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海外毛粉的紀實

認識廖新年（化名）是在參加工作之後的一個特別的場合。他比我大三歲，我是77級，畢業後分在一個外省的科研所；他79級，畢業後分在與我同一城市的一個部屬設計院。上學時因為不在同一個系，沒有什麼交集，大學畢業後先後都分到了外地的這個城市，都不知道彼此的所在，直到他結婚。

他不是第一個在這遠方他鄉結婚的校友老鄉，但他的婚事卻把大家召集了在一起，讓我感到有點好奇。在去他婚禮的路上，我與媳婦嘀咕着，以為這個校友如果不是個人物，也應該是娶了一個不錯的老婆。

到了他單位的食堂，他辦結婚儀式的地方，終於看到了本人。我在腦海里努力尋找着是否在學校見過這個人的印象，但卻沒有找到。至於他的新娘，是一個乾乾瘦瘦的、非常普通的當地女子。她頭髮稀少，面色灰黃，看來年齡不小，當然廖的年齡也不小了。

那個年代，單為年齡大了而結婚的大學生不少，廖是否也是如此呢？

婚禮進行的很簡單，沒有婚宴，大家吃點糖果、喝點茶水，這在80年代也是平常，婚事從簡。

幾個校友老鄉聊了一會兒就散了。從散去路上的聽聞中，才知道新娘是省局一個科研所的。廖來自於農村，娶了這樣一個城裡的姑娘，應該是不錯的婚姻吧。

此後再無單獨聯繫，記得有一次去那裡辦事，見面時只是打了個招呼。

一晃多少年過去了，我來到了海外，兩年後，見到了也移民過來的廖新年三口之家。

都是新移民，又是老鄉校友，從此聯繫多了起來。

新移民都存在語言問題，可選擇的好工作不多，廖決定去干木工。他找的這份工作據說很忙，要早起晚歸，他媳婦自然要為廖每天準備兩頓飯。沒過多久，倆人之間就爆發了衝突，後來竟發展到報警。經過政府相關部門介入處理，倆人徹底分開。

聽廖本人憤憤地說，他媳婦太摳門，不給他吃飽飯，而且吃的很差，連雞蛋都不給吃。

他媳婦卻說廖經常發瘋，要拿刀砍她。

他們之間的矛盾聽起來有點離奇。說實在的，若自己在家開伙，生活開銷會很低，兩三天的收入就夠一個月的開銷。特別是這裡的雞蛋非常便宜，不吃雞蛋實在省不了幾個錢，但廖卻義憤填膺地發誓賭咒，自己確實受到了非人的虐待。

他離開家搬到了別處，他的媳婦帶着兒子住進了政府的福利房，從此過上了一種比較安逸的生活。

此後與廖就沒聯繫了。

廖的媳婦很快找到了一份簡單輕鬆的工作，但她接連展示的東西卻令人吃驚。她穿的衣服在本地市面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即便在中國也很難見到，都是那種非常老式的、我小時候好像才見過的服裝，我甚至開玩笑說是文物。她堅持不學車，說是危險，面對人人都駕車的狀況，她把此說的非常理直氣壯。

她弄了一輛自行車。那輛自行車是如此的簡陋陳舊，估計放在路邊也不會有人拿，她居然還在把手上掛上了一個奶奶級別、很舊的塑料編織袋，這在中國70年代也是一種土氣的配置。

總之，她給人一種時光倒流的感覺。她不談自己的家，只說過在國內自己曾在研究所工作過，後來去一個藥廠當領導，父親是個科級幹部。

後來我離開了原來的圈子，與這些人和事都斷了聯繫，好多年後，幾經輾轉，無意間又遇到了廖新年。

從電話里覺得他變化不小，宣布又有了媳婦。他談女人的口吻，讓我感覺到有點滑稽。說實在的，他可不像那種風花雪月的類型。

他邀請我去他的新家玩，但不在本地，我沒去。不久他又有了變化，離了，又是一個人了，這是見面後才知道的。

有一次我在餐館約他來吃中飯，發了短信等了老半天，他居然沒來。打電話問為啥說要來卻不來，他居然說不是說晚飯嗎？我沒好氣地說你再看看短信吧！

難道他還是那樣不着調嗎？因為這類事情發生過幾次。比如才來這裡不久，他有天打電話給我，拿起話筒他支支吾吾地說道：“This is 呃 新年 廖……”接着蹦出幾個外語發音的中文，我在電話的另一頭想象着他說話的模樣，差點笑出聲來。

