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回流的故事

對於近年颳起回流風的加拿大華人移民來說，有人視移民為無怨無悔的選擇，也有人發誓下輩子不再輕舉妄動。踏上回流大潮的移民，各有各的理由，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有人形容，移民是個人行為，就像各人的鞋穿在各人的腳上一樣，舒不舒服只有自己走起路來才感覺得到。

以下是幾個華人移民回流中國大陸及香港的故事，他們的酸甜苦辣、喜怒哀樂，恰恰說明加拿大不是天堂，世界上也沒有任何國家是天堂，美好生活要靠自己雙手來創造。出國是一個美好的「夢」，一旦夢醒就要面對現實。

一個真實的加拿大2004年3月，李大偉還未等到加拿大公民護照到手，迫不及待「拔腿就跑」，因為他有一個回流機會，一間加拿大外資企業設在北京的分公司，聘請他負責開發中國大陸市場。

李大偉說早就等待回流這一天的到來。1998年底，他通過一家設在北京的移民公司辦技術移民，先後兩次共交了五千美元的費用。1999年登陸加拿大溫哥華。

李大偉說，中華民族本來是個安土重遷的民族，一向視背井離鄉為畏途。但時代不同了，「父母在，不遠遊」已經過時。現在的華人移民遍布全世界，五洲四海到處闖蕩。他原來在一間外資企業工作，待遇不錯，但當時周圍的朋友都在移民加拿大，他也就捲入這股潮流中。

充滿對新生活的憧憬，踏上異國的土地，他的第一印象是這裡自然環境非常美麗，天湛藍、草碧綠、水清澈、山巍峨，到處花團錦簇、鶯歌燕舞，幽美環境令人心曠神怡。

過了不久，他找工作到處碰壁，才體會到「一個真實的加拿大」。沒有朋友，百物騰貴，文化衝突，種族歧視，生意難做，打工辛苦，前路茫茫，不知什麼時候才能熬出頭。他恨不得馬上打退堂鼓，又怕父母家人責怪，同事朋友笑話，「無顏見江東父老」。

他說，開始辦移民的時候，中介公司都會說加拿大社會福利好、「最適合人類居住」及工資高等等，但從不提新移民實際面臨的種種問題，即使偶有提及也採取避重就輕、報喜不報憂的態度。

到了加拿大，李大偉慢慢了解到，加拿大的社會福利雖然不錯，但受益的主要是老人和小孩，中青年人的負擔最重，主要是繳稅重。加拿大絕大部分地區冬天寒冷，溫哥華地區雖然好些，但到了冬天雨水不斷，令他這個中國北方人極不習慣。他得出的結論是，「最適合人類居住」絕不等於「最適合人類工作與發展」。

在辦移民時，李大偉聽得最多的是加拿大工資收入高，但中介公司談到的收入都是稅前，卻避談加拿大的稅收制度。後來他才知道加拿大稅收重，工資越高稅也就越重，如果年薪10萬加幣(稅前)，稅後的實際收入才5萬多一點，高達近45%的稅。加拿大工資比美國低，個人所得稅又比美國重，消費水平比中國大陸高。他原來在外資企業月入六、七千元人民幣，用來跟加拿大的二千多元加幣一比，他挺後悔移民加拿大。

他認為，30歲以下的年輕人，來加拿大最好的選擇就是讀書，因為讀書可以抵掉一半時間的「移民監」，而且以移民身分讀書學費較低廉，比留學生要省至少一萬加幣，與加拿大公民的待遇相同。碩士畢業後可以在加拿大工作一段時間，拿到公民身分後就揮灑自如。而且大陸比較認同北美學歷，而中國大陸的文憑出了國門就不吃香。

回流生活適得其所林文庸、李玉賢夫婦原為北京醫院醫師，後來移民香港。在香港九七回歸前夕，1996年6月再移民溫哥華。當年他們在溫哥華，逢年過節，共有16個相熟的香港移民家庭聚會慶祝，熱鬧非凡。但八、九年不到，先後已有15個家庭回流香港，現在就只剩下林文庸夫婦及兒子留守溫哥華，當年歡樂光景不再，林文庸覺得現在加國越來越冷清寂寞，一點「年味」都聞不到了，也興起「不如歸去」的念頭。

