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建館報告廳　2005年12月21日

主持人：

　　非常感謝大家做客“時代論壇”，“時代論壇”是清華大學學生會主辦的面向全校的大型綜合性論壇，本次演講是時代論壇自創辦以來的第59場活動。在過去的兩年半中，論壇的講台上，曾經有許多位政商精英、全球五百強企業CEO、各個領域的時代人物同我們清華同學暢談理想、規劃人生；在這裡，學者與大師們同我們一道追本溯源，探求真知。

　　現在是清華最緊張的考試周，在清華最大的教室裡面，還有這麼多的同學站在後面或坐到台階上，可以看出今天這位演講嘉賓的魅力和號召力。我們把這場活動作為時代論壇的年終特別獻禮。我們的想法是，能夠請到這麼受同學歡迎的重量級嘉賓來到今天演講現場，就是對同學們對時代論壇支持的最好的回報。歡迎來到時代論壇現場的各位老師和同學，謝謝你們！（掌聲）

　　1980年的某個夏夜，陸軍上尉林毅夫抱着籃球從小金門游向大陸，這讓同一戰壕里的戰友們困惑不已：什麼理想讓他甘冒如此風險？20年後，有個人對此恍然大悟：想做大事就要到祖國大陸去！這個人終於來到了大陸。

　　他是世界級財務專家，他具有超常的膽識，他擁有最廣泛的民意支持，他引起了最受關注的爭議，他“炮轟德隆、三叩TCL、四問海爾、七敲格林柯爾”，德隆和格林柯爾這兩個顯赫一時的企業帝國轟然倒塌。他，也引發了2004年最受矚目的國企改革大討論。同樣是他，出身台灣桃園農家，100分的初中數學考試曾經僅得7分，初中差點沒能畢業；可是，服完兵役三十而立的他卻奇蹟般地在兩年半中連拿沃頓商學院金融學碩士和博士學位。

　　他，就是傳說中的郎咸平教授。

　　我想同學們在電視裡已經充分領略了郎教授的風采，一定非常想見到郎教授本人。下面我們就把屏幕上的郎教授請到講台上來，讓我們熱烈歡迎郎咸平教授！（熱烈掌聲）

主持人：

　　郎教授，您好。我們很多清華同學都是第一次見到您。首先，希望您能夠用幾個詞兒來形容一下您心目當中的清華，或者清華人，是什麼樣子？跟我們大家共享一下。

郎教授：

　　這個問題問得讓我太感慨了。因為我們從初中到高中，念歷史的時候，都會讀到一個“庚子賠款”，對清華大學，對“清華”兩個字，是我們在台灣念書的小伙子第一個認識的大學。高中的時候，我就立志要念工科，要考台灣的“清華”。可是很不幸，高一下來，數學也不及格，物理也不及格。我們老師說，郎咸平呀，我看你還是念文科算了（笑聲），總是失之交臂。那麼，“清華”，當時給我什麼印象呢？就是“追求卓越”這四個字。到那個時候，我才悟出這個道理，“追求卓越”是我心目中的清華，但是自己本身還是離“卓越”很遠。當時我不卓越，所以沒有進清華。那麼這個“追求卓越”也是我追尋努力的目標，也同時呢，送給各位同學好嗎？（掌聲）

主持人：

　　到了清華，還有一位跟郎教授淵源很深的老師──清華歷史系的秦暉教授。秦暉教授在90年代初的時候，也曾經提出了一些關於國企改革的主張，可以說跟您是“英雄所見略同”。那麼在清華時代論壇這樣一個講台上，您覺得有什麼話要對秦老師說嗎？

郎咸平：

　　我相信這句話不只是對秦暉老師說的，同時也向崔之元教授等等着名教授說的。這個事件，體現一個什麼道理？清華看事情，比我還清楚，比我還遠。這是個什麼表現呢，這就是“追求卓越”的表現，這就是清華的精神。

