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又來到位於洪洞縣城北端的大槐樹公園。這裡距汾河僅百米之遙，汾河大堤就在眼前。
　　據文獻記載，明代這裡有座廣濟寺，系唐貞觀二年所建；寺旁有株漢朝古槐，“樹身數圍，蔭蔽數畝”。漢槐唐寺，於明初農民大遷徙後，皆毀於汾河大水。從完好僅存的霞石砌築的經塔上，人們不難想象出昔年廣濟寺的形貌：院落軒敞寬展，殿宇魁岸崔嵬，亭閣紛華麗靡，寺內僧眾舉袂成幕，香客摩肩川流不息。唐宋時，漢槐旁就建有驛站，我也不難猜度當時的那種熾盛和喧闐：古槐下的陽關驛道上，必是官差心急，馬蹄聲碎；汾水的河槽里，定是舟楫穿梭，槳聲��乃。
　　走進十幾年前建成的大槐樹公園，我直奔古槐遺址，呈示在我眼前的是一座清末民初建立的碑亭，碑亭飛檐斗拱。碑上鐫有的“古大槐樹處”五個大字，將多少代人的辛酸、委屈、悱惻、淒切與思念都凝固在這裡。距古槐遺址幾米遠的石砌的高崖上，是漢槐之根櫱生的“二代古槐”，她於1974年被颶風擊倒，人們將她扶直後，那鋼鐵一樣的軀體仍挺立着不朽的靈魂。這失去母體的生命，早已執著地將基因傳遞給“三代槐樹”，復甦着她逝去的綠色。傍母而立，“三代槐樹”已粗壯過圍，蓊蓊鬱郁。她繼續彈撥着生命的琴弦，又根生出一片大大小小的新槐，老槐新槐在大槐樹公園裡，同吟着一曲倔強的生命進行曲。
　　跨越時間的長河與空間大海，我心中的那點靈犀早已與祖槐相通。承蒙歷史之神的詔諭，驅將我探求尋覓先祖們大遷徙的確證，爬羅剔抉先祖們求生存的真實。
　　關於明初洪洞大移民的原由，在豫魯民間，傳播面最廣的是胡大海的復仇。元末，河南一帶流浪着一個乞丐，其人五大三粗，相貌醜陋，帶片披襟，蓬頭垢面，體壯如牛卻遊手好閒，為鄉親們所不齒，人們避之如惡煞厲鬼，即使有殘羹剩飯也不施捨。他一出現，家家便關門閉戶。一日，他猝然闖而進一土財主家，伸出毛茸茸的黑手討要，老嫗為羞辱他，將一張大油餅為孫兒揩腚後，扔狗吞食，並喝狗將其咬出門外。這乞丐就是胡大海。胡深感中原人心太壞，遂暗暗立誓，有朝一日發跡後，定來此雪恨復仇。後來，胡大海棄討投伍至朱元璋麾下。胡膂力過人，嗜殺成性。疆場上，呵佛罵祖，虎口拔牙，因戰功卓著，一介乞丐白日升天，成了朱明王朝的開國元勛。朱洪武於南京君臨天下，大賞功臣。胡大海拒金銀財寶田宅奴僕而不受，當朝奏明復仇事。朱洪武知胡乃殺人魔王，躊躇再三，只恩准胡“殺一箭之地”。胡率兵至河南境內，恰有一雁當空飛來，胡心中暗喜，彎弓發箭，箭着雁尾，雁帶箭南飛，飛過河南，又掉頭飛向山東，胡統兵隨雁殺去，直殺得豫魯兩省“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
　　關於胡大海的傳說，版本多種。“雁帶箭而飛”，一聽便知是天方夜譚。胡大海確有其人。《明史·胡大海傳》中載，胡勇武過人，是一耿介仁德之士。其雖為赳赳武夫，卻以“不亂殺人，不搶掠婦女，不燒房屋”當作框范行為的準則。
　　在舊中國，每當巨禍大難普降善良的茅屋無辜的村落時，聽天由命囿於一隅的平民，不曉事物的來因去跡，處於一種脆弱的文化心理，便你加一枝我添一葉地演繹出一些傳說，來慰藉呻吟的靈魂。
　　這些民間傳說，雖詭譎乖張，卻往往蘊含着歷史本質的真實。
　　戰亂頻仍，水旱蝗疫是明初大移民的真正原因。