林文庸說，如果不是他的兒子林松喜歡加拿大生活，他與太太早就回流了。學西醫出身的他，當年在大陸時曾下放農村，有感農民缺醫少藥，遂學會中醫針炙，移民香港後正好大派用場。由於醫術精湛，病人口碑相傳，每天忙得不可開交。移民溫哥華後，雖然仍有不少病人上門，但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

他指出，他的很多朋友回流香港的原因，是因加拿大抽稅太重，而且還修訂法例要申報海外資產。加上在加拿大隨便找一份□口的工作很容易，但要找一份適合自己的工作很難。此外，加拿大華人消費能力不高，做生意很難有起色。他與家人曾開過兩年雜貨店，最後以虧本告終。他經常光顧的一家港式酒樓，已前後五度易主，可見在加國「□食艱難」此言不虛。

近年亞洲風生水起，與他同時期移民的朋友們因子女都已大學畢業，紛紛踏上返港之路。林文庸打算待兒子結婚後，將與太太回到鄰近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定居。

移民加國是否適應，主要因人而異。林文庸的一雙兒女林松、林泉，個性截然不同，一個充分享受安穩的移民生活，一個則無法忍受移民生活的枯燥沉悶。

哥哥林松個性善良單純，是個「沒有野心」、很容易滿足的年輕人，他不喜歡競爭，非常享受在加拿大的生活。他在一家國際快遞公司一做多年，與上司及同事相處融洽，根本無意回流香港。

妹妹林泉與哥哥性格相反，喜歡挑戰，事業心強。她在美國舊金山大學畢業後，隨父母家人移民加拿大，曾在溫哥華一所電腦學院任職會計，工作表現頗受老闆器重。但她覺得生活死水一潭，工余假日根本無處可去，生活單調乏味。而且她不能忍受加拿大的慢節奏和低效率，別人一個星期才能做完的工作，她兩天就已完成。

林泉說，加拿大隻適合小孩子和老年人居住，年輕人生活在那樣的氛圍中，會覺得沒有朝氣、活力和衝勁。她懷念香港多彩多姿、熱鬧繽紛的生活，在獲得父母同意的情況下，於c1999年回港發展，很順利就覓得理想工作。目前她在香港會展中心一間展覽公司任行政會計經理，主管財務及人事。她說最近很多前來應徵面談的年輕人，不少是加拿大的回流人才，回流的原因及想法跟她非常接近。

她說，在香港長大的人，到了外國並不能發揮中文優勢，但在加拿大生活過的人，回到香港英語變成優勢，一般很容易找到工作。在加拿大即使薪水待遇不錯，但扣除稅款後所剩無幾，「賺的錢多半給了加拿大政府」，在香港則可以享受自己大部分的勞動成果。工作雖然比加拿大忙，但日子過得充實及滿足。

林泉的丈夫黃穎強則是放棄了美國綠卡，自舊金山回流香港，目前在加拿大一間駐港保險公司任核保。小倆口非常享受香港生活，暫時還沒有重返加拿大的打算。

投資移民傾盡積蓄

香港女商人吳麗娜1996年通過香港中介公司，以投資移民身分申請移民加拿大。當時言明「投資」25萬加幣，五年後移民投資公司償還本金。據了解當時該公司先後為77名港人辦理投資移民，共獲取近2000萬加幣資金。

吳麗娜為了移民付出極大代價。她是個單親媽媽，辛辛苦苦攢下的積蓄，孤注一擲全部給了移民公司，原本寄望五年後可以將老本要回來，沒想到移民公司言而無信，直至現在已將近九年，仍諸多藉口拖欠不還，幸虧每月還有800元加幣的利息可拿。

吳麗娜等人用的是阿根廷的移民名額。在移民公司安排下，共有50個香港家庭成員同乘一班飛機。一行人拉家帶口浩浩蕩蕩，經美國洛杉磯轉機「前進阿根廷」，那班機幾乎成了她們的「移民專機」。經過長達29小時的飛行航程，抵達阿根廷與加拿大駐阿移民官面談。

吳麗娜相信移民公司事前已在阿根廷「上下打點」，1997年，50個家庭都順利獲得移民加拿大的簽證。由於放不下在深圳的生意，吳麗娜拖延至1998年最後入境期限，才與12歲的兒子赴多倫多報到。

