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移民朋友曾調侃加拿大是“艱難大”，這對新移民來說更是如此。根據加拿大社會發展理事會的報告顯示，加拿大移民家庭的收入低於非移民家庭，有色人種的收入低於白人。而新移民的貧困現象尤其突出，他們中有一半以上的家庭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確，多數技術移民的頭兩年，職業無着，生活開支卻比在國內高出不少。這些年齡多數在30以上，英語溝通能力還不過關的新移民，由於過往學歷和經歷不被承認，又沒有加拿大工作經驗，所以，基本上都難以很快找到和專業對口的工作。

不少在中國曾是優秀專業人才的移民，在本地卻淪為體力勞工或苦苦經營着慘澹的小生意，維持着艱難的加拿大移民生活。他們從母國的優勢群體如此迅速地淪落為弱勢邊緣群體，這種社會地位的急劇下滑和轉換，是對移民群體自尊、自信、自愛的最大打擊，也是他們選擇回流的主要原因。

不過，回流之風並不始於大陸移民。1997年以前，不少香港居民紛紛移民加拿大，成為加拿大移民的最大來源。有些香港移民抵達加拿大後才發現，這裡不但求職難，做生意也不容易。而香港在回歸後依然穩定，於是坐滿3年“移民監”的香港移民回流香港成為熱潮，有人形容這是“迫於無奈嘆回歸”。加拿大駐香港總領事館認為，香港的營商和就業機會、家庭和親友團聚是吸引加拿大籍港人回流的主要原因。接着，回流風又吹向台灣移民圈。台灣移民回流和香港移民回流的原因基本上大同小異，即生意難做，工作難找。很多高學歷的台灣移民不願屈就於低薪工作，結果高不成低不就，在碰了一鼻子灰，或是勉強住滿3年取得公民權後，即興起“不如歸去”的念頭。

自上個世紀90年代後期起，大陸移民來加者人數年年增長，很快超過台、港兩地及其它國家，成為加拿大最大的移民群體。他們也不例外，很快發現在加國找工很難，也不容易融入當地文化，加拿大經濟和就業市場的吸引力不足，與中國飛速發展的經濟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於是，在大陸移民熱的同時，加拿大再次呈現了明顯的回流潮。當初選擇了移民路的人們，現在不少都走上了回歸路。不過，移民的多數遠不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單身人群，而是夫妻雙雙、兒女成行的有家有口者。去和留的選擇就沒有那麼容易做了。

一些移民家庭為此採取了分居兩地、空中飛人的“部分回流”模式。無論是全家回流、還是部分回流，是永久回流還是暫時回流，不同的人所做的不同選擇雖在很大程度上有個人的理由，但也必然會受到時代、社會、經濟、潮流趨勢的影響。

回流只為居不易

來自北京的孟女士是2000年夏天拿到移民紙的。她說申請移民及得到批準時都沒有想過回流的問題，總覺得有能力有才幹，到哪裡都能活得很好，移民後可能還會更好地拓展職業發展空間，使人生更上一層樓。當時加拿大高科技的繁榮期已消退，IT、電訊業找工難的信息透過親友和網絡不斷傳來。

為了有更多的積蓄，他們一家又拖了大半年，繼續原單位的工作，直到移民紙期限將到，才於2001年5月來溫哥華登陸。孟女士說，差不多才來幾個月，她和先生就做好了回流的準備。因為他們發現這裡高科技大企業極少，新移民與本地人或老移民競爭很有限的就業機會實在很困難。這裡招聘的崗位多為低級職位，而他們在國內從大學畢業起，奮鬥了十來年，有了相當不錯的社會地位和較為豐厚的經濟收入。如果不是生活所迫，從內心講還是不情願做勞工，不肯屈就。就這樣，先生率先回流，趁着還能回原來的大公司，享受高薪，一副身份廢了也不在乎的態度，她呢，覺得好歹出來了，一方面等着拿身份，一方面多少也學點東西，反正這一家人有她和兒子的加拿大身份就足夠了。

2004年年底，孟女士的“移民監”算是坐完了，她說再有兩個月她就徹底回流。問到回中國是否適應的問題，孟女士說：中國變化很大，朋友們的變化也很大，大家的思維方式和觀念肯定有不一致的地方，同時中國的環境問題、有毒食品問題、誠信問題都會不習慣。但畢竟是那塊土地生長的人，人也是環境的產物，時間一長也就會習慣。再說，回流主要是回去夫妻一起掙錢，等將來覺得有足夠經濟實力了，還是會考慮再回溫哥華。

她認為回流的多數人群是為了生計，加拿大的海外資歷認證一直還沒有落實，移民不能公平就業；同時，這裡經濟不活躍，人流量低，消費習慣也與亞洲不同，經商和就業的市場也就不可能大。她說，不能說不留戀溫哥華，但這裡的生活對經濟實力不夠的新移民來說，還是比較艱難的，畢竟，一切都需要有經濟基礎，既然中國目前的掙錢機會較多，當然還是先回流為上策。

四海為家覓生機

同樣也是來自北京的張女士，在海外已經漂流了很多年。她的丈夫是1989年到美國工作的，她於次年來到美國與夫團聚，並生了第一個女兒。1993年，夫妻倆遷到加拿大的阿爾伯塔省，後來又搬到了溫哥華，再生了第二個女兒。