　　元朝末年，黃河兩岸流傳着一首歌謠：“石頭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歷史告訴我們，類似這種帶有策反性的民謠，往往出現在改朝換代的前夜，它既凝聚着百姓對統治階級的切齒仇恨，又往往是農民起義軍揭竿前預謀並借重的讖語。元統治者統一中國後，對漢人進行野蠻的征服，兇殘的踐踏，加上黃河淮河多次決口泛濫，中原大地的百姓，流離失所，啼飢號寒。至正十一年(1351年)，黃河潰堤衝垮了山東的鹽場，使國庫收入銳減，對黃泛從不過問的元統治者，不得不強令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疏浚黃河。四月的一天，民夫們在蘭考縣的河道里，挖出一個獨眼石人，石人背後刻字兩行：“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當石刻的讖語與民謠相吻合之時，正是農民起義軍興兵之日。在這之前，方國珍在浙江台州首義，篝火狐鳴；石人挖出後，紅巾包頭的白蓮教傳人韓山童、劉福通在潁州舉事，鼓角連營；徐壽輝在蘄州揭竿，濟河焚舟；翌年郭子興、朱元璋在濠州舉義，矢石如雨；接着張士誠也在江蘇泰州造反，攻城掠地……元政府調其精銳官軍與各路義軍在中原大地展開了殊死相搏。元軍兇橫酷虐，殺人如麻。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脫脫，“破徐州，遂屠其城”。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軍劉起租部死守順德，“糧絕，劫民財，掠牛馬，民強者令充軍，弱者殺而食之”。當時，一些地主武裝為維護本階級利益，也同元軍沆瀣一氣，山西的王保保(擴廓帖木兒)父子，陝西的李思齊，也出兵豫陝魯和兩淮。元軍及地主武裝，對農民軍所據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豫魯蘇北皖北的百姓十亡七八。《明太祖實錄》中記載，名城揚州被元軍攻克後，殺得僅存十八戶，《開州志》中記錄元軍席捲濮陽縣後，“居民僅存七姓，丁不滿千”。溫縣牛窪村《牛氏族譜》中也載，元軍“兵戮河南，赤地千里……”
　　在冷兵器時代，戰亂往往像一個偌大的絞肉機，它將千百萬黎庶和士兵的軀體絞成齏粉，榨出的成百噸的漿血，才能染紅一個新王朝的皇冠。劉福通的紅巾軍被元統治者鎮壓後，朱元璋出兵江淮，進取山東，收復河南，北定京都，追逼元帝出亡漠北，長達十六年的戰亂方才告終。
　　戰亂與災荒，往往是歷史之樹上同時並生的兩隻惡瘤。元末戰亂時，水旱蝗疫也頃時而注。從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黃、淮河頻頻潰堤，幾乎歲歲都有洪水泛濫，中原大地“漂沒田廬無算，死亡百姓無數，村莊城邑多為荒墟”，“禾不入土，人相食”……
　　朱洪武於石頭城易地更天，飽經兵燹、災荒巨創的百姓喘息甫定，又發生了令讀史人心折骨驚的“靖難之役”。朱洪武賓天后，其孫朱允�├^位。這建文帝生性軟弱，致使王室蠢蠢，天下洶洶。朱允��為鞏固權力，採取“削藩”措施，一下惹惱了他的叔父燕王朱棣。朱棣以入京誅奸為由，從北京直逼南京，在冀魯豫皖同政府軍展開了長達四年的拉鋸戰。朱棣後來雖是位有為之君，但在與侄兒爭奪九五之尊的皇位時，卻兇狠殘暴。《明史·成祖本紀》載：“燕軍掠真定、順德、廣平、大名”，在真定，“斬首三萬級”，白溝河一役，燕王“乘風縱火奮擊，斬首數萬，溺死者十餘萬人”。企盼安居樂業的中原百姓，愚忠思想根深蒂固，自發幫助政府軍抵禦燕軍。朱棣氣急敗壞，對政府軍和百姓一例誅戮。燕軍打到冀豫交界處時，遭到地方武裝“十八村聯誼會”的拼死抵抗。燕王無奈轉路攻取南京後，立即派兵把這一帶百姓殺得僅存兩戶。山東臨清縣肖寒村《李氏族譜》記載：“蓋燕王靖難兵起，在建文時南北構兵……或殺、或剮、或逃，東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幾為丘墟焉。”……
