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最大企業排名62位的國有企業老總，我去年全家移民美國。無論在美國還是在國內的要好的同學、朋友對我舉動都不理解，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要麼是“撈夠了”？要不然怎麼會放棄多少人打破腦袋都搶不到的位置，到美國從零開始呢？！可不是嘛，深圳最年輕的享受“正局級待遇幹部”，深圳6大國有集團公司之一的老總，統治一萬多名員工，操控號稱近百億（約十多億美元）的資產,同學、朋友，甚至上海交大、清華等母校都引以為榮的成功人物，國內活得那麼滋潤，到美國做一個“入不了主流社會的二等公民”，作出這樣的選擇，如果沒有什麼深層原因，誰信呢？！這些想法我能理解,在沒有幹過國企老總之前,我也只看到做國企老總比販毒更來錢,更別提有多風光，但當上國企老總後,真切體會到,幹這個工作比販賣毒品風險更大,更難干！

　　就拿我熟悉的深圳為例，1995至2000年間任職的大行企業（市屬一級企業）老總的“入獄率”超過了50%，毒販被抓的比例有這麼高嗎？！95年，深圳市政府搞了一個“百億工程計劃”，培植6個到2000年銷售超百億的集團（特發集團、建材集團、萊英達集團、賽格集團、能源集團、鹽田港集團），5年後，這6個企業銷售加起來還沒有超百億，到是6個企業中，有5個企業的“一把手”，包括能源的勞德容、建材集團陳小雄，特發集團的陳宏明、鹽田港集團的劉定桐等被拘捕了，更慘的是，跟隨他們的私黨、甚至一些家人也牽連被捕。在這樣的環境下,有誰能不提心弔膽,專心工作或享受職務消費呢?!　　

　　國企老總的活兒不是人幹的。它逼着你“要麼貪污受賄，要麼鞠躬盡瘁”，實際上你“鞠躬盡瘁”也行不通，自己“不敢撈”，但堵了別人的財路，最終也是沒有好果子吃的。當然，既不被抓，又能“撈錢”的國企老總也有，但必須滿足三個條件：一是要貪得足夠多，即便“有事”，也可以有足夠的錢“消財免災”。國內對貪官有一句順口溜：百十萬坐牢、千把萬可跑，上億元逍遙。貪了億萬就能逍遙法外，原因很簡單，“有錢能使鬼推磨”。我就認識那麼一位老總，住着上千萬的別墅，從中央到地方立案查了不知多少次，不但沒事，而且，紀檢系統的一些主要領導都成了他的“摯友”；其二，就是“聯繫領導，不吞獨食”。深圳某集團的老總，企業改制時，給自己分了一點股份，員工到處舉報，引起中紀委的重視，該老總“放話”，要是我“進去了”，誰也別想好過，結果，紀委到企業的工作組都在去企業的路上了，都被領導叫停，他被調動一下工作了事；其三，有穩固的後台撐腰，比如上面所說的什麼人的秘書、子女之類的，只要“後台老板”不倒，他們盡可放心伸手。就我管理的集團內，就有很多，如號稱四平“黑老大”的林治國，自稱是某現任國務委員的乾兒子，在我們投資四平塗料公司時，明目張胆地將我們2000千萬資金捲走；某原全國人大委員長的兒媳，在我們下屬的深圳興達，從事對外貿易，弄出1億多元的窟窿；某..元老的兒子，在我們下屬的中華自行車公司，弄出2億多元的爛帳。對於這些事，誰追究，誰倒霉，明智的做法就是請他們到其它地方再去發財。

　　俗話說,“不怕賊,就怕賊惦記”,國企的這塊沒有主的肥肉,誰能擋得住誘惑.這毫無疑問地給當老總的帶來了巨大麻煩和風險.　　