吳麗娜眼看移民花光了所有的積蓄，「投資」的錢又不能馬上要回來，一個單身女人拉扯着未成年的兒子，大陸還有高堂父母需要照顧，上有老下有小，經濟壓力異常沉重。人在異國他鄉，人生地不熟，語言不通，沒有親人朋友可以依靠，心裡直發慌。

移民之初，她做過多方面的嘗試，也試過做點小生意，但都沒有成功。眼看前途茫茫，「在那裡完全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且手上已沒有積蓄，連「坐吃山空」都是奢談。她左思右想，只有回港之途。她在深圳還有投資，回去還來得及重起爐灶。她硬着心腸留下年僅12歲的兒子劉希旅獨自在加拿大求學。

現在回想當初的冒險決定，她猶有餘悸地說，當初自己的膽子也真是大，移民前她對加拿大的情況一無所知，甚至連熟朋友都沒有一個。唯一的朋友還是因「阿根廷之旅」才認識，這也是她後來初抵加國唯一的投奔。

她當初把兒子獨自留在一個陌生的國度，事非得已，但她並不知此舉違反加國法律，後來險些惹出麻煩。也許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幸虧小希旅獨立乖巧聽話，單獨留在多倫多期間，沒有闖什麼禍，這些年也就有驚無險的過來了。也多虧遇到一位自香港移民多倫多的好心人，見義勇為施以援手，經常關心過問希旅的生活起居情況，還經常邀請希旅到她家吃飯，給寂寞少年許多溫暖。

這些年來，吳麗娜頻繁往來於多倫多與香港、深圳之間。人在香港，心系多倫多的兒子；但一旦到了多倫多，又不放心深圳的生意。經常處在分身乏術的兩難境地。早熟的兒子非常體諒母親的難處，為了減輕媽媽的經濟負擔，16歲就主動打工賺取家用，而且不因母親常年不在身邊而感情疏離，兩人相處就像朋友，這點令吳麗娜萬分感恩。

理想與現實差距大

現居溫哥華的自由撰稿人許行，原為香港知名政論家。他分析大陸移民加拿大人數大幅減少的原因，主要是就業困難。不過，他沒想到移民人數會大幅減少到10%以下。

許行曾協助一對原在浙江外貿部門工作的夫婦移民加拿大，他們離開外貿單位後自己開公司做生意，年收入三、四十萬美元。由於有感大陸政策經常變化，缺乏安全感，夫婦倆決定移民加拿大。但抵加後，發現理想與現實有很大差距，一切都要從零開始，最後決定放棄好不容易到手的「楓葉卡」，重回故鄉發展。

許行認識的另一位朋友，在大陸從事電力機械專業，生活環境相當不錯，抵加後長時間處在失業狀態，平時只能為別人割草維生。為了孩子的教育問題，不得不暫時委屈自己。

外面的世界很無奈

兩年前自溫哥華回流中國廣州的陳莉，1992年大學商科畢業後，分配在廣州一家金融機構工作，負責審批商業貸款。

陳莉說，當時能在金融機關工作，而且是一個十分「吃香」的職位，工作舒服，薪水待遇好，還經常有人慾巴結討好她拉關係。這對於一個年輕女孩來說，令人羨慕，而她的工作能力和表現，備受上司肯定，經常委以重任。

這樣她一做就是七年，但每天日復一日的工作、複雜的人事關係及按部就班的晉升制度，對於有事業心的陳莉來說，「已經越來越感到枯燥乏味及難以接受，總幻想能夠有更廣闊的天地和更豐富的生活去經歷。移民加拿大便是在那時的環境下做出的義無反顧的抉擇」。

移民的決定，對當時的陳莉來說，就像一劑興奮劑，感覺到的只是移民後的美好前途及舒適生活的享受，就像一句著名歌詞「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對於移民的真正含義和需要面對的困難，完全沒有充分的心理準備，以致她才踏足加拿大，還未領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就已充分體會到「外面的世界很無奈」。

當時所有移民加拿大的講座，向陳莉等人講述的只是加拿大完美的福利待遇、幽美的環境和安居樂業的藍圖，無論她本人，還是她的父母親友，當時的感覺非常好，都相信「加拿大是世界上最適宜人類居住的國家」的宣傳。