　　當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悲劇在燕趙魯豫輪番上演時，東有太行為屏藩，西有呂梁做遮擋的三晉大地，卻是另番景象。這裡日升月恆，風調雨順，稼穡葳蕤，萬姓臚歡。元人鍾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記》中寫道：“當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黃河)南北噍類無遺(指吃東西的生靈蕩然無存)，而河東(晉南)一方居民叢雜，仰有所事，俯有所育。”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人口數量，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為189.1萬，河北人口為189.3萬，而山西卻達403.4萬人，比冀豫兩省人口的總和還要多。
　　當中華大地人口的天平嚴重失衡時，素有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和繼承者朱棣，必然把目光瞄定山西，投向晉南，大移民不可避免地要在這裡發生了。
　　於是，這廣濟寺旁、汾河岸畔的那棵並不超群出眾的漢槐，便以無與倫比的身姿，走進了歷史的風雨，走進了歲月的滄桑，走進了一個民族的記憶。

五

　　我們這個民族前行的路，總是泥濘而沉重，每行進一步，總要伴隨着苦澀的淚、慘重的血。
　　洪武元年，朱元璋面對破碎的山河，發出這樣的感慨：“今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中原諸州，元季戰爭，受禍最慘，積骸成丘，居民鮮少，所謂田野辟，戶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務”。大臣們也紛紛上疏，奏說遷民事。督府左斷事高巍奏稱：“臣觀河南、山東、北平數千里沃壤之上，自兵燹以來，盡化為蓁莽之墟，土著之民，流離軍伍，不存十一，地廣民稀，開闢無方。”實際上，勵精圖治的朱元璋此時心中很明白，就連他的故里安徽鳳陽，雖已置縣，但卻是“地瘠民稀，蕭蕭數楹，僅同村落”。置縣不過是大臣們為阿附他而已。戶部郎中劉九皋獻策：“……山西之民，自入國朝，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閒之地，開種田畝。”從放牛娃、貧僧到南面百城稱孤道寡的朱元璋，雄心隨歲月而膨脹，抱負伴龍墩而擴張，為圓龍騰雲涌萬世一系的美夢，也必然會做出順乎歷史潮流的抉擇。在移民的舉措中，除遣返、軍屯、商屯之外，最難實施最牽動人心的，則是平民百姓的大遷徙。
　　《明實錄》記載，明初山西轄五府、三直隸州、十六散州，共七十九縣。移民主要來自遼州、沁州、澤州、潞安州、汾州府和平陽府，這些地區共有五十一縣，而平陽府就轄二十八縣。可見遷民最多的是當今臨汾，而洪洞當時人口最稠，作為一個縣份來說，移民最多自在情理之中。但遍布大半個中國的晉民後代修葺的譜牒里，幾乎都記載先祖來自洪洞，這頗令人費解。但稍一留意有關史乘方志，便疑團頓釋。因當時之洪洞，憑藉古驛道，北通幽燕，東連齊魯，南達秦蜀，西抵河隴，加之廣濟寺院落寬展，易於政府設局駐員，集結移民，發放川資憑照。於是，漢槐旁的驛站，便成了大移民的派遣站和出發地……
　　長期浸泡於農業文明中的“丁村人”的後裔，雖有勞作之苦，但不乏桑麻之樂。此時的流動與遷移，早就不是逐水曲，狩獵歌，游牧吟，而成了農民悲劇的代名詞。
　　鳥戀舊林，魚思故淵，狗記八百里，貓認三千途，老馬識歸道，狐死必首丘……中國古老文化以動物習性創造的這些依戀故園的詞彙，實際上是安土重遷的中國農民心理的折光。圍繞這次遷徙，遷徙者及其後人編纂出了種種聽來令人百脈沸涌，低徊唏噓的故事。