　　就我的體會說,黑社會的滋擾比“紀委”更煩人。老國有企業都欠了一屁股債,欠銀行的一點用不着擔心,債務到期他們還會求着公司“借新還舊”,麻煩的是欠私人的“說不清債”，債主請黑社會的“清債公司”要債是常事。我們集團下屬的中國大陸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嘉年印刷公司，土地被黑社會霸占3年。嘉年公司位於深圳最繁華的商業街--華強北路上，1997年，公司考慮到級租地差，決定把工廠搬到深圳關外的龍華，原廠址改為商業用地。結果被帶有黑社會背景的潮州人公司叮上，在這塊不到3萬平方米的土地上，上演了近500人的鬥毆，十多人受傷，更冤的是，市里有一位心直口快的副市長，當着幾十個官員的面，一口咬定是我請了黑幫，挑起事端，連給我解釋的機會都沒有，氣得我幾天沒有睡好。最後只有息事寧人，讓我們國有資產損失5000萬了事。廣東省高院院長(真是報應,他現在被抓起來了)，夥同掛靠在廣東四建的潮洲黑包工隊，通過“法院判決”，黑了我們近5700萬國有資產等。關於這些涉黑事件，我想等有時間，好好把有關公司與黑幫惡鬥的經過，以及不得已在政府壓力下退步、如何擺平記者，成功保密（連我們的副總到現在都不知內情）的情況寫出來，讓大家了解一下中國社會的另一面。　　

　　讓國企老總最心煩要數下崗員工的問題了，所謂下崗，就是解僱，但企業給一段時間的最低生活費，實際上對個人來說就是失業，這是官員們為減少“失業率”和推卸責任搞出的把戲，因為下崗員工，還“掛在”企業，可以不用管，也不增加失業數字。我做總經理的3年，裁減了月7000千人，把怎麼多人的飯碗砸了，人家能讓你好受嗎？平時家裡的電話線是必須拔掉的，不然，肯定有幾個過得不痛快的下崗員工來電“噁心”你一下，你還只有聽的份。至於半夜來家敲門也只能裝聽不見，所要做的是安撫一下還在上小學的、被嚇醒的兒子，至於老婆的抱怨，那就對不起了，誰叫我是老總呢？！
　　
　　實際上,國企老總即使撈到錢,多數也沒好日子過,整天提心弔膽,怕有朝一日,東窗事發.就算通過種種手段來到美國，也很難過得自在。上個月，我陪同國內一個老闆去世界最着名的賭城拉斯維加斯一間“貴賓賭室”，我意外地見到了深圳某上市公司董事長.這位仁兄在深圳就以好賭出名，把他把持的一家深圳“老五家上市公司”之一輸得停了牌，而且還欠了大把賭債，去年不知去向。他是見世面、經過大風浪的人，但見到我顯然有點意外。在這個賭室玩，最少要買5萬美金的賭碼，每次下注1000美圓起。當然，這種檔次的搏殺對他來說是小意思，據說有一次在香港的賭船上一天就輸了1億5千萬之多。這次顯然仍然不走運，他面前的賭碼已經空了，只是坐在那裡干着急而已，不時地往豪華地毯上隨意吐痰，顯得和環境十分衝突。這時，坐在他旁邊的一個老外，可能是去洗手間站起了離開了。這位仁兄，象是對着我，又象是對着在場的所有人用普通話說，我借他一下，同時手就迅速、老練地在剛離開的老外的賭碼堆了拿了3個賭碼（每個5000美圓）放到他的賭位上，我突然感到就象自己偷了人家錢一樣驚恐，擔心他“還’不上如何是好。感謝上帝，給他贏了一把，他把剛才“借”的還給人家，並見好就收了.我們互相留了聯繫電話就分手了。回來後，我一直不敢和他聯繫，聽說他在美國語言不通，到處借錢，我的那點錢還要養家糊口，怕給他盯上。過了兩個星期，我實在無聊，給他打了一個電話，我原來的那些擔心是多餘的，他給的電話都是空號。　　

　　順便解釋一下，我是通過“有益於美國國家利益的傑出人才”移民的途徑來美國的，不是投資移民.我強調這點，不是要表明自己多“牛比”，我昨天還見到一位連A、B、C都不認識的浙江老兄，也通過了移民局的“傑出人才”審核，中國人只要拿出平時使用的萬分之一的“小聰明”,就足以製造出任何通過美國“一根筋”移民官的審核的材料。我解釋的目的只是想避免大家產生對我“經濟是否清白”方面的聯想。　　

