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海外毛粉的纪实

认识廖新年（化名）是在参加工作之后的一个特别的场合。他比我大三岁，我是77级，毕业后分在一个外省的科研所；他79级，毕业后分在与我同一城市的一个部属设计院。上学时因为不在同一个系，没有什么交集，大学毕业后先后都分到了外地的这个城市，都不知道彼此的所在，直到他结婚。

他不是第一个在这远方他乡结婚的校友老乡，但他的婚事却把大家召集了在一起，让我感到有点好奇。在去他婚礼的路上，我与媳妇嘀咕着，以为这个校友如果不是个人物，也应该是娶了一个不错的老婆。

到了他单位的食堂，他办结婚仪式的地方，终于看到了本人。我在脑海里努力寻找着是否在学校见过这个人的印象，但却没有找到。至于他的新娘，是一个干干瘦瘦的、非常普通的当地女子。她头发稀少，面色灰黄，看来年龄不小，当然廖的年龄也不小了。

那个年代，单为年龄大了而结婚的大学生不少，廖是否也是如此呢？

婚礼进行的很简单，没有婚宴，大家吃点糖果、喝点茶水，这在80年代也是平常，婚事从简。

几个校友老乡聊了一会儿就散了。从散去路上的听闻中，才知道新娘是省局一个科研所的。廖来自于农村，娶了这样一个城里的姑娘，应该是不错的婚姻吧。

此后再无单独联系，记得有一次去那里办事，见面时只是打了个招呼。

一晃多少年过去了，我来到了海外，两年后，见到了也移民过来的廖新年三口之家。

都是新移民，又是老乡校友，从此联系多了起来。

新移民都存在语言问题，可选择的好工作不多，廖决定去干木工。他找的这份工作据说很忙，要早起晚归，他媳妇自然要为廖每天准备两顿饭。没过多久，俩人之间就爆发了冲突，后来竟发展到报警。经过政府相关部门介入处理，俩人彻底分开。

听廖本人愤愤地说，他媳妇太抠门，不给他吃饱饭，而且吃的很差，连鸡蛋都不给吃。

他媳妇却说廖经常发疯，要拿刀砍她。

他们之间的矛盾听起来有点离奇。说实在的，若自己在家开伙，生活开销会很低，两三天的收入就够一个月的开销。特别是这里的鸡蛋非常便宜，不吃鸡蛋实在省不了几个钱，但廖却义愤填膺地发誓赌咒，自己确实受到了非人的虐待。

他离开家搬到了别处，他的媳妇带着儿子住进了政府的福利房，从此过上了一种比较安逸的生活。

此后与廖就没联系了。

廖的媳妇很快找到了一份简单轻松的工作，但她接连展示的东西却令人吃惊。她穿的衣服在本地市面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即便在中国也很难见到，都是那种非常老式的、我小时候好像才见过的服装，我甚至开玩笑说是文物。她坚持不学车，说是危险，面对人人都驾车的状况，她把此说的非常理直气壮。

她弄了一辆自行车。那辆自行车是如此的简陋陈旧，估计放在路边也不会有人拿，她居然还在把手上挂上了一个奶奶级别、很旧的塑料编织袋，这在中国70年代也是一种土气的配置。

总之，她给人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她不谈自己的家，只说过在国内自己曾在研究所工作过，后来去一个药厂当领导，父亲是个科级干部。

后来我离开了原来的圈子，与这些人和事都断了联系，好多年后，几经辗转，无意间又遇到了廖新年。

从电话里觉得他变化不小，宣布又有了媳妇。他谈女人的口吻，让我感觉到有点滑稽。说实在的，他可不像那种风花雪月的类型。

他邀请我去他的新家玩，但不在本地，我没去。不久他又有了变化，离了，又是一个人了，这是见面后才知道的。

有一次我在餐馆约他来吃中饭，发了短信等了老半天，他居然没来。打电话问为啥说要来却不来，他居然说不是说晚饭吗？我没好气地说你再看看短信吧！

难道他还是那样不着调吗？因为这类事情发生过几次。比如才来这里不久，他有天打电话给我，拿起话筒他支支吾吾地说道：“This is 呃 新年 廖……”接着蹦出几个外语发音的中文，我在电话的另一头想象着他说话的模样，差点笑出声来。