主持人：

　　還有些同學托我問最後一個問題。有很多同學準備出國留學，所以他們要考英語，考英語大家複習得很鬱悶，要考GRE和TOFEL。但是有很多同學知道，您當年在申請美國學校的時候，GRE和TOFEL兩門成績加起來，好像還不到2400分。（笑聲）不知道您是怎麼評論這件事兒的呢？

郎咸平：

　　我當時並不想出國留學的，當兵退伍下來就想過過小日子，就是上床老婆孩子，下床鞋子襪子的日子，準備了此殘生了。當時我的教授說：“郎咸平，你這個水平不行呀。你也不要出國了，你就到銀行找個事兒干算了。”所以我就找了十多家銀行，但沒有一家要我的。百般無奈之下，只有申請出國留學了。（笑聲）很不幸，GRE考了1640，TOFEL經過兩次努力，考了550。（笑聲）我申請了七家學校，有六家不要我，只有一家要我，那就是沃頓商學院。（熱烈掌聲）

主持人：

　　前面，非常感謝郎教授給我們分享了一些輕鬆的話題。我們就把下面的時間，留給郎教授，請郎教授為我們開壇布道。（熱烈掌聲）

演講：

郎教授：

　　感謝各位同學！從去年開始一直走到今天，我心中一直有一個疑問：“到底什麼叫做改革開放？”我一直思考這個問題，我也想找到一個適當的場合來陳述我的想法。今天，我感謝清華學生會邀請我。學生的邀請對我個人而言，意義極其重大。因為國家未來需要的就是你們。我準備在今天這個場合談談一個新思維──到底我國的改革開放出了什麼問題？什麼才是一個改革的新思維？在場這麼多同學，冒着天寒地凍的危險（笑聲），跑來聽我的演講，我想請現場每一位同學，當次歷史的見證人。今天我以一個學者的身份來談一談我心目中的改革開放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思維，好嗎？（熱烈掌聲）

　　各位同學如果比較關注我的言論的話，應該能從最近的網上對我的批評得知一二。有很多人說我是“反改革”，說我忽略了鄧小平先生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道理，像這一類的批評，已經見怪不怪了。因為這類批評對我來講，已經是司空見慣。今天在一個“追求卓越”、世界級的學府，在這樣一個場合，我要告訴各位，什麼才叫做正確的改革。我選定一個題目──“資本主義精神與社會主義改革”。

　　我要請各位同學思考一下，你認為我們25年來的改革開放是成功的嗎？我們回頭看一看，25年之前，鄧小平說過一句話：“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各位注意到沒有，當時講這句話的時候，全國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當時在社會主義的環境裡，竟然能夠喊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可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有什麼條件呢？我想在清華大學，把這個條件重新的定義清楚，我不希望在這個基本問題上面，我們學術界，或者企業界再有任何爭論，以及任何的懷疑。它的條件就是，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可是其他人不能變得更貧窮，這就是原則。（掌聲）

　　今天，我就想拿一本你們曾經念過教科書，叫做《微觀經濟學》來談一談鄧小平的理念。各位同學回去以後，翻開書裡的最後一章“福利經濟學”，裡面講了一個理論－－－－-“帕累托改進”。“帕累托改進”，就是一部分人財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財富不能減少。鄧小平在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提出來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可是各位請注意，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其他人不能變得更貧窮就是一個前提。但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結晶－－－－－－《微觀經濟學》的思維理念，竟然和社會主義的思維是一模一樣的。“帕累托改進”，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公平一定是在前頭的。公平是什麼？是一個初始條件的平等。也就是給你同樣的機會，你不能夠剝奪他的機會，當然是一個起點的公平，也就是在不剝奪他的公平機會之下，允許一部分人富起來。所以不論是以社會主義或者是以現代資本主義觀點來看，公平就是一個起點，在公平之上才能談效率，而“公平產生效率”是一個不容爭辯、不容討論的事實，這是鄧小平所提出來的，同時也是社會主義理念，更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所在。