　　當然，當老總遇到的不全是這些壞事，要不然，怎麼會有這麼多人搶着干呢？　　

　　如果說做國企老總比“販賣毒品”更賺錢，一點也不誇張，誰見過毒販個人收入有幾千萬、甚至上億？做老總是“無本萬利”的生意，而且只賺不賠，還名利雙收。上述深圳幾個被抖出來的老總，在短短的幾年中就把身價搞到數千萬元。　　

　　那麼，企業老總的收入是那裡來的呢？這個說起來話就長了，可以說是五花八門，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小說如由於競爭廣告、保險、汽車修理，甚至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的無序競爭，回扣往往高達費用的50%。據《深圳特區》報透露，僅深圳市政府部門維修車輛回扣損失為2000萬元，企業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有關這個方面的關鍵秘密，我想另文專門介紹。
　　
　　國企老總還可以“身累、心不累”，擁有決策的權力，而又不必對決策後果擔心、負責，就我所見的國企老總們“擺烏龍”的事，三天三夜也說不完，就我知道的略取幾例：
　　
　　*市國有外貿公司總經理，未經集體討論，個人拍板決定貸款1837萬美元在海外經營期貨業務，並繞過總公司財務部把這筆巨額外匯轉到境外代理人手中，不到一年，這筆巨額外匯全部虧空流失；
　　
　　*深華公司不經科學論證，舉債2.2億元投資重慶地鐵工程。雖經制止，追回8000萬元，尚有4000萬人民幣和1000萬美元至今追不回來；
　　
　　*根據深圳“三點一線”戰略（指國外一點，深圳一點，瀋陽一點，當時書記厲有為，市長李子彬老家都在瀋陽）到瀋陽等地盲目兼併閥門廠、四平建新塗料等企業，損失7000多萬；
　　
　　*深圳食品飲料公司與天津啟士林公司聯營並耗資千萬美元從國外購置的食品加工設備，由於不適用、不配套，閒置3年後報廢，深圳投資的許多公用公司，如投資高達7億的、門可羅雀的“海上田園”公園，每年要虧損5000千萬，當然，這件事和企業老總無關，是時任深圳市委書記的張高麗“拍腦袋”的結果。　　

　　*深圳外貿集團擔保24億，加利息近30億元，而又不能控制這些被保企業的投資決策經營，其中約5億元要該集團買單。　　

　　*中航技集團通過萊英達集團借錢給一個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的潮洲老太婆個人開發房地產，結果拿比市場高5倍的房產抵債，造成2億元的損失。
　　
　　*企業銀行存款餘額最高時達到1.3億元，而該企業只有一名正式員工，其餘均為聘用人員，財務負責人是一退休人員，對資金的支出起不到監督作用，三個副經理相互攀比，競相花錢，短短的4年時間，花費6951萬元，對於駐港企業、海外投資企業，損失幾千萬、甚至億元的就太多了！
　　
　　國企老總這樣干，難道沒有監督、約束機制嗎？有，而且，理論上講是世界上最完善，最複雜的監督、約束管理體制，其機構之臃腫是外人無法理解和不能相象的，就拿我做總經理的集團為例，我把他叫做“六會七方，八層領導”制，也就是由新三會（股東會、董事會、監時會）、老三會（職代會、黨委會、工會）加上經營班子七套機構，在加上市里派來的財務總監,享受副總以上待遇的有14人之多.在管理層次上就更嚇人,有國資委--投資管理公司---本集團--上市公司--一級企業--二級企業--三級企業等等，上面層次主要是管理監督，不從事經營。這麼多吃閒飯的,企業搞不好,是天經地義的.
　　
　　國企老總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不要擔心企業效益或企業員工發不出工資，企業是政府的，政府當然要扛着。叫市長拿錢給企業沒有關係，只要職工不鬧事，不要影響了他們的仕途，反正錢又不是他們的。　　