又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一次短信，又联系上了。

都是疫情的原因，我这边闲了下来，接到他问我是否愿意一起去郊外爬山的短信。正愁无聊、没处打发时间的我马上应承了下来，从此进入了好几次的接触聊天，谈话中勾起了我对毛粉一探究竟的兴趣。

之前我有几个微信群，不时接触到毛粉，但现实生活中还没有真正零距离接触过，对此十分好奇。我发现毛粉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过去（五、六十年代）家庭环境都比较苦，廖正是属于这一类。当然还有另一类的所谓大小官员的家庭，廖显然不属于这一类。但我从未深入挖掘过其中的原因，这次我正好可以好好一探究竟。说实在话，我对此真的十分好奇。

正如我之前预想的那样，像廖这种出身于农村、考上大学进城的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毛粉。几句话就印证了这一点。

“毛无疑是最伟大的人物，没有他就没有中国。他在的那几十年尽管中国还比较穷，但那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问题。人人很平等，绝对没有贪官，后来的领导没人赶得上他……” 他说话时一脸的毋庸置疑。

一边爬着山，一边说着话，真是可以敞开心扉，无所顾忌。我们彼此之间无厉害关系，又是在海外，任何其他情况下说出来的东西没有比这更真实了。

我接着把谈话的内容围绕他的家庭展开。廖的家乡是我们家乡省与外省交界的偏远农村，他住的村子离县城还有一百多公里，但从他的谈话中看，却不算一个太贫穷的地方。

他们那里的工分价值，居然比我当年在省中部、靠近中等城市下乡的农村还高一点。

廖的父亲是生产队队长，不是大队队长，这是中国最小的官。父亲出身贫农，母亲却是富农出身，让我有点吃惊。

“你父母是在解放前结的婚，一个富农的女儿如何下嫁贫农的儿子？”

“那时候哪有什么成分概念，我父亲这人头脑比较聪明，劳力也比较好。”

原来如此，那解放后历次运动中作为富农成分的母亲受罪了吗？ 没有，全是因为父亲是队长的缘故，在家门口不会出事，但出了生产队，就不好说了。

因为老婆是富农出身，廖的父亲最后也没能入党。

廖新年有兄妹九个，但最后活下来只有六个。

那年头，每家基本上都有非正常死亡的。廖生于56年，他最上面是个大哥，接着是个姐姐，下面有过四个妹妹，两个弟弟。

那时粮食紧张的一口吃的就决定着生死。

他记得那时家里吃饭是轮流吃，这让人有点吃惊。最先吃饭的是大哥，因为大哥是长子，而且学习比较好，父亲指望他学业有成，计划供他好好读书，将来出人头地。接着第二轮的是他父亲和初有劳动力的姐姐，他母亲是第三轮，最后是廖本人和余下的弟妹们。

“我母亲多少年后对自己第三轮吃饭的事情还耿耿于怀，觉得自己连家里的老二都不如。”

“听你这么说，你母亲应该领着你和下面的几个弟妹一起吃饭才是，也好照顾你们这几个小的。”

“那就更不行了，若我妈与我们一起吃，她只会叫我们别吃或少吃。”

廖新年说当时他下面有三个，在最后一轮他们上来吃饭时食物就很少了，他们上来就是抢吃。他在其中最大，所以他抢到的最多，最小的吃不到东西，饿的直哭，长期这样下去，自然就活不了。

“我那时还小，记不太清楚，只记得在最饥饿的时候死了两个，后来母亲又生了两个，有一个不知啥原因也死了。队里种出来的粮食基本都是上交，父亲这个队长当的很不容易。”

廖新年谈起这些时语调平静，似乎在说别人的事。话说的最多的就是那句 — 小的抢不到吃的，饿得直哭。

我想起我小时候听见父母说过好几次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那个母亲站着端着碗在吃东西，膝下一个自己的孩子仰着头，摇着妈妈的腿，喊着也要吃，但那个母亲却把东西吃光了。父母说着，连连感叹，作为一个母亲竟如此狠心，不可思议。