他們一家算得大陸移民中的“老僑”了，由於來得早，在北美時間較長，語言文化比起新移民來要適應得多，先生一直在主流的大公司工作，並非是因為找不到工作才回流的。張女士說，2003年先生決定回中國工作時，在這邊的年薪是很不錯的，只是覺得中國發展這麼快，久居異國，多年不變，很想回去試一試，嘗試一下新的挑戰。正好當時在廣州有一個很好的機會，他們夫妻過去在國內的同學現在都是很不錯的中堅力量，於是先辭了這邊的工作，由先生首先回流，看情況她再與女兒們過去。但一年後的今天，張女士的先生再次遷回阿爾伯塔省，重組工廠，開展加中林木業貿易。

談起兩邊的比較，張女士說，從感情和文化上講，自然是喜歡中國。加拿大的節奏太慢，很多事辦起來拖拉。不過，她認為，回流與不回流，其實都與工作有關係。作為專業人士，哪裡有對口的工作，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潛能，就會在哪裡安家。她也帶孩子回國渡過假，感覺中國發展是非常快，但不覺得自己一定就屬於哪一個具體城市。孩子們更是這樣，在這裡生長，中文水平有限，文化背景不同，很難說服她們回去。

張女士認為，加、美都是移民國家，在引進移民方面，制定相關政策時就已將第一代移民的語言適應能力、經濟條件、工作水平考慮進去了，但在具體的管理和運作上，加拿大的一些移民服務機構存在較大問題，不能發揮應有作用，聯邦的撥款並未真的用有所用。而移民本身的心態也很重要，其實任何地方都有易有難，取決於個人對人生的態度，自我調適的能力。在異國生活多年，未必就能很好適應故土的變化。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只要懂得享受生活，無論在哪裡都會找到自己的快樂。

開弓沒有回頭箭

1999年底自上海移來溫哥華的吳先生，比多數移民要幸運的是，未登陸之前，就經朋友介紹，有了這邊一家公司的職位，他下機第三天就上班了。當然，第一份工作幹得蠻辛苦，主要是當時英語還不太好，工作也勞累，不過，好在有了難得的“加拿大經驗”。一年後，因IT行業走下坡路，他也第一次嘗到裁員的苦處，在家一休就是半年多，當時也動過回流的念頭，還沒最後做決定，很快就有了第二份工作。目前他已在第三份工作上做得很不錯了。回想起來，他很慶幸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因為在沒有本地工作經驗的前提下，找工是很難的，而第二份工卻是既有經驗，語言又有長進，同時了解了這邊的職場文化，面試技巧，所以很容易就被錄用了。他認為一旦進入職場，就會發現其實還是有較大的空間的，這裡正規的公司福利好、培訓、交流機會多，對個人的成長發展很有好處。

對去、留問題的看法，吳先生是這樣看的，他同意廣大移民從前是中國社會的優勢群體，從來不用擔心生存問題，互相競爭的只是更高更好的生存質量，更大的生存空間或舞台。移民後由於種種原因，很多人為生存而不得不屈就非專業工作，而且朝不保夕，這是人生道路上的重大挫折，讓人很沮喪和無奈，自尊心自信心迫使很多人選擇回流的道路。但他又說：經過幾年移民生活再回到中國，我們以往的輝煌卻很難找回來了，換句話說，我們不再是過去的優勢群體。原因是中國的發展太快，可謂一日千里，國內新生代早已成為各行業的中堅力量和精英分子，他們比回流的移民有年齡優勢、更本土化，在新技術、新知識、新語言的掌握上與國際水平很接軌。與他們在同一平台上競爭，移民未必能取勝，即使躋入主流，也至多是二流地位。他說他認識的一對夫婦登陸時就有清醒認識：一年內找不到工作就走，找到就留下。因為一年回去，人脈關係還存在，對國情還不生疏，一切可以接續以往，繼續向前。

吳先生最後希望廣大的移民朋友，既來之則安之，一動不如一靜，回流並不意味着能回到以往的優勢人群之中，國內新興力量的成長、久違生疏的國情、激烈緊張的競爭壓力，幾年移民生涯留下的異國文化烙印，都不見得有利於已屆中年的回流移民們。如果人生總是這山望着那山高，不斷地折騰，老是處於被動地位，就會更感到失落和邊緣化。

移民與回流，的確都是人生重要的轉折點，不同的移民當然有各自不同的考慮。不過，記者認為，對來自中國大陸的技術移民來說□如果我們能夠調整好心態，多少變僑居心理為主人姿態，更多關心和參與社會和社區事務，力爭為移住國作出更多的貢獻□這樣的移民人生就會比較積極，也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人生價值和舞台。同時，對加拿大政府來說，每年為吸納移民而制定的政策及用於引進和安置的經費，都經過了仔細的評估和考量，主流社會如果不能善用移民，做到人盡其才，造成大批人才回流，這對想要實現經濟持續增長和拓展海外貿易的加拿大來說，是有害無益的。

所以，回流的矯正還需要改善加拿大的經濟環境和社會制度，而不是停留在對華人過多的指責上。相反，如果主流與移民、政府與民間一起努力，改善經濟表現、打破用人陳規，使移民得以發揮潛能作用，安居樂業，這將是移民之福、加拿大之福。(大華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