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心勃勃的美國青春期 (作者：薛涌)　 他們的生活都圍着考試和各種各樣的申請轉，想方設法讓自己被別人接受，而不是挑戰既有的權威。他們雖然重視教育，但是動機常常並非是對知識的渴求、對真理的追尋，而是六位數的工資凱瑟琳·科恩，耶魯大學的博士，一個大學前錄取辦公室的官員。她開了一個名字響噹噹的公司：常青藤智慧(Ivywise)。該公司的業務，是給學生提供申請大學的諮詢。雖然一個學生的諮詢費達2.9萬美元之巨，該公司照樣生意興隆。美國的大學錄取，相當於中國的高考。不同的地方是，人家的程序複雜得多。如果光看分數，參加SAT（大學入學智能測驗）補習班就夠了。SAT的分數其實只是一部分，除此之外，你還要提交帶有自傳性的短篇作文、個人簡歷、高中成績、課外活動紀錄以及各種成就，大多數還要經過面試。因此，如何包裝自己，就成了一個複雜的學問。凱瑟琳·科恩的專長就在於此。她指導學生如何把自己的業餘愛好變成簡歷中給人印象深刻的特長，進行模擬面試、對之進行全程錄像並作細節分析，向學生介紹每一所大學的特徵、課程，甚至推薦學生讀“目標大學”的教授的著作。經過一番精心包裝，她再根據學生的實力，確定申請戰略。這一耗資甚巨的申請諮詢，反映了美國式“高考”的激烈程度。這種“高考”競爭，在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白熱化。其中的原因，當然有人口的因素。不過，更重要的原因，還是美國這幾十年的社會、經濟轉型，塑造了一個“野心勃勃的青春期”。現在美國的高中生，是美國歷史上最有野心的一代。他們的野心，提高了大學競爭的砝碼。先看幾個數據就可以明白。在上個世紀50年代，只有55%的高中畢業班學生希望上大學，42%希望成為專業人員。到了90年代，高中畢業班90%的學生想上大學，70%想成為專業人員。 上世紀90年代，那些擁有法律、醫學學位的人平均一生的收入為440萬美元；擁有博士學位的一生收入平均為340萬美元；擁有碩士學位的一生平均收入250萬美元；擁有學士學位的一生平均收入210萬美元；擁有高中學位的，一生平均收入僅為120萬美元。1999年，高中畢業生年收入平均為25,900美元。大學生年平均收入則達45,400美元。那些有高級職業學位的平均年收入竟到了10萬美元。有人還對1972年高中畢業班的學生進行了追蹤，調查這些學生在1986年的收入。調查樣本顯示，男生的SAT(大概相當於我們的高考成績吧)成績每高10分，這些人在1986年的收入相應提高4%。50年代的孩子畢業出去求職，人家問他的第一句話，“有高中畢業證書嗎？”只要有，工作就穩了。這樣的現實，形成了50年代高中生的特點：高中是進入社會的準備。但是自60年代以後，美國產業結構調整，限制工廠運營的環境法越來越嚴，製造業開始走下坡路。特別是到了90年代，企業紛紛在全球化的大潮中遷出美國。結果，製造業的工作越來越少。那些高中畢業生能幹的，大多是服務業中的低端工作，如麥當勞、沃爾瑪中的售貨員、清潔工、餐館的跑堂，等等。現實已經給這些還在上高中的孩子們上了一課。他們沒有退路，如果不想永遠當下層社會的打工仔，就一定要出入頭地，所以一個個都野心勃勃。這就造成了90年代以來的高中生的獨特生存狀態。首先，他們把學業擺在第一位，為了功課拼命競爭，即使參加社會活動，也是為了申請大學積累資本。同時，他們在青春期幾乎沒有什麼真正的朋友，高中情侶結婚的也越來越罕見。這一來是彼此競爭激烈，二來是功課太緊張、無暇顧及社交，但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像50年代那樣，一畢業就在本地工作、成家，一輩子不離開自己的家鄉。現在的高中生，畢業後就出去讀大學，和高中的同班斷了來往，利用高中的時間交朋友、建立自己在本社區的人脈，已經沒有什麼意義。而且，越是有能力、野心大的學生，越要遠走高飛，回來的機會就越少。因為青春期的野心，已經使優秀學生越來越集中在幾所超一流大學。各州的頂尖高中畢業生，全向常青藤流動，而且在這些大學畢業後很少回來，造成各州的“腦力外流”。這一點，看看美國最精英的高中生畢業後的走向就能明白。