唯一反對陳莉移民的是她的前夫，「他是一名心臟科醫生，我的移民選擇，對於他來說是非常痛苦的，因為我們的職業，在中國的環境下，算是生活得很不錯了，而且移民官在面談時，也跟他說明，他的專業在加拿大是找不到合適工作的。為此，我們為移民的事情一直爭論不休，再加上其他一些分歧，1999年，當我踏上加拿大領土半年後，我們分手了。」

陳莉移民加拿大時已經懷孕四個月，父母為了更好的照顧她，安排她住在朋友家。「他們對我的幫助，直到現在我都記憶猶新，雖然大家同住一個屋檐下，生活中難免有些磨擦及不快，但我認為，如果有人在你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伸出援手，那是一輩子都應該記得的」。由此她體會到新移民初抵異地，亟需別人幫助，她說以後也會幫助比她遲來的新移民。

但她面對新生活的興奮，很快在現實生活中消失殆盡。她說：「剛到加拿大，感覺不是很強烈，也沒有想像中那麼好，同我在國內的設想有很大差異。周圍的風景雖然很漂亮，但生活太平淡，每天按部就班，就像我在國內的工作一樣，甚至覺得更乏味。我覺得如果是一家人在加拿大生活，會很幸福，但如果單槍匹馬在加拿大打拚，就會覺得很辛苦。因為獨在異鄉為異客，人與人之間不會有太多的交流，每個人都為生活奔波，無論工作及生活的壓力，都比國內更大，而且不一定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

陳莉當時覺得自己在人生戰場上如同換了一個角色，在廣州雖然工作乏味，但畢竟受上司賞識和同事呵護，有精神寄託及穩定收入。但到加拿大後，才發現在這裡找一份好工作不容易，極度缺乏安全感。她曾經去應徵餐館侍應，但都以她沒有經驗而拒絕，令她的自尊、自信大受損害。

「那時的感覺就覺得自己成了一個沒有用的人，產生很深的挫折感，好像什麼事情都不會做，什麼事情都做不好，情緒很敏感，別人稍微說些不入耳的話，都認為別人在諷刺自己，總之感覺非常不好。為此我哭了很多次，非常痛苦。」

後來她調整情緒，認定入籍後回大陸發展。考慮到回去需要重新找工作，應該拿到比出國前更好的學歷，回去才有市場。她決定繼續攻讀學位，為了全力以赴，在女兒1歲半時，將女兒送回大陸，獨自在加拿大奮鬥。

她說，女兒是她的骨肉至愛，將女兒送回去對她來說是十分痛苦和無奈的選擇，「但加拿大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國家，不像在國內，周圍都有親戚和朋友可以幫你，在加拿大要完全靠自己。既然選擇了改變，就要適應環境而生存，一定要將心態調整過來，重新開始。」

陳莉2001年獲美國紐約理工大學設在溫哥華的分校錄取，攻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為了節省父母的費用，她堅持一邊打工，一邊工作，箇中辛苦不足為外人道，有時想念女兒，常常偷偷哭。「特別是有一份工作是要在早上5時起床，一直工作到下午2時，晚上6時又要去上課，時間非常緊張，長期睡眠不足」。期間許許多多的困難，她都挺過來了，2003年5月順利拿到學位。她說重返校園最大的收穫，是找回了自尊及明確了今後的人生目標。

拿到學位後，她歸心如箭，一來惦念留在廣州的女兒，二來希望回大陸有更好的發展。回流後很順利先後找到兩份工作，第一份是一家外資企業的財務總監，後來再獲一家美國投資銀行中國分公司聘為財務顧問，工作勝任愉快，收入折算加幣不但比加拿大多，而且不用付重稅。

陳莉說，加拿大是一個公平競爭的社會，職業無貴賤之分，人最難過的是自己這一關，不管你在餐館打工還是專業人士，社會不會給你壓力，關鍵是自己如何對待。她強調移民加拿大的目的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下一代。以前在國內做得好不好都一個樣，缺乏動力和自覺性。在加拿大做任何工作都有壓力，老闆要求也高。回流後，她將「加拿大精神」帶回大陸，自己推動自己，自己給自己壓力。

中國人素有堅韌的美德，大部分人在國外經歷一段時間的艱辛考驗後，都能浴火重生。儘管經歷了這麼多的風風雨雨，陳莉沒有後悔當初移民加拿大的決定。「過去的已經過去，未來屬於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