　　最為普遍的傳說是，大遷徙所以能夠成功，是因了朱明統治者設下的一個彌天騙局。遷徙伊始，明政府頒告示於三晉：“不願遷徙者，到洪洞大槐樹下集合，限三天趕到。願遷徙者可在家等候。”消息不脛而走，不翼而飛，晉北、晉中、晉南的人拖家帶口，攜兒將女簇擁而來，三日之內，老槐樹下呼啦啦集結了十萬之眾。這時，大隊官兵，蜂擁而至，把手無寸鐵的百姓裹了個嚴嚴實實，一官員高聲宣布：“大明皇帝敕命，凡來大槐樹下者，一律遷走！”說罷，官兵惡狠狠地先將青壯年帶銬上枷，遂強行登記，強發憑照，一家一戶，根繩相拴，如串螞蚱，十萬百姓在刀逼棒喝下，吞聲飲恨，踏上了遷徙的路途……
　　圍繞這次大遷徙，關於“解手”一詞的來歷及“小腳趾復形”的原因，也曾在冀魯豫一帶門道戶說，婦孺皆知。
　　大遷徙中，移民雙手被綁，在官兵的押送下上路，凡大小便，均要向解差報告：“老爺，請解開手，我要小便。”長途跋涉，大、小便次數多了，口乾舌燥的移民，便將這種口頭請求趨於簡化。只要說聲“老爺，解手”，彼此便心照不宣。於是，“解手”便成了大小便的同義語。
　　山東有民謠云：“誰的小腳趾甲兩瓣瓣，誰就是大槐樹底下的孩。”我在大槐樹公園的祭祖堂里，看到兩副楹聯，一為“舉目鸛窩今何在，坐敘桑梓駢甲情”，二是“誰是古槐底下人，雙足小趾驗甲形”，楹聯與民謠，一雅一俗，說的都是足小趾兩瓣的事。傳說官兵包圍百姓後，怕人逃跑，將每人的小腳趾砍上一刀，以做識記。後來，移民的後代腳小趾甲便成了復形。
　　關於大移民中明王朝設圈套誘騙百姓的傳說，有一定的史實依據，矇騙群眾向為封建統治者的慣用伎倆。“解手”一詞的來歷，聽來也能自圓其說。至於“腳小趾甲復形”一說，則於情於理於科學都解釋不通。明王朝移民旨在擴大農耕，移民長途跋涉全靠雙腳，為防逃跑可在人體其他的部位黥記，大可不必在腳上動刀。國內我天南海北的朋友，凡問及者，腳小趾甲都是復形，而友人們的先祖不可能全部出自三晉。後天絕不可能改變遺傳。……
　　歷史的經經緯緯里，通常交織着神秘的絲線。然而，拂去這些民間傳說撲朔迷離的濃霧，我們還是能篩簸出明初農民大遷徙那慘烈的真實。
　　有人從《明史》、《明太祖實錄》、《明成祖實錄》等典籍中，從散亂的明代檔案里，索章摘句，綴輯編錄，箋注出從洪武六年至永樂十五年的近50年裡，在洪洞大槐樹下共移民18次(洪武年間10次，永樂年間8次)。移民分別遷至京、冀、魯、豫、皖、蘇、鄂、陝、甘、寧等地。大遷徙觸動了三晉百姓最敏感的神經，明統治者只得定出移民條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遷移。吳晗先生在《朱元璋傳》中這樣寫道：“遷令初頒，民怨即沸，至於率吁眾蹙。懼之以戒，脅之以劓刑。”這說明，當時的移民，完全是在強權政治的脅迫下進行的。
　　大遷徙無疑是朱明王朝富國強兵的得意之作，但對一家一戶卻是莫大的悲哀，大遷徙無情摧殘着放逐者的心靈，所造成的精神創傷，甚至幾代人都難以平復。
　　我們不難想象晉南遷徙者背井離鄉時的情景。
　　就要告別“堯天舜日”時即耕耘過的豐腴土地了，就要告別先人們“接姑姑迎娘娘”時即敲打過的那令人心醉的威風鑼鼓了，就要告別那碧波盈盈燦若錦緞般的汾水了，就要告別唐代詩翁王之渙即觀賞過的令人神迷的鸛鳥了，大批扶老攜幼的遷徙者怎能不五內俱焚、寸心如割！鄉土的一澗一溪，一寺一廟，一墳一松，一谷一黍，一房一槐，一蓮一蓬，一鯽一鯉，一草一卉，一鳥一蟲，早已化為遷徙者生命的血肉，像文身的花紋附着在軀體之上。遷徙者們怎能不戀戀依依，聲淚俱下！當他們一步一回首，三步一徘徊，一寸寸、一尺尺、一丈丈，挪挪蹭蹭，漸遠鄉井的時候，他們淚眼中最後看到的是那棵高大的老槐樹，是那老槐枝椏間的一簇簇鸛窩……於是，老槐樹和鸛窩便成了遷徙者們訣離故土時的最後的標識……
　　遷徙者們的新辟之地，抑或難覓鸛鳥，抑或烏鴉常見，抑或“鸛”、“鴰”兩字聲母相同，韻母也相近，經幾代人的舌傳口播，老鸛窩便成了老鴰窩了。
