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文化大革命，那當然是革文化的命，其滅文毀藝的罪惡罄竹難書。

但話又說回來，毛澤東、江青他夫婦倆只不過把文藝劃分了階級，“不破不立”，他們摧毀的是封資修的文藝，促進的是無產階級的文藝——這理論雖然荒誕無稽，但至少說明他們多少也做過一些促進文藝發展的事。

比方說革命樣板戲，讓京劇和各地方劇種全國大普及。

比方說大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鍛煉了一大批能寫會畫，巧舌如簧的紅衛兵小將。

比方說開展群眾文藝活動，成立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培養了無數吹拉彈唱樣樣精通的民間草根文藝人材。

文革期間，江澤民在武漢一個研究所工作，上班沒事做，造反派也好、保皇派也好，誰也不知道他將來會發跡，沒人睬他，孤獨寂寞的江澤民就靜下心來拉了幾年的二胡，據說拉得不錯，後來他當了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還時常在來訪的外賓面前擺出二胡來露一手，比四川省南部縣縣委書記何修禮拉的二胡強多了。

江澤民拉二胡的時候，筆者尚年少，那時候學校早已停辦了，百姓家中的藏書也都被抄光燒盡了，我無書可讀，無業可就，沒事就學着寫毛筆字。家貧，沒錢買紙和墨，我就用毛筆蘸水在黑漆板上寫，也算下過一番苦功，雖然沒有練成書法家，但咱這一輩子也算是能者多勞，無論走到那兒，無論在那個單位工作，要寫春聯，橫幅，標語，招牌什麼的，義不容辭就由我來干。

筆者下鄉當知青的時候，也拉過二胡，還吹過一陣子竹笛。那些年，生產隊把亂葬崗上的墳窿刨平了，春夏種苕，秋冬種蘿蔔，到蘿蔔和苕成熟的時候，總有人偷，隊長就派我去守夜，搭個觀音合掌的棚子，我就睡在棚子裡的稻草堆上，稻草下面是一層薄土，土下面是棺材，棺材板裡頭是死人的枯骨。夜晚，晧月當空，清風徐來，我坐在棚子裡用竹笛吹《我是一個兵》，清脆嘹亮的笛聲可以傳出五里地，隊長誇我：“你那笛子一吹，鬼都不敢上來，還有人敢來偷蘿蔔？”

當然，筆者能用笛子吹《我是一個兵》，能寫幾個不算丑的字，這不是毛澤東、江青他夫婦倆的功勞，只是說，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中國大陸社會有一股風氣，就是學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