但若真的一口粮食就能决定生死，一个家又会怎样，是否都会像廖的家庭这样？这真是一个残酷的选题！

但现实中却实实在在地出了这个题，一个家庭里亲人之间展开了你死我活的选择，尽管悄无声息，在同一个屋檐之下，却在相互目睹之中有的去活，有的去死……。

我的家当年是在城里，邻里间尽管没听到过谁饿死的，但当时的食物短缺我还是记忆犹新。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很小的时候老嚷嚷今天能不能不吃菜饭？

所谓菜饭就是把稀饭煮熟以后，放一点菜叶子和几滴油、一点盐进去再煮一下，连着稀饭和菜一起吃。那时天天都是吃这东西，油水非常少。

那感觉跟狗每顿吃菜叶子差不多。

后来在我当年下乡的地方也听说过家中有人夭折的事件。那是有人主动提起，我并没有着意打听。有个农村小伙子跟我们知青打过几次交道，他有兄妹7个，最后活下来的就他一个，他的母亲眼睛因此都哭瞎了。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因为提到他家这个事的人不止一个，但没有说过具体情节。

我好奇地问廖新年：“你下面的弟妹饿死了，你不会怪罪毛吗？”

“不怪，地少人多，生多了自然不够吃，当然会饿死。”

他还说，解放前生活也很苦，他的奶奶当年就是被卖到这里的。

“买到这里总能活，比饿死要好吧？”我反问道，他没吭声。

他没有举出旧社会饿死人的例子，但宣传上都是万恶的旧社会，说的比饿死人更加非常可怕，这在廖的谈话中就有体现，他能强调的都是宣传用语，旧社会也很糟糕，要不然他的奶奶在旧社会咋会被卖到这里来呢？

他哥哥文革刚开始时被推荐到地区卫校读书，但后来学校搞运动，开始武斗，发生了死人事件，他害怕的跑了回来。后因母亲出身不好，加上逃避政治运动，被永远除名，又成了农民。

“看来你家就是你一人考取了大学？”

“是的……”

据廖自己说，在乡村读初中时他就展露出超过其他孩子的天赋，成了他们公社少有的进入区中学读书的农村孩子。

他们那里从解放前就有一个传统 — 重视读书。据他说，他们那里出过三十多个举人秀才（后来我感觉他说话有水分，因为他很好面子，凡是与自己有关的都会夸大），很早村子里就有个规矩，优秀孩子的读书费用由村里负责。具体做法就是由族长负责把村里最好的土地作为公有财产，收成作为读书的费用。解放后这些土地当然都成了公社的，但民间对读书的重视传统却延续了下来，廖因此得益，在当年食不果腹的年月里居然在区中学完成了高中学业，而且还遇到了几个好老师。

“有些老师都是在城里被整，下放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来的，这些都是有真本事的人，我们这里很敬重有学问的，他们在这里过的还不错。”

“看来你们那里有点像世外桃源。”

还真的有点像！日军当年都没进入过他们这一带，因为太偏僻。文革中隔壁的道县搞残酷斗争，把地主富农杀掉，那里成了当时中国对地主富农处理最彻底的地方，但相隔不远的他们这里就没有这种事件。

但成份还是影响到了廖新年。他当年很想参军入伍，政审时因为母亲的富农成分而落选了。还有中学毕业后区中学老师推荐他到隔壁公社学校当老师，本公社的领导却不放。

“他们认为我是一个人才，肥水不流外人田，今后有机会时再启用，为本公社服务。”他说这句话时显得理直气壮，就像公社领导。

也许是时过境迁，这两件足以改变他人生的大事好像对他并没有什么。也许是后来79年终于考取了大学，当年的失落淡忘了？

从这些经历况来看，他应该没有崇毛的理由，但他却坚持着心中的崇敬。这也许还有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他成家以后。

“我岳父是师级干部，他告诫我，没有毛，哪有现在咱家的优厚待遇？所以要感恩！” 听到他这番话，我有点纳闷，与他前妻的说辞不一样啊。按道理，她前妻也是个要面子的人，不会隐瞒自己的优势。