　　各位都是最高學府的同學，你們有沒有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今天聽我講到現在，你竟然發現現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有如此的類同性。在我們心目中，所謂的 “資本主義”這個虛幻的名詞後面，應該是所謂的自由、民主、議會、憲法、民營經濟等等。怎麼會變成“福利經濟學”裡面追求公平，在公平之上才有效率呢？那麼我清楚的告訴各位，這是馬克思主義衝擊一百多年的結果。所以我在這個場合，和各位談一下：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又是資本主義？好嗎？（掌聲）

　　我把各位帶回到1720年的歐洲談一個歷史故事。1720年，英國、法國等國針對當時所發生的三次歐洲金融危機擬定了一個《泡沫法案》。所謂三次金融危機，是連續發生了三次股票市場大崩盤。各位可以上網查一下，包括法國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英國的“南海泡沫”。我們再往回看，在1720年之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從16世紀到18世紀的一兩百年間，是所謂的“重商主義”時代。當時的歐洲各國政府，為了掠奪大量的黃金白銀，所以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國營企業──東印度公司（這個公司給我們中國人帶來了無窮的噩夢）。東印度公司是國有企業，是以炮艦為前導、以盈利為目的一家公司。當時歐洲各國政府，為了掠奪殖民地，不停的打仗，打得民窮財盡。不得已只有發行戰爭債券，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債券。但問題出來了，戰爭債券到期得還錢啊。如果還不起怎麼辦呢？那只有 “打白條”了。同學們能不能告訴我一個英文單字──把這些還不了款的“白條”摞成一堆的存量的英文怎麼講？對，就是同學們所說的“stock”。也就是說，政府利用國有企業掠奪財富，而還不起的債務就叫做“存量”。政府控制着一大堆還不起錢的債券，或者叫“白條”，到最後還是要還嘛，那怎麼還呢？當時就有幾個聰明的人說，要還掉“白條”就得搞個“市場”來騙。市場叫做market，所以就搞了一個stock market──“白條市場”（我們翻譯成“股票市場”）。如果你要搞個市場來騙，就不能搞個髒髒亂亂的菜市場，不好看嘛。那你要怎麼騙呢，就要搞的富麗堂皇──大理石的地板，大理石的柱子，宏偉之極，就像今天的上交所和深交所一樣。（笑聲、掌聲）。當時國王就說，好啊，這我可以做到，沒問題。但我怎麼騙人去買白條呢？聰明人說，“白條”現在千萬不能賣，因為它沒價值。那麼國王說我怎麼創造出白條的價值呢？聰明人就說白條的價值是可以創造的，你就告訴他們這個“白條”的價值是取決於未來的現金流。國王說，這個未來的現金流用什麼做擔保呢？聰明人就說用“東印度公司”未來掠奪的金銀財寶來做擔保。所以你們今天讀財務管理，你發現股票價值取決於未來的現金流，這個概念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然後，政府就勸告老百姓買“白條”，因為它代表的是未來的財富，就是東印度公司從亞洲到非洲，到南美洲掠奪來的金銀財寶，而這就是“白條”未來現金流的保證。政府將白條賣給第一批傻瓜。（笑聲）第一批傻瓜再用同樣理由賣給第二批傻瓜，然後賣給第三批傻瓜。到最後把“白條”的價格炒得無比之高。可是這麼細小而不成熟的市場所寄託的只是未來不可預測的現金流。終於發生了三次金融危機。就是我剛剛說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南海泡沫”。

　　到這個時候，歐洲各國政府才理解了股票市場官商勾結、內幕交易、操縱股價，以及借錢炒股的本質。我們今天在中國股市上看到的不法事情，在當時都發生過，只是我們不了解這段歷史。歐洲三次金融危機之後，歐洲政府就在1720年推出了一個《泡沫法案》。英國政府禁止了股份有限公司達一百年之久。而法國政府禁止了銀行這個名詞達到了150年之久。