又銷聲匿跡了一段時間，一次短信，又聯繫上了。

都是疫情的原因，我這邊閒了下來，接到他問我是否願意一起去郊外爬山的短信。正愁無聊、沒處打發時間的我馬上應承了下來，從此進入了好幾次的接觸聊天，談話中勾起了我對毛粉一探究竟的興趣。

之前我有幾個微信群，不時接觸到毛粉，但現實生活中還沒有真正零距離接觸過，對此十分好奇。我發現毛粉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過去（五、六十年代）家庭環境都比較苦，廖正是屬於這一類。當然還有另一類的所謂大小官員的家庭，廖顯然不屬於這一類。但我從未深入挖掘過其中的原因，這次我正好可以好好一探究竟。說實在話，我對此真的十分好奇。

正如我之前預想的那樣，像廖這種出身於農村、考上大學進城的人，幾乎都是清一色的毛粉。幾句話就印證了這一點。

“毛無疑是最偉大的人物，沒有他就沒有中國。他在的那幾十年儘管中國還比較窮，但那是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問題。人人很平等，絕對沒有貪官，後來的領導沒人趕得上他……” 他說話時一臉的毋庸置疑。

一邊爬着山，一邊說着話，真是可以敞開心扉，無所顧忌。我們彼此之間無厲害關係，又是在海外，任何其他情況下說出來的東西沒有比這更真實了。

我接着把談話的內容圍繞他的家庭展開。廖的家鄉是我們家鄉省與外省交界的偏遠農村，他住的村子離縣城還有一百多公里，但從他的談話中看，卻不算一個太貧窮的地方。

他們那裡的工分價值，居然比我當年在省中部、靠近中等城市下鄉的農村還高一點。

廖的父親是生產隊隊長，不是大隊隊長，這是中國最小的官。父親出身貧農，母親卻是富農出身，讓我有點吃驚。

“你父母是在解放前結的婚，一個富農的女兒如何下嫁貧農的兒子？”

“那時候哪有什麼成分概念，我父親這人頭腦比較聰明，勞力也比較好。”

原來如此，那解放後歷次運動中作為富農成分的母親受罪了嗎？ 沒有，全是因為父親是隊長的緣故，在家門口不會出事，但出了生產隊，就不好說了。

因為老婆是富農出身，廖的父親最後也沒能入黨。

廖新年有兄妹九個，但最後活下來只有六個。

那年頭，每家基本上都有非正常死亡的。廖生於56年，他最上面是個大哥，接着是個姐姐，下面有過四個妹妹，兩個弟弟。

那時糧食緊張的一口吃的就決定着生死。

他記得那時家裡吃飯是輪流吃，這讓人有點吃驚。最先吃飯的是大哥，因為大哥是長子，而且學習比較好，父親指望他學業有成，計劃供他好好讀書，將來出人頭地。接着第二輪的是他父親和初有勞動力的姐姐，他母親是第三輪，最後是廖本人和餘下的弟妹們。

“我母親多少年後對自己第三輪吃飯的事情還耿耿於懷，覺得自己連家裡的老二都不如。”

“聽你這麼說，你母親應該領着你和下面的幾個弟妹一起吃飯才是，也好照顧你們這幾個小的。”

“那就更不行了，若我媽與我們一起吃，她只會叫我們別吃或少吃。”

廖新年說當時他下面有三個，在最後一輪他們上來吃飯時食物就很少了，他們上來就是搶吃。他在其中最大，所以他搶到的最多，最小的吃不到東西，餓的直哭，長期這樣下去，自然就活不了。

“我那時還小，記不太清楚，只記得在最飢餓的時候死了兩個，後來母親又生了兩個，有一個不知啥原因也死了。隊裡種出來的糧食基本都是上交，父親這個隊長當的很不容易。”

廖新年談起這些時語調平靜，似乎在說別人的事。話說的最多的就是那句 — 小的搶不到吃的，餓得直哭。

我想起我小時候聽見父母說過好幾次的一個話題，就是我們家的一個鄰居。那個母親站着端着碗在吃東西，膝下一個自己的孩子仰着頭，搖着媽媽的腿，喊着也要吃，但那個母親卻把東西吃光了。父母說着，連連感嘆，作為一個母親竟如此狠心，不可思議。

