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由於安省政府在最後關頭同意重新檢討退休金法律，化解了一場箭在弦上的全省政府公務員原定於該日午夜開始的大罷工。日前，多倫多教職員工會又要宣布罷工，全省公民近日鬆弛下來的神經又再度繃緊了起來。

危機即將來臨，多倫多上空戰雲密布。強大的工會組織就象一把鋒利的達摩力克斯巨劍，悄然無聲地高懸於社會和我們每個人頭上，無時無刻地不會落下來，將我們原本平靜的生活攪的一塌糊塗。

曾幾何時，工會作為一種適應社會發展需要而產生的社會組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為維護工薪階層利益發揮了巨大作用。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資本家殘酷剝削勞動者，兩個階級的利益尖銳對立。工薪階層任何權益的獲得，都不能不以資方喪失部分利益為前提，而資方又不甘願放棄自己的利益，國家政權則始終維護着資方的利益。因此，鬥爭往往就採取激烈對抗的形式，從搗毀機器到罷工、集會、遊行、示威，工薪階層只有通過堅決的鬥爭，才能從資方及其政府那裡，爭取到一點一滴的權益。

隨着社會文明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階級差別和階級之間的矛盾與鬥爭日益減小，工薪階級已經由過去的弱勢群體轉化為主要的社會力量，政治地位也從社會的邊緣占據了社會的中心舞台。工薪者素質的提高和現代化機器的採用，使他們在為資方和政府提供更多工作的同時也獲得了更多的報酬，改善了自己的生活。這就表明，在資方，政府和工薪者之間存在着共同的利益。社會發展，資方可以有更多的利潤，工薪者有望增加工資和福利。相反，如果企業倒閉，政府工作機會減少，工薪者就會失業。經濟基礎的這一根本轉變，促使工薪階層同政府及資方的關係產生了決定性的變化。同時，國家政府和立法機構在勞資衝突中也日益中立化，越來越注意在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中注意調和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衝突，逐漸成為一個“協調者”的而不是“鎮壓者”。所以，如今在發達的西方國家，工薪者與資方及其政府雖然有矛盾，有鬥爭，但工會運動的主要形式已不再是罷工、集會、抗議、遊行，而是與資方或政府進行談判，通過協商，達成妥協。工會和工人運動已不再是階級鬥爭的工具了，它實際上早就沒有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性質，工會運動日漸式微。

筆者來自一個經濟上似乎很發達但政治上卻不甚開明的國度。在那裡，官員腐敗，貧富懸殊，失業日益嚴重，教育、醫療日益商業化，其費用極其昂貴，社會不公正現象加深，工人，農民等工薪階層越來越沒有自己的地位。儘管那裡的企業也有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但只不過是些擺設罷了，根本不能代表工人階級說話。同時，當權者還絕不允許真正的獨立工會組織存在，廣大工薪階層的利益得不到起碼的保護，任何政治改革的呼聲和民主的訴求都會受到粗暴的壓制。於是，筆者羨慕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渴望廣大工薪階層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尊嚴與權利。於是，我逃避，移民，邁進了加拿大的門坎。
真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加拿大社會的現實又給那些“民主迷”，“自由盲”們上了深深的一課。尤其是加拿大的一些“大牌”工會，竟然具有“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氣勢，更令筆者目瞪口呆。他們經常濫用自由與民主的權利，只注重自己小團體的利益，置國家和公民的利益和法律秩序於不顧，甚至將全社會押為“人質”，經常以罷工相威脅，並也時常採取一些規模宏大的罷工行動，給民眾的生活產生了很大不便，對經濟的發展形成了某種阻礙甚至破壞作用。

最典型的莫過於2002年的市政工人大罷工，大家一定還對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酷夏之時全市垃圾如山達竟一個月之久。去年多倫多出租車司機工會的一次罷工活動，阻塞了國際機場附近的幾條高速公路，眾多旅客趕不上飛機，造成許多班機晚點。去年多倫多公交系統工會和今年安省公務員工會揚言的罷工，一旦舉行，如同去年12月美國紐約公交系統大罷工那樣，勢必給多倫多乃至安省民眾的工作和生活帶來極大的麻煩。這一系列對整個社會和人們的生活影響力巨大的罷工活動，讓筆者不得不嚴肅地思考一個問題：這就是民主和自由必然付出的代價嗎？這就是我們所盼望的工會嗎？