　　“重商主義”走到這個階段，算是走到了盡頭，1776年，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寫了一本偉大巨着《國富論》。《國富論》堅決反對國有企業，呼籲市場化和民營化，主張以看不見的手來調整市場的供需，而不需要政府的干涉。這不是和我們改革開放喊的口號類同嗎？我們今天喊的口號，我們今天做的改革，包括股改，幾乎都可以在過去歐洲歷史上找到痕跡。只是我們不學習，這才是我們最大的悲哀。我們今天是踏着歷史的足跡，不斷重複着過去的悲劇。（笑聲、掌聲）

　　《國富論》針對國有企業的弊病，提出了一個當時所謂的新思維，那就是政府與國有企業徹底分家，政府退出企業經營。一個很時髦的理念──民營化和市場化 ──出來了。亞當·斯密提出以法制為基礎，以自由為手段，追求財富。但這一切必須在民營化和市場化的原則下完成。請記住，那是1776年。從1776年至 1867年的90年間是歐洲最困難的時間，這段期間叫做工業革命。整個工業革命時期，歐洲是歷盡劫難。在自由經濟，民營化和市場化的理念下──類同於今天中國的“大欺小，強欺弱”的現象層出不窮，例如資本家剋扣工資，聘用童工，製造污染等等。

　　1867年，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馬克思在《國富論》出版90年之後寫了一本巨着《資本論》。這本書在今天世界歷史上扮演角色之重，是我們所不可想象的。當時的歐洲社會，是遍地暴動，社會嚴重動盪不安。究其原因，就是社會財富由於自由經濟、民營經濟發展過速，而造成大欺小、強欺弱的不公平現象。在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公的情況下，原始的資本主義遭到了挑戰。馬克思利用歷史的觀點，詳詳細細地批露了一個讓人竦動的理論，那就是勞動剩餘價值說。他寫這本書的時候，是根據比他更早的經濟學家李嘉圖的觀點寫的。李嘉圖認為這個經濟體系所創造的財富是由勞動力所創造的。我們今天研究經濟學仍然秉承這個思維。最原始的生產力就是勞動，勞動創造資本，資本有了勞動才有後續的活動（這個理論在1966年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姆爾遜（Samulson）在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所發表的論文得到了證實，）。馬克思認為如果這個社會的財富是由勞動所創造的，那麼資本家為什麼那麼富裕呢？顯然是資本家剝削了勞動者的剩餘價值。他以相當的篇幅陳述了一個觀念，就是以大歷史的視角來看，工業革命結束了封建王朝，而工業革命之後就是一個追求公平的共產主義。當時所謂的 “共產”，目的就是追求着公平。馬克思並不是不重視效率，而是認為效率是由外部因素所推動的，例如蒸汽機的發明改進了效率。但是《資本論》對公平的追求影響了歐美國家此後數十年法治系統的改變。這本書所描繪的情況，深深打動着每一個人的心，因為歐洲資本主義走到了1867年前後，幾乎要到達盡頭，整個社會無法再容忍不公平。當時一種追求絕對自我的理念，使得巴黎、倫敦等城市變成了骯髒、臭氣衝天的城市。每個人把大小便、垃圾都往街上倒，因為我只要自己好就是了，不管別人死活。這不是我們今天經常聽到的話嗎？──“東西是自己的才會做得好？”我們的國企改革不正是這個思維嗎？但是，如果每一個人都只顧及自己好，而把不要的垃圾都扔到街上，結果使得整個巴黎、倫敦、維也納等城市臭氣衝天。當時不論是經濟結構，還是社會環境，都處於崩潰的邊緣。所以《資本論》的結論就是資本主義必定滅亡。我可以告訴各位，馬克思心目中的原始的資本主義確實已經滅亡了。

