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一點個人所得稅

班門斧

班氏認為，高、低收入者納稅之多與寡，如果前提都是誠實、合法，則其人品、道德甚至對社會的貢獻都是平等的或適當的，並無值得傲人或內疚的因素在裡面。

這個納稅之多寡，是稅法的一種調節，是使社會財富更趨向合理的一種再分配形式。這個多寡值，與其對社會的所謂貢獻值不是一個正比的關係。很多人認為只有高收入高納稅者對社會有大貢獻，而低收入者對社會沒有或少有貢獻，這是一種非常謬誤的思想認識。

為了不兜空洞理論的圈子，我這裡用一個實例來說明問題。一個時薪八元的清潔工能否實現每日納稅128元？班氏可以斬釘截鐵地告訴你：能！只要稅法遊戲有這個需要，就能！

第一個月，日入64元，日交稅128元，100個清潔工跑掉了100個。

第二個月，垃圾熏天、糞水漫街，清潔工市場的工資在上漲以圖招聘到“高級人才”。漲到180元以上，陸續有幾個人應聘到崗，但還是跑掉的比招來的多，因為干別的工作個人得益較大。

第三個月，清潔工的日薪繼續上漲，最後穩定在192元（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其他行業的成本和利潤為適應這種情況會自動作出傾斜和調整，達到新的社會平衡）。結論是：清潔工是高薪、高納稅、對社會稅庫貢獻最大的階層。只要稅法有這個統籌安排，在其他各行業日薪64元左右的社會裡，普通清潔工的日薪可以自然地、合理地、毫不猶豫地上升並穩定在192元。

目前的實際情況是主要由高薪階層交稅，這僅僅是一種行政管理手段，並不是高薪白領在稅負領域高人一等。低薪者芸芸大眾，操作起來工作量大，也較多錯漏，故把錢集中在高薪白領手上交出去。假如稅法規定任何工薪勞動者每日納稅100元，最後的社會運行的實質還是一樣的。

所以，在自由經濟的動態平衡機理下，不管稅款的具體徵收形式如何，一個社會的稅庫的總收入是由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勞動提供的（包括那些提供了有效的社會勞動，而遵守稅法規定沒有繳納到一分錢稅金的勞動行業或階層）。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大小在於他提供了多少社會有效勞動和創造了多少剩餘價值，而不在於納稅多少的外在表現形式（當然，個體的偷稅漏稅等效於盜竊行為）。在一個社會的有機構成中，他選擇幹了低薪低稅的活（年稅1元），你才有社會條件干高薪高稅的活（年稅萬元），絕對不等於你的社會貢獻是他的一萬倍，很可能你們兩人對社會作出了同等貢獻。

同樣道理，高稅率高納稅的大企業和少稅或者無稅的小企業，在稅法面前的道德地位也是平等的，並無高尚或卑微之別。小企業少稅、無稅或在政府默認下“平等地”漏稅，只要這個對待是橫向平等、一視同仁的，則是同樣地高尚和公平合理的。小企業少稅或“平等地”漏稅，騰出微薄的毛利養活了眾多低薪員工，並因為少稅或“平等地”漏稅，其產品可以競爭到更低的社會銷售價格，社會利潤更多地匯集到大企業，實質上是把錢集中到大企業交稅。所以，大小企業同等地對社會作出了貢獻。

班氏承認個體才能差異的存在，也認為，在同行業同階層中，納稅較多的個體確實是作出了較大的社會貢獻。但在不同行業不同階層之間，不存在這種可比性，不能說納稅多者一定是社會貢獻大。反而是有些階層或群體，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或社會因素，不合理地、過多地攝取了社會財富入個人腰包，他們納稅雖高，卻是較多地抽吸社會損害大眾而真實貢獻不大。

在一個自由民主不受欺壓的社會裡，一般宏觀而言，強者能人已經得到了足夠高的報賞（稅後收入），強者能人高額納稅是應該的、本份的、合理的，是稅法的一種社會統籌規劃，是社會及其他階層讓利給他們納稅的，絕不是他們對社會和窮人的額外恩賜，在稅負意義上他們並沒有占據道德的制高點。低薪低納稅者不要自卑，要抬起頭來做人，只要辛勤勞動，按章誠實納稅或無稅，一樣是對社會作出了貢獻。

目前，逐漸出現一種危害社會穩定的不安全因素，已發現高薪高納稅階層和一些無知者在稅負貢獻上有埋怨或歧視低收入階層的苗頭，我們必須立即警醒社會，制止這種無知思潮的泛濫，把真相告訴人民，把道理宣示大眾，以免兩個社會階層產生不滿和相互敵視，以免消極因素積習而引發一場社會信任危機及社會秩序動盪。

呵呵，同志們哪，革命工作不分貴賤，工作着是美麗的。

以上是班氏第六逆反定律（班氏高低納稅者貢獻平等定律）。

(生活在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