1942年設立的“西屋獎學金”(Westinghouse Science Talent Search)，旨在發現高中生中的科技人才，全國每年只有40人入選最後一輪。從1960年到1989年，一半進入最後一輪的學生集中到7所精英大學讀書。其中五分之一到了哈佛，其次是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斯坦福、耶魯、加州理工學院和康奈爾。1964年設立的“總統獎學金”(Presidential Scholars Program)，旨在選拔全國最優秀的高中畢業生。每州只有兩個名額，如同參議員的名額一樣，另有15個機動名額。從1987-89年的數據看，這些學生中的一半也都到了7所精英大學讀書。哈佛吸引了這些學生中的18%，其次是普林斯頓、斯坦福、耶魯、麻省理工學院、杜克和密西根。上名校立即為自己的事業帶來優勢。《財富》雜誌1990年的調查印證了名校這塊敲門磚有多硬。《財富》徵集了將近15000位在《財富》500家精英企業和500家精英服務業(包括銀行、保險等等)中任CEO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93%的CEO是大學畢業生。其中19%來自常青藤。培養這些CEO最多的還是7所精英大學，依次為：耶魯、普林斯頓、哈佛、西北大學、康奈爾、哥倫比亞和斯坦福。高學歷、名校的獎賞大，激發了高中生的野心。美國的考試服務業，一下子成為一個富得流油的產業。高中生的學術表現也有所提高。就個人而言，野心是奮鬥的開始，也是成功的基石。但就群體而言，野心帶來的未必就是成功。特別是當大家都同時有了野心、你發奮我也發奮的時候，馬上就會造成通貨膨脹式的水漲船高的局面，野心在個人成功中的價值就可能貶值。一個90年代的研究表明，越來越多的高中生希望長大成為企業總裁、工程師、律師、醫生、體育明星。但是，根據對2005年的就業預測，在90年代希望成為律師、法官的高中生，到2005年他們真正成年、開始在這些行業就職時，實際的職務空缺只有這些學生人數的五分之一；在作家、藝術家、娛樂圈和體育界中，競爭者比實際位置多出14倍。所以，有些人擔心：這些孩子是否野心過度？野心過度也好，野心勃勃也好，90年代以來的美國高中生，已經與上兩代人大不相同。在未來10到20年間，他們將構成20-50歲的社會中堅力量，改變美國社會的景觀。首先，美國是一個注重平等的草根社會。而這一代人，從小就一心想往上爬，對自己生長的社區沒有太大的承擔。他們的理想，是成為脫離草根社會的精英。他們的成功，可能使一些基層社會失去大量人才。第二，這代人之間競爭慘烈，結果是貧富分化空前之大。如今美國的高考，特別是進入常青藤的競爭，已經成為未來成功的通天梯，家長常常在孩子三四歲時，就開始加大教育投入。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有錢家庭，就有了巨大的優勢。他們可以一年支付兩三萬美元送孩子上私立學校，支付兩萬多美元的大學申請諮詢費用，以及各種各樣昂貴的暑期班、家庭教師，等等。這使得窮家庭的孩子很難與之競爭。這一代高中生無疑將是美國受的教育最好的一代。同時，他們又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於滿足成人對他們的要求的一代。他們的生活都圍着考試和各種各樣的申請轉，想方設法讓自己被別人接受，而不是挑戰既有的權威。他們雖然重視教育，但是動機常常並非是對知識的渴求、對真理的追尋，而是6位數的工資。1986年，耶魯畢業班竟有將近一半的畢業生跑到大國際金融集團First Boston去面試。1969-70年，美國通過資格考試的新律師有19000人，這個數字到1989-90年就漲到47000人。但是，辛辛苦苦創造知識但工資菲薄的博士卻沒有人讀。從1969-70年到1989-90年，美國的博士和本科學士的比例已經從0.064下降到0.04。結果，博士課程的外國學生越來越多。未來的美國，階層可能不斷分化，並且逐漸固定。這代人長大後，不僅會形成新的既得利益，甚至有發展出一個變相的貴族社會的可能。到那個時候，美國也許又需要一場新的社會革命。(人物周刊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