可是其後的資本主義就在《資本論》的衝擊下逐漸社會主義化。以英國為例，英皇亨利二世創立的皇家法院編輯了過去的判例，形成了今天《普通法》系的基礎（也叫《海洋法》，或者《英美法》）。值得關注的是由於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衝擊，英國大法院開始研究平等法案（國內翻譯成衡平法）。普通法和平等法兩個法案於 1873年和1875年在英國司法法案中合併，成為今天的普通法。普通法所追求的，是把一個社會的平等觀念，加入到法案裡面。什麼叫做社會的平等觀念？舉個例子，在英美兩國的法院，真正做成判案決斷的不是像我們中國這樣的法官，而是陪審團。這個思維我們很難理解，因為我們中國所遵從的是“精英主義”的理念。所謂“精英主義”就是你在年輕的時候，爸爸媽媽天天督促你讀書，不然怎麼考得上清華呢。你這次考了個97分，還不好，要好好努力，一定要考滿分。把書念好了，現在才能成為社會的精英。我們這一群人，包括我在內，都是“精英主義”下的可憐蟲。我小的時候，父母就逼我念書，我的智慧又不是很高，我念得非常辛苦。我當時就想，等我將來當爸爸以後，絕對不逼我孩子念書。結果我當了爸爸以後，不但逼我兒子念書，還要逼他學小提琴，學鋼琴。（笑聲）這就是“精英主義”在作祟。在“精英主義”制度下，我們很難理解、也無法體會普通法的平等理念。

我想問在座同學一句話，假設今天你要去法院打官司，有人告訴你，這個法官是哈佛大學的博士，你馬上就放心了。如果別人告訴你，“這個法官是個農民”，你就擔心死了，“完了，完了，這官司別打了”。我們都是這麼想的，因為我們都是“精英主義”下所培養的人群。但是英國司法法案所強調的就是“非精英主義”。整個社會的公平標準，不是由社會精英所決定的，而是由普通老百姓所決定的。也就是說由社會大眾組成陪審團。比如說像我這種有沃頓商學院博士的教授，都有可能被認為是神經病，簡稱偏執狂，而被排除在陪審團之外。因為我這種人特別自以為是，所以是不能在普通法系裡面判案的。各位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我一向有個先入為主的觀念，念博士，就是這個目的，讓你知道如何堅持自己的偏見叫博士。（笑聲、掌聲）

　　可是判案就不行了，普通法中的判案是不能讓你有偏見的，所以對方律師會問陪審團團員，“你們最近有沒有看報紙了解案情啊？”你只要說看了報紙了解過案情，你可能就會被淘汰，因為你不客觀因而不夠資格當陪審團團員。如果是博士呢？也可能要被淘汰。（笑聲）陪審團就要找那些不看報，也不看書，每天渾渾噩噩，打打麻將的最好。（笑聲）各位知道為什麼嗎？這就是普通法系的偉大創建，因為像這樣一個成天打麻將的人，他腦袋裡所想的，他的價值判斷標準，是從小到大這個社會給他的哺育，包括電視、收音機、鄰居、朋友、老師、同學所灌輸他的想法。他這個簡單的想法，是整個社會價值判斷的濃縮，因此他會判案。各位知道嗎？只有在普通法的國家，才能有好的股票市場，如果不在普通法制之下，就沒有一個好的股市。歐洲大陸是大陸法系國家，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股票市場是好的。比如說銀廣夏案件，這樣一個明顯的造假的案子，在我們中國法院很難判刑，因為犯罪通常都是走在法條之前的，而我們中國又是一個大陸法系國家，必須依法判案，沒有法條在前，就判不了案，這就是大陸法系的缺點。可是普通法系就不一樣，陪審團不需要懂法律，也不需要看法條。他們會這麼想，如果我的兒子成績單造假的話，我捶死他。（笑聲）如果我的兒子成績單不能造假，那上市公司的成績單為什麼能造假呢？那麼就有罪。（笑聲）他根本就不需要法學知識，也不需要學習。他只要憑他的一個簡單、普通的概念，就能夠判別你是否有罪。這樣一種判刑方法，把全社會老百姓所認知的價值標準，當成一個社會的公平標準。這種創建是非常偉大的。什麼是這個社會的公平呢？那就是老百姓認為是公平的，那才是公平。而這種公平，取決於全社會所有百姓的一種公平的認知。陪審團所代表的就是一般老百姓的價值標準，這就是公平。各位請注意，這是在馬克思完成他的《資本論》八年之後形成的平等觀念。