從某種意義上說，工會爭取會員的合法權益，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工會運動不只是一個經濟運動，同時也是一個政治運動。工會的主要職責，應以保護工人和工薪階層的權益為全部目標。一方面是向政府和社會爭取勞動者的平等權利，消除種種歧視性的法令和陳規陋習；另一方面是改善勞動者自身的素質和生活條件。工會作為最具廣泛群眾性的社會團體之一，理應是公民社會維護法律秩序的有力支柱，成為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令人遺憾的是，如今加拿大的某些工會，尤其是在一些對國計民生具有極大影響力的行業，如公共交通，航空，郵電，教育，醫護，社會服務，政府公務人員以及警務系統等等，不僅成為自立山頭，行業壟斷，保護落後，拒絕競爭的工具，更逐漸淪為社會生活中的一種不安定因素。不僅廣大民眾聞聽他們的罷工宣言而惶惶不安，就是國家和地方政府，更要唯他們馬頭是瞻，觀他們臉色行事。話說重一些，這與黑社會組織製造恐怖氣氛，強盜占據山頭打家劫舍有什麼不同？無非前者是利用國家寬鬆的法律制度和溫和的社會環境，堂而皇之地公開掠奪財富，後者是雞鳴狗盜非法苟且的行為而已。

整個社會的財富及利益就象一塊“大蛋糕”，其分配和享用一定遵循公平的原則和合理的方法，你多得一份別人就必然少得一份。社會利益的分配原則要經過大家協商確定而不是憑誰的嗓門高喊出來的。如果允許強勢的工會等社會團體在社會利益分配中繼續沿用“叢林法則”獨占鰲頭和強取豪奪，社會的弱勢群體就只有忍氣吞聲望洋興嘆的份，這不符合加拿大多元文化和保護少數人權益的一貫政策。

社會在改善，文明在發展，一切都在變化。歷史上一些看起來進步，推動社會前進的事物，如不改變就並不一定再有積極的意義。比如資本主義制度就在不斷地改良，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一百多年時間裡，變得越來越理性化和溫和，沒有越來越“腐朽”和走向“崩潰”。而一個時期在全世界甚囂塵上的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由於不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而已經和正在逐漸被資本主義所代替。歷史上的工會和工會運動，曾深受共產主義理論的鼻祖馬克思，恩克斯的讚揚和推崇，也被共產主義運動者們利用和操縱來奪取國家政權。究其根本原因，就是這兩者的精神實質和思想路線一脈相成，即以暴力或其他強制性手段，奪取社會其他階層乃至國家，社會的財富和利益，滿足自己階層的需要。前一個世紀，那時整個資本主義社會還不夠發展，國家制度和法律系統不夠完善，工會和工會運動曾經對社會的進步起到過積極的推動作用，它的歷史功勳是不可磨滅的。然而，如今社會經濟已經相當發達，法律和福利制度非常完備，輿論自由，社會的對話渠道也十分暢通，國家，資方和工薪階層已經形成了良性互動的局面。在這樣的情況下，筆者要斗膽問一句：繼續保留強大的工會組織還有必要嗎？社會需要和諧，各階層的利益都應當得到協調一致的發展，工會繼續以其特有的手段，僅以保護小團體的利益為重，還能贏得大眾與社會的同情與支持嗎？

我們相信，任何事物都有一個形成，發展，完善直至退化和消亡的過程，工會也不可能萬古流芳永存於世。就目前階段工會所起的作用而言，它已經不再具備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生氣勃勃奮發積極的形象和作用了，它正在走向沒落和反動，因此，讓其逐漸走進博物館是歷史的必然。為了減少它對社會和國家所產生的負面影響，筆者希望政府和立法機構從法律的角度，制定相關的法令法規，限制工會的權利無限膨脹，尤其是對那些舉足輕重的公共服務領域的工會組織，更要限制它們隨意罷工的權利，因為它們的自由必然侵犯大眾和社會的利益。就象一匹沒有韁繩缺乏約束的野馬，終將對加拿大已經取得的經濟成就產生破壞作用。

03/07/2006 修改

原載《加中時報》03/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