　　深圳90年代有一面全國聞名的旗幟中華自行車公司，她號稱擁有世界最大的自行車生產能力，91年曾經是國內排國內合資企業第一名，其“大名”（DIAMOND）品牌被評為92年世界最知名自行車十大品牌首位。96年...陪卡斯特羅參觀公司時，時任深圳市委副書記的黃麗滿把5輛我們的自行車作為國禮送給卡斯特羅。但在國有資產與外方的資本融合與運作過程中，由於一些企業管理不當，使外商有機可乘，國有資產合法權益受到損害。如中華自行車公司，企業和港商合作經營，數億港元買賣業務的資金全部由該企業墊付，而採購、銷售、提貨等關鍵業務的資金全部由港商掌握，甚至另刻一套公司財務章和行政章交給港商使用，使港商可以任意調運該企業的貨物。結果，不法港商以市場變化、商品質量或其它藉口，不僅應付的利潤不兌現，而且，連高達成協31億應收貨款也沒有了.僅2002年一年，就撇了21億元的呆帳，創造了我國上市公司有史以來年度虧損最大的記錄，公司淨資產為負35億多元，國家（主要是銀行）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當然，我是2000年兼任該公司董事長的，雖然說起來沒有我的責任，但我也要面子的人哪！　　

　　按市場規律來說，象中華自行車這樣的無藥可救的公司，破產算了，但政府不但沒有放棄我們，還成立了有副市長王穗明、郭榮俊為正副組長的挽救中華公司的領導重組小組。新華社記者趙曉峰2001年5月寫了一篇披露中華公司將引起深圳經濟“雪崩”的“動態清樣”（這是新華社給.....委員以上高官看的緊急的、“報憂”的文章，當時我和投資管理公司主席李黑虎在給市長于幼軍及其他幾位副市長匯報中華公司方案，在...人事調整的關鍵時侯，誰願意因此減分？為了就
“萊英達”和中華自行車，市政府通過給我們現金、注入資產、免地價等方式，僅在我任內3年裡，一共給了近13億元。後來市長書記安全地都升了官，而萊英達在今年以“MBO”方式買給了經營者，作價還不到一億元，而市財政歷年通過包括優惠政策在內的超過50億元的投入，這樣的結果連我都想象不到！　　

　　做國企老總有這麼多的好處，在中國現行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環境下，自然不是有能力就能當上的了。　　

　　老總的位置是緊跟領導的獎賞，任人為親，企業武大郎開店，是難免的啦.有些人一天沒有在企業呆過，也不知企業管理是什麼東西，但只要領導服侍舒服了，就能給一個到國有企業撈好處的機會。例如深圳前書記張高利（現為山東省長）的秘書孫利平坐上了深圳高新投公司老總的位置，原市長李子彬的秘書當上了深圳機場公司的董事長。當然也有“既要做*子，又要立牌坊”式的公開招聘，深圳最近又面向國內外招聘幾家國企總經理，其實內部早就有人選，千萬不要天真，跟着勞民傷財，我雖然是過來人，可又犯傻了一回。　　

　　去年來美後，看到新成立的國資委“第一次面向海內外公開選拔中央大型國有企業副總經理”，我報名參加一個“部級企業”副總的選拔，因為我在深圳是“正局’級，又有交大、清華等國內名校的學習經歷，在126位報名者中，順利通過了初選，回國參加了由28人的筆試，儘管來美較長時間，但我在包括“時事政治”內容在內的筆試中名列前矛，又一次回過參加了面試。這次面試在中央組部招待所舉行，因為有多位部級以上的“高幹”出任考官，到處武警站崗，戒備森嚴。最後，我只得到一封參加“活動”的感謝信。從美國去回兩次，自掏腰包化了3萬多元，連報考公司的門往那裡開的都不知道，你說搞笑吧？！後來，我通過熟人，問了該企業的董事長沒有被取的原因，他給我了一句話，“你也是當過企業老總的，誰會選一位自己不熟悉的人管資產”，可不是嗎，我在這條道上混了這麼些年，還那麼書生氣，連這點起碼的“國情”都不知道，就只能自認倒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