廖与原配在这里离婚后，回国与在国内的一个小富婆结了婚。在为配偶办理移民时中在这里买了房，作为双方共同财产以增加移民得分，但最后还是没有成功，不过买的房子后来却升值不少。

“我现在手中有现金60万刀，这都是卖房得到的，现在想再买房投资。”

他现在住着他卖掉房子的楼上两房一厅，由房东变成了房客。每月付着租金。室内非常简陋，陈设凌乱，生活过的十分简朴，但他说养生就该这样。

如今他基本没什么工作了，说是退休了，但偶尔有电话打来，他还会去建房工地干活。室内堆着不少工具，室外院子里也有几个大件工具，据说前不久一个很值钱的工具被人偷走了。

最近他出了一起车祸，工具车报废了。保险公司按市价赔了车钱，他花两万买了一辆新的经济型丰田小卧车。他说他想买一辆特斯拉车，但没有现货。

“新车要6万，还要等几个月，我不想等。我准备将来有现货时把手里这辆车卖了，换成特斯拉。”可我心想他可不像开贵车的人。

不过这里手上有60万刀现金的人真不多。有次他说要买个新房，150万刀，可过后就没再提。真是有钱人的作派，150万不是个小数目，新购了一个这么大的房子，竟然静悄悄的。买的房子啥样，总该带我去看看吧？有一次，我就问了一句。

“没买成，后来业主反悔了。”他淡定地说道。

真奇怪，这里买卖房子不是儿戏，反悔之事还没听说过，会吃官司的，但他一句话就结了：“是朋友介绍的买卖，不是正规途径。”

我真服了他。

他住的地方区域不错，只是在大街旁。当年他卖掉的这个独立房子，说实在的，面积真不大。

“这房子你前后买卖价格多少？”

“七、八年前买入时50万，现在卖出时80多万。”

那如何赚到60万现金？他解释说首付加已还款的共20万，最后就赚了60万。

这是他第二次买房。第一次买过一个小公寓，十多万买进，二十多万卖出，也赚了些钱。

他居然有买卖房子的意识，意外之余，让我心生佩服。

他提过在国内有个嫁到广东的妹妹，说是得了癌症，快死了。

“你没寄点钱给她？”

“没用的，医生说不行了，我之前寄过一千。”

渐渐的，我有点明白廖作为一个这类毛粉形成的模式了。首先相对于其他，他存活了下来，他要感恩；他脱离农村进了城，比他周围的人包括家人都要幸运，他要感恩。所有的这些都源自于毛。

但他受惠于毛死后的改变，使他迈入了大学的校园，让他彻底改变了自己今后的人生命运，包括出国，这在那个年代也是天方夜谭，可他却没能从中悟出点什么。

他反邓，认为这矮子把中国搞得一团糟，后来的江胡时代贪官横行，比毛差远了，威望更是远远不及。奇怪的对习的评价，他唯一认为不好的就是要搞终身制。

我懵圈了：“毛不是铁杆终身制的人物吗？”

廖迅速反驳道：“那不一样。毛是开国领袖，威望在那里呢，习哪能比？”

作为毛粉，廖具备这类人的标配，那就是反美、贬美，这类话每次他都要说一大通，说的美帝一文不值，可若涉及到隔壁的加国，他却来个大反转。

“加拿大，社会主义国家，与美帝不同。” 还真的有点沾边。

廖新民作为一个毛粉，有其普遍性，也有自己的特殊性。毛粉有强烈的立场意识，这点廖自然也有，他还有就是面子观念太强了，中国作为自己的母国，自然是自己的面子；加国作为他移民扎根的地方，自然也不会差，这也是一个面子问题。

也许有个东西牢牢地刻在了他的心底，那就是儿时在家乡农村，他时常会说起这个片段，每次他嘴里都回味无穷，无限感慨。那就是附近有个解放军放映队有几次来他们那里来放电影，那种幸福感犹如瞎子突然看见光一样，加上几十年狂轰滥炸的崇拜宣传教育，成就了廖的毛粉塑身。

廖这类毛粉，今生今世大概不会再改变了。不管到了哪里，还是毛粉，直至走向生命的尽头，去见毛，在阴间仍然做毛的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