
當時的清代名臣張廷玉有一個習慣,下朝歸家後把身上帶着有字的紙條都要燒掉,也很少跟別人通信。因為家裡有文字,將來一旦犯事都會成為罪證。
乾隆更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奸臣”固然並非國家幸事,“名臣”的出現其實也不是什麼好事。國家只需要唯命是從辦事敏捷的奴才。他說:“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在這樣的專制下,清代的知識分子喪失了創造力,為皇帝服務的大臣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喪失尊嚴、人格,無思想無操守,老老實實當奴才,賣命效力,以獲得功名利祿,一有機會,他們就大肆貪污腐敗,盜竊皇帝的家產。

統一思想和改造國民性

《新民周刊》:你在書裡為什麼說,中國歷史幾千年的成就是中央集權制?
張宏傑:西方人認為中國從秦始皇之後,2000年是一個僵化的歷史,用黑格爾的話說,中國的時間停止了。但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秦始皇以後,中國歷史也是不斷演進發展變化,其中最主要的是集權專制和統治技術,發展越來越精微。也可以說,秦始皇后的2000年歷史,就專制制度的發展史。
所以我認為,我們這個民族最大的發明創造,不是四大發明,不是指南針,不是造紙術,不是火藥,是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絕無僅有的專制制度。
這套體系背後有着很多理論提供者,像韓非子,法家、儒家,包括老子、墨子,董仲舒,都對這個制度上提供了思想之源。比如老子的小國寡民思想主張我們都知道,但我們往往忽略他另外一句話“天得一以寧,地得一以清,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老子的小國寡民論,是建立在大一統的社會背景之下,他是最早提出大一統政治要求的知識分子。
墨子,我們對他往往比較有好感,實際上墨子最核心的思想是尚同,就是要用一個大腦統一全國人的思想。他的設計是這樣的:一鄉的人要把思想統一到鄉長身上,一縣的人要把思想統一到縣長的頭腦上來,一國的人要把思想統一到君主的思想上來,這樣才能令行禁止,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
中國的集體主義、專制主義的思想源頭遠比我們想象的深遠。春秋戰國,思想那麼活躍、開放,諸子百家氣象萬千,非常崢嶸。但他們卻都有一個共同的思想傾向,呼喚中國儘快統一,呼喊中國儘快出現強有力的統治者。

《新民周刊》:從晚清到民國、新中國,從梁啓超、魯迅到毛澤東,一百多年裡,中國人都在提倡改造“國民性”,為什麼都沒有成功?
張宏傑:在人類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一樣,認為自己的國民性存在劣根性,興起如此轟轟烈烈的國民性改造運動。
從梁啓超到魯迅到毛澤東,其中有一主題是改造中國人,改造每個中國人的思想。但改造了100年,好像我們整個素質變化不是很大,甚至有些方面還有退步。
梁啓超說中國人身上有奴隸性,甘於帝國的統治,甘於暴力的統治,不敢反抗;缺乏公德意識,只有私德意識;缺乏尚武精神。梁啓超認為這是中國人的三大弊病,國民性的三大弱點。要改造中國,關鍵是改造每個人,通過寫小說、辦學校、辦報紙的方式,思想啟蒙,讓每個人都意識到身上的缺點,喚醒老百姓,然後變成新民。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取得政治改革的成功。
梁啓超的思路後來被魯迅所繼承下來。魯迅經過中華民國的建立,以及後來的二次革命,他對這個制度變革喪失了信心。他說如果沒有新的國民,這個國家換什麼招牌都是沒有用的,不管民國還是共和國,但都是原來的人。所以最先要立人,立人後才能立制度。所以魯迅整整20年時間,不停寫作,寫小說、寫散文、寫雜文,攻擊中國人的劣根性,喚醒老百姓,每個中國人接受了新思想,成為新民眾,素質提高了,然後整個中國也就慢慢變好了。

魯迅的思路後來被毛澤東繼承下來。毛澤東年輕時曾經主張湖南獨立,主張聯省自治,就是成立湖南國,不跟別的省一起混,把湖南改造好。他當時對中國國民性的看法和梁啓超、魯迅一樣,認為中國人積病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性情懶惰、虛偽相存、奴隸性強、思想狹隘,身上存在非常大的劣根性,必須得把這個劣根性完全打掉,中國人才有希望。
毛澤東後來接受馬克思主義後,認為找到改造中國的靈丹妙藥。他認為馬列主義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思想,只要用最先進的思想占領每個人的頭腦,每個人都變成共產主義新人,聽黨的話,中國所有的問題都得到解決。
新中國建國後,有人統計過,毛澤東共進行過63次群眾運動,其中大部分群眾運動,都貫穿着思想改造的主題。“文化大革命”十年時間,用思想革命解決中國人素質問題的這條路走到了極端。不同的政治、社會運動,基本是按照這個思路來進行國民性改造的,但結果怎麼樣,大家都很清楚。在制度建設沒有根本性改觀的前提下,期待國民性的徹底改造是不可能的。

《新民周刊》:你說,歷史即當下,為什麼?
張宏傑:是因為當下發生的一些社會現象,在歷史上都發生過。打擊貪污腐敗,百姓冤屈上訪,國家工程貪污,這些問題,歷朝歷代都發生過,相似度驚人地高,好像那個時代的事物改頭換面,換一套馬甲又穿越跑回來了,像是時光倒流。所以翻讀歷史的時候,漸漸發現,現代社會的很多問題,都不是現代的問題,而是中國傳統文化與制度的問題,這種問題的根源都在歷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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