　　除了利用法律追求一種新形式的平等之外，後續的法律依然受到馬克思的衝擊。馬克思主義清楚地指出資本家跟勞動者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要發展必定要剝削勞動剩餘價值，所以《資本論》的一個基本的前提就是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是對立的。我再請各位回憶一下美國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反托拉斯法》英文是Anti-Trust。Anti是“反”的意思，什麼叫Trust呢？對，清華同學的水平果然高。（笑聲）那就是信託基金。《反托拉斯法》到最後就是反信託基金。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奇怪？當你仔細回顧歷史之後，你會發現歷史是多麼的有趣----因為美國大家族實際上是很多信託基金的持有者。因此， Anti-Trust，《反托拉斯法》實際上是反信託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法。大家族所代表的不僅僅是既得利益者的問題，而是一個資本家的理念。所以歐美各國不但在法律層面上，例如普通法，來尋求一個馬克思所追求的公平。同時擬定法律，化解資本家及勞動者之間的矛盾。而化解是從資本家開始化解，而不是說從勞動者開始化解，這個思維太重要了。因為從1844年開始到1867年間，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既得利益者的資本家會利用一些偽觀念來毒化勞動者，例如推廣基督教精神，要求勞工接受上帝的帶領，接受上帝所給於的一切，包括接受這個社會的不公平等等。所以馬克思提出，社會要進步就要打破妨礙社會進步的思想，包括基督教思想，而這也是馬克思唯物主義觀念的由來。為了避免馬克思主義的衝擊，因此勞資衝突要從資本家開始化解，而不再由勞動者開始化解，這一切都是受了馬克思的衝擊才有如此重大思維的轉變。

　　我給各位舉個例子，微軟的比爾.蓋茨──他也是每一位同學心中的偉大人物──在幾年前提出把所有的財富捐出來成立比爾.蓋茨基金會。因為他認為他今天的成就除了個人的能力以外，整個社會的哺育具有更大的貢獻，所以他取之於社會，就要還之於社會。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個人現象，這是從《反托拉斯法》一直延續的一種新形式資本主義維持公平的精神。我們很意外的發現，美國政府的矛頭針對的竟然是大家族。但是它絕對不是採用所謂武鬥的方式來解決（笑聲），而是希望大家族頤養千年，退出美國的經濟舞台。

　各位還要注意一件事情，美國跟英國是不一樣的國家。美國移民都是願意跟過去的文化、民族、親戚、朋友一刀切斷關係的極端個人主義的一群人。這樣的個人主義帶給美國的影響是巨大的。這些人一旦成為資本家之後，所帶給美國社會的就是動盪與不安。我這句話，可以從1929年的美國股市大崩盤得到印證。《美國證券交易法》的第二章描述了和1720年的《泡沫法案》中一模一樣的現象，就是官商勾結、操縱股價、內幕交易，把股價炒得老高，而導致了1929年美國股市大崩盤。總市值由當時的890億美金跌到了150億美金，可以說是美國帝國主義的末路。但是各位請注意，延續了《反托拉斯法》，美國政府在這個階段受到馬克思主義衝擊的結果，深切的領會到了一個道理──“一個國家要長治久安，必定要以民為本”，更具體地說必須要藏富於民來化解勞資衝突。而藏富於民的結果，造就了今天的美國。

　　我再以美國股票市場為例，解釋如何透過股票市場的財富重分配功能，達到藏富於民化解勞資衝突的效果。美國和加拿大都是相同的普通法系國家，但是加拿大的上市公司當中89%以上都是家族控股。美國呢？它大部分的公司竟然是大眾持股而不是家族控股。全世界除了美國英國之外，都是家族控股。為什麼美國是大眾持股？這個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化的結果。當時是一個極其巨大的工程，從1890年到1934年的四十多年可以說是整個美國法治化完成的時代。整個工程之浩大，目的性之強，以及效果之震撼，讓每一個人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