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和“難得糊塗”華人積弱不振的原因

“書法藝術”是中國的特產，因為中國文字，除了有和其他文字一樣的表達思想、傳遞信息、保存知識和經驗的功能外，還因其結構的特殊而有藝術的效果。所以中國人除了可以和西方人一樣，用繪畫和其他藝術品來裝飾美化自己的生活環境外，還額外多了一樣“書法”，的確是值得引以自豪的一點。而更重要的是，“書法”不僅可以成為藝術，還可以利用中國語言文字精煉概括的特點，來傳達特定的信息，起到“宣傳”的作用。我們千萬不要小看這種宣傳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它是任何廣告都望塵莫及的，而且還要別人心甘情願地自己掏錢買，實在應該被奉為廣告業的“楷模”。但是，這麼好的 “宣傳”方法對中國人起的是什麼作用呢？

無論當我們走進大陸或海外（如紐約）的書畫、禮品店，斗大的“忍”或“難得糊塗”就會耀入眼帘，在很多人家的客廳里，掛得最普遍的也是這些。這也難怪，因為我們經常從文章里看到，這種哲學早就被宣揚成中國人的“美德”了。

結果，中國人經歷了幾千年的封建王朝的壓迫性統治，不到“是可忍，孰不可忍” 的地步，絕不起來“造反”。至今，相當一部分人還搞不清人權、 民主、 自由是怎麼回事，甚至以為是像“專利證書”“營業執照”一樣，是可以去“申請”或由政府發給的；在滿清後期，多次受到列強侵略，屢戰屢敗，有理無理都得割地賠款，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憐憫過中國已處於民不聊生的地步。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明明中國人是受害最深、最重、最慘的，卻連個最起碼的保留要求賠償的權力都自動放棄，還要美其名曰“以德報怨”，大概除了耶穌的氣量外，再也找不出更多一個例子了。但是，人家耶穌以自己的犧牲，在全世界換得如此眾多的、嚮往他揭示的“天堂”的信徒，算得上死有所值。但中國人的犧牲，換回來的卻是一條“凍僵後又甦醒過來的毒蛇”，在德國總理向受害國下跪賠罪的對比中，日本政府官員卻不斷發出否認侵略的言論，也許有朝一日，他們還會反過來要求中國賠償、因中國人的抵抗、使他們投資“大東亞共榮圈”失敗的損失呢！遺憾的是，至今海峽兩岸的政府，出於種種難言之隱，用足了“忍”的功夫、裝出那難得的“糊塗”，連像南韓、菲律賓那樣的“強烈抗議”都發不出來。這樣的國家，還有什麼資格去自譽為弱小民族的“靠山”，那樣的政府，又何必埋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沒有將他放在眼裡。如果我們冷靜地總結一下文革的教訓，難道有一條不正是毛澤東利用了其他黨內高幹的“忍”的功夫，而一步一步將他們置於死地的嗎？再看大陸呈現的一些亂象，就好象一夥小偷在市場上急於出賣自己偷來的“贓物”。而老百姓卻在一股勁地往自己家牆上掛“忍” “難得糊塗”的書法藝術。一部分文人則繼續發掘、鼓吹這種“獨二無三” （還有耶穌） 的優良傳統，拼命想延着“退一步，海闊天空”的邏輯，推論出退回孔夫子或三皇五帝時代，就可以“天下大同”的結論。

這世界上作為一個國家，為了概括和形象地表現自己，要設計國歌、國旗，還要選出國花，可惜沒有選“國話”的。否則一句名言“小不忍，則亂大謀。”一定可以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的“國話”！因為正是這句話造就了整個中國歷史上無數的英雄豪傑，直到偉人。如張良甘心拾鞋而獲天書，得以輔助完成統一六國之“霸業”；韓信忍受“胯下之辱”，當了漢朝的軍事統帥；司馬遷受腐刑後而修 “史記”；勾踐“臥薪嘗膽”而滅吳復越；劉備在曹操面前，故意在打雷時將筷子掉在地下，以消除對方的顧慮，才形成三國鼎足之勢；袁世凱不露聲色地先當總統，再當皇帝；毛澤東在重慶能當眾高呼“蔣總統萬歲”，然後贏得時間把蔣趕到台灣去，自己取代了“萬歲”的地位；江青在延安時代，不得不接受黨組織限制她參政或出頭露面的“約法三章”，才能和毛澤東結婚，“忍氣吞聲”地過了一二十年，終於得以一逞雌威，如果不是智能實在不夠，差點就成為“武則天二世”；鄧小平也是多次寫檢討聲稱“永不翻案”，才躲過劫難，兩下三上地最後登上中國最高權力的寶坐。凡此實例，不勝枚舉，按順序串在一起，就連成一部中國歷史； 合起來放在一塊， 就是上述“國話”的最典型、最全面、最透澈的詮釋。