但若真的一口糧食就能決定生死，一個家又會怎樣，是否都會像廖的家庭這樣？這真是一個殘酷的選題！

但現實中卻實實在在地出了這個題，一個家庭里親人之間展開了你死我活的選擇，儘管悄無聲息，在同一個屋檐之下，卻在相互目睹之中有的去活，有的去死……。

我的家當年是在城裡，鄰裡間儘管沒聽到過誰餓死的，但當時的食物短缺我還是記憶猶新。記得最清楚的就是很小的時候老嚷嚷今天能不能不吃菜飯？

所謂菜飯就是把稀飯煮熟以後，放一點菜葉子和幾滴油、一點鹽進去再煮一下，連着稀飯和菜一起吃。那時天天都是吃這東西，油水非常少。

那感覺跟狗每頓吃菜葉子差不多。

後來在我當年下鄉的地方也聽說過家中有人夭折的事件。那是有人主動提起，我並沒有着意打聽。有個農村小伙子跟我們知青打過幾次交道，他有兄妹7個，最後活下來的就他一個，他的母親眼睛因此都哭瞎了。這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因為提到他家這個事的人不止一個，但沒有說過具體情節。

我好奇地問廖新年：“你下面的弟妹餓死了，你不會怪罪毛嗎？”

“不怪，地少人多，生多了自然不夠吃，當然會餓死。”

他還說，解放前生活也很苦，他的奶奶當年就是被賣到這裡的。

“買到這裡總能活，比餓死要好吧？”我反問道，他沒吭聲。

他沒有舉出舊社會餓死人的例子，但宣傳上都是萬惡的舊社會，說的比餓死人更加非常可怕，這在廖的談話中就有體現，他能強調的都是宣傳用語，舊社會也很糟糕，要不然他的奶奶在舊社會咋會被賣到這裡來呢？

他哥哥文革剛開始時被推薦到地區衛校讀書，但後來學校搞運動，開始武鬥，發生了死人事件，他害怕的跑了回來。後因母親出身不好，加上逃避政治運動，被永遠除名，又成了農民。

“看來你家就是你一人考取了大學？”

“是的……”

據廖自己說，在鄉村讀初中時他就展露出超過其他孩子的天賦，成了他們公社少有的進入區中學讀書的農村孩子。

他們那裡從解放前就有一個傳統 — 重視讀書。據他說，他們那裡出過三十多個舉人秀才（後來我感覺他說話有水分，因為他很好面子，凡是與自己有關的都會誇大），很早村子裡就有個規矩，優秀孩子的讀書費用由村里負責。具體做法就是由族長負責把村里最好的土地作為公有財產，收成作為讀書的費用。解放後這些土地當然都成了公社的，但民間對讀書的重視傳統卻延續了下來，廖因此得益，在當年食不果腹的年月里居然在區中學完成了高中學業，而且還遇到了幾個好老師。

“有些老師都是在城裡被整，下放到我們這個偏僻的地方來的，這些都是有真本事的人，我們這裡很敬重有學問的，他們在這裡過的還不錯。”

“看來你們那裡有點像世外桃源。”

還真的有點像！日軍當年都沒進入過他們這一帶，因為太偏僻。文革中隔壁的道縣搞殘酷鬥爭，把地主富農殺掉，那裡成了當時中國對地主富農處理最徹底的地方，但相隔不遠的他們這裡就沒有這種事件。

但成份還是影響到了廖新年。他當年很想參軍入伍，政審時因為母親的富農成分而落選了。還有中學畢業後區中學老師推薦他到隔壁公社學校當老師，本公社的領導卻不放。

“他們認為我是一個人才，肥水不流外人田，今後有機會時再啟用，為本公社服務。”他說這句話時顯得理直氣壯，就像公社領導。

也許是時過境遷，這兩件足以改變他人生的大事好像對他並沒有什麼。也許是後來79年終於考取了大學，當年的失落淡忘了？

從這些經歷況來看，他應該沒有崇毛的理由，但他卻堅持着心中的崇敬。這也許還有另外一個理由，那就是他成家以後。

“我岳父是師級幹部，他告誡我，沒有毛，哪有現在咱家的優厚待遇？所以要感恩！” 聽到他這番話，我有點納悶，與他前妻的說辭不一樣啊。按道理，她前妻也是個要面子的人，不會隱瞞自己的優勢。