本來，國家統治權力的鬥爭，一向是複雜、殘酷和無情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所以對上述事例，也不能一概否定，或簡單斥之為“卑鄙”，如果動機真是為了解救黎民百性的苦難的，這種“彈性”還值得加以稱頌。可以推測，古人一定是從許多重大歷史性事件中，統計、分析對其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的人物的成功或失敗行為，作出了這樣精闢的總結，不能不佩服中國人的思維和語言概括能力！問題是這種行為一旦被提升到作為民族的“美德”或“傳統”、成為要人人效法的“格言”，後果就嚴重了。我們忽視了由於高度“概括”，而可能產生的“定義界限模糊”。因為“大”和“小”本身就是一個相對概念，和一百相比，九十九或一都可以算小。我們如果為了一百而忽略一，這很值得，可是不能為了一百而犧牲九十九。對於普通百性的生活而言， 除了面對持刀拿槍的強盜時， 在性命和錢包之間，夠得上“大謀”和“小忍”之間的落差外，又有多少事能提到這樣高度來權衡呢？何況人類社會中的事遠比數字複雜，對同一件事的標準也因人而異，有人追求官職，以此為大，其餘均為小。為了達到目的，不惜吹牛拍馬、欺下瞞上、甚至賣國當漢奸；有人愛財，以此為大，其餘均為小，為了達到目的，不惜坑懵拐騙，造假酒、賣假藥甚至經營毒品、販賣人口；．．．。而到了更普通的大眾時，不外乎以想一棟房子安置全家老少；多一點存款、股票，得以享受生活、安養晚年；望子（女）成龍（鳳），光宗耀祖；．．．；為自己的“大謀”了。結果，想當官的，除了一意奉承討好上級外，絕不願提出正確但不符合上司意圖的建議，更不會對任何錯誤去提出要得罪人、還會影響自己升遷的批評，最後甚至同流合污，使政府越來越腐敗無能；想發財的，不惜用一切手段斂錢，無視造成社會嚴重不良後果，危象叢生。到了一般老百姓，為了分房子加工資，絕不去得罪領導而聽任其胡作非為；為了子女上好學校，竟帶着他們去送禮行賄，無視給他們心靈上的污染。當我們回顧文化大革命，詛咒毛澤東的奸詐、痛斥四人幫的惡毒、遣責共產黨的極權暴政時，是否也有必要來檢討一下本身民族的問題呢？難道和我們的傳統文化，以及對繼承發揚傳統文化負主要責任的知識分子沒有一點關係嗎？正因為千百年來，我們總是不斷在頌揚、宣傳、發揮、推廣、普及“小不忍則亂大謀”“難得糊塗” “退一步海闊天空”，到了家喻戶曉、“一句話頂一萬句”、可以“當之無愧”地被選為“國話”的地步。所以才會對“文革”中不能忍、不該忍、不忍就不會發生的事，偏偏忍了下來，並且忍到了可以助紂為虐、為虎作倀的地步！而作為精神支柱、理論依據或推卸良心責任的，不正是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大謀”，所以必須“小忍”，而感到心安理得了。

再看大陸社會目前出現的種種見死不救、見錯不究、見不平而避等現象，究其原因，不是中國人沒有正義感或是非觀，而正是受了“國話”的影響，為了自己的“大謀”，“小忍”其他的一切也。在這種精神哲學的主導下，除了可以造就大量的陰謀野心家、形成“人心叵測”的緊張而不正常的社會氣氛外，是無法和“民主、自由、人權”聯繫在一起的。歷史的事實證明，我們的確有過實行民主的機會，如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以及共產黨在４９年開始執政時。 事後證明袁世凱、 蔣介石或毛澤東，都不過借民主的招牌先“小忍”一下，一旦時機成熟，馬上就實施個人專制之“大謀”。而老百姓又因為個個一己之“大謀”，對此表現出“難得糊塗”和“忍”的功夫，追求那“退一步海闊天空”去了。在沒有反省、認識、糾正這種積習之前，我們憑什麼來保證下一個機遇來到之時，不會再重蹈覆轍呢？

中國人太聰明了，正如很多文章里提到的那樣：「一個中國人對一個外國人時，是一條龍」，這是中國文化的功勞，因為它能輕易地將謀略和方法送進每一個人的頭腦中，甚至無須讀很多書，難怪海外華人經商，大多事業有成，財源滾滾，他們中也很少上過哈佛經濟系或拿到企業管理博士。但是國內同樣的人在一起，大家要互相算計的東西太多，知己知彼，就只好以不變應萬變地像條蟲了。紅樓夢裡有句話“機關算得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不知是書法家不願意寫，還是寫了沒有人買？

也許有人要指摘筆者企圖破壞“安定團結”，要麼就是惟恐天下不亂的“革命黨”或“造反派”。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中國人忍了幾千年，結果越忍越落後。是到了要“革命”的時候了，但不能像以往那樣，不斷從肉體上去革別人的命。而是從思想上革自己的“命”，一旦“革命成功”，會發現其實“光明之路”就在腳下，而並不需要都加入美國籍或改吃漢堡包的。不知中國現在和將來的知識分子你們以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