廖與原配在這裡離婚後，回國與在國內的一個小富婆結了婚。在為配偶辦理移民時中在這裡買了房，作為雙方共同財產以增加移民得分，但最後還是沒有成功，不過買的房子後來卻升值不少。

“我現在手中有現金60萬刀，這都是賣房得到的，現在想再買房投資。”

他現在住着他賣掉房子的樓上兩房一廳，由房東變成了房客。每月付着租金。室內非常簡陋，陳設凌亂，生活過的十分簡樸，但他說養生就該這樣。

如今他基本沒什麼工作了，說是退休了，但偶爾有電話打來，他還會去建房工地幹活。室內堆着不少工具，室外院子裡也有幾個大件工具，據說前不久一個很值錢的工具被人偷走了。

最近他出了一起車禍，工具車報廢了。保險公司按市價賠了車錢，他花兩萬買了一輛新的經濟型豐田小臥車。他說他想買一輛特斯拉車，但沒有現貨。

“新車要6萬，還要等幾個月，我不想等。我準備將來有現貨時把手裡這輛車賣了，換成特斯拉。”可我心想他可不像開貴車的人。

不過這裡手上有60萬刀現金的人真不多。有次他說要買個新房，150萬刀，可過後就沒再提。真是有錢人的作派，150萬不是個小數目，新購了一個這麼大的房子，竟然靜悄悄的。買的房子啥樣，總該帶我去看看吧？有一次，我就問了一句。

“沒買成，後來業主反悔了。”他淡定地說道。

真奇怪，這裡買賣房子不是兒戲，反悔之事還沒聽說過，會吃官司的，但他一句話就結了：“是朋友介紹的買賣，不是正規途徑。”

我真服了他。

他住的地方區域不錯，只是在大街旁。當年他賣掉的這個獨立房子，說實在的，面積真不大。

“這房子你前後買賣價格多少？”

“七、八年前買入時50萬，現在賣出時80多萬。”

那如何賺到60萬現金？他解釋說首付加已還款的共20萬，最後就賺了60萬。

這是他第二次買房。第一次買過一個小公寓，十多萬買進，二十多萬賣出，也賺了些錢。

他居然有買賣房子的意識，意外之餘，讓我心生佩服。

他提過在國內有個嫁到廣東的妹妹，說是得了癌症，快死了。

“你沒寄點錢給她？”

“沒用的，醫生說不行了，我之前寄過一千。”

漸漸的，我有點明白廖作為一個這類毛粉形成的模式了。首先相對於其他，他存活了下來，他要感恩；他脫離農村進了城，比他周圍的人包括家人都要幸運，他要感恩。所有的這些都源自於毛。

但他受惠於毛死後的改變，使他邁入了大學的校園，讓他徹底改變了自己今後的人生命運，包括出國，這在那個年代也是天方夜譚，可他卻沒能從中悟出點什麼。

他反鄧，認為這矮子把中國搞得一團糟，後來的江胡時代貪官橫行，比毛差遠了，威望更是遠遠不及。奇怪的對習的評價，他唯一認為不好的就是要搞終身制。

我懵圈了：“毛不是鐵杆終身制的人物嗎？”

廖迅速反駁道：“那不一樣。毛是開國領袖，威望在那裡呢，習哪能比？”

作為毛粉，廖具備這類人的標配，那就是反美、貶美，這類話每次他都要說一大通，說的美帝一文不值，可若涉及到隔壁的加國，他卻來個大反轉。

“加拿大，社會主義國家，與美帝不同。” 還真的有點沾邊。

廖新民作為一個毛粉，有其普遍性，也有自己的特殊性。毛粉有強烈的立場意識，這點廖自然也有，他還有就是面子觀念太強了，中國作為自己的母國，自然是自己的面子；加國作為他移民紮根的地方，自然也不會差，這也是一個面子問題。

也許有個東西牢牢地刻在了他的心底，那就是兒時在家鄉農村，他時常會說起這個片段，每次他嘴裡都回味無窮，無限感慨。那就是附近有個解放軍放映隊有幾次來他們那裡來放電影，那種幸福感猶如瞎子突然看見光一樣，加上幾十年狂轟濫炸的崇拜宣傳教育，成就了廖的毛粉塑身。

廖這類毛粉，今生今世大概不會再改變了。不管到了哪裡，還是毛粉，直至走向生命的盡頭，去見毛，在陰間仍然做毛的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