　　風塵逆旅，給遷徙者心中留下許多刀刻般的傷痕。山東曹縣一劉姓的族譜里，記載着他們的先祖是“獨耳爺爺”，獨耳爺爺就是因為在遷徙途中多次逃跑，被官兵割掉一隻耳朵的。明移民條律中還規定，凡同姓同宗者不能同遷一地。“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是中國文化崇尚的一種人格風骨，這明律就迫使一些同宗兄弟為生活在一起，不得不更姓易名。如河南黃縣就有魏姓與馬姓，陳姓與邵姓，周姓與單姓，都是異姓同宗。類似這種情況，在河北、山東也不勝枚舉。在豫東和魯北，關於“打鍋牛”的傳說，也廣為流散。相傳，洪洞縣有牛氏五兄弟，在集結於大槐樹下後，方知同姓不能同遷一地。五兄弟深知自此要勞燕分飛，天各一方，便匆忙將一口大鍋砸成五瓣，各執一片，以備將來做為續祖尋親的標記。時間是彌合心靈創傷的最好藥劑。但在歷經六百年風雨後的當今，豫魯某些農村牛姓素不相識的長者們，見面後還要問“打鍋不打鍋？”如雙方都說“打鍋”，便認做同宗一家……
　　如無根的浮萍，像風吹四散的蒲公英，遷徙者一下被拋進大劫後的荒涼。然而，為了生存，他們沒有資格在噩夢裡彷徨，他們很快擯棄了人類常有的空虛和絕望，在遷徙煉獄中煎熬過的人，更能踏平生活道路上的坎坷。移民以老槐騰游時空的氣魄和根植泥土的不屈韌性，在他鄉異地開始了篳路藍縷的創業，不辭勞瘁的耕耘。明政府採用“計民授田”的方法，給移民人均荒田17畝，免租三年，並詔令山東、北平等地的布政使司：“民間田地，許盡力開墾，有司毋得起科。”……遷移者們將凝重的汗珠，結實地撒落在陌生的原野，以強韌的筋骨撐起了另一方藍天，很快便拓展出一片片生機勃勃的生命空間。至洪武二十六年，全國土地總數由洪武十四年的366萬頃驟增至850萬頃，全國歲入稅糧也比元代增加了兩倍。《明史》曾這樣描繪過大移民後的生產發展的狀況：“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府倉庫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戶部尚書郁新奏稱：“山東濟南府廣儲、廣斗二倉糧七十五萬七千石有奇……二倉積蓄既多，歲歲紅腐……其今年秋宜折棉布，以備給賜。”……
　　大遷徙給明初社會帶來了經濟繁榮，但比這一時的經濟繁榮更為珍貴的是，它合理地分布了人口生存的空間，移民與當地土著在文化上、心理上、習俗上經過長期的摻和、交糅、滲透，地域文明必然會相互關照，培育着新的文明的種子。
　　統治者為國家大局而實施的強權措施，往往能推動歷史大步前進。文明要付出代價，文明有時會來自野蠻。文明的分娩，常常要掙脫粗暴的捆綁，殘忍的枷鎖，要灑很多很多的淚，流很多很多的血……

六

　　1987年夏，我到山東廣饒縣大王鎮採訪時，曾聽到一個令人思緒綿長的故事。
　　大王鎮一帶的百姓，大都是明初從洪洞遷來的。大王鎮有村曰劉集。劉集名噪山東乃至引起全國研究中共黨史專家的極大關注，是因為劉集不僅珍存着全國惟一的一本陳望道首譯的《共產黨宣言》，而且還是中國第一個農村黨支部的誕生地。村中有個因與毛澤東同年同月生而引為自豪的老黨員，名叫劉世厚。世厚老人為保存那稀世孤本《共產黨宣言》，曾傾注了一生的全部摯愛。戰爭年代，為躲避敵人那鷹隼般的搜尋，老人時而將孤本裝入漆匣，藏於地窖；時而又盛入竹筒，匿於屋山牆的雀洞……在劉集村，同時還藏着帶有家族牒譜意義的一幀《百歲圖》，此圖乃乾隆年間所繪，圖高二點三米，寬五點四米，上面畫有百穗葡萄。因劉集劉姓祖宗是從洪洞大槐樹遷來，故畫面上的葡萄須兒皆朝西方。“百穗”是“百歲”的諧音。此圖象徵劉氏家族本固枝榮，綿綿瓜瓞。村中族人珍藏《百歲圖》，像世厚老人保存《共產黨宣言》孤本一樣虔誠。《百歲圖》請進後，代代傳人都將斯圖安放於一特製的紅漆樟木箱內，上系銅鎖三把，由幾位族長分掌，不容任何人褻瀆。每逢大年三十，三把鑰匙同開，取出斯圖與族譜同懸高堂，大年初一凌晨，劉氏家族大小人等，一齊心香祈祝，三拜九叩……我在此採訪時，正值商品大潮初涌大王鎮，從廣東來了幾個文物販子，出高價欲購劉集《百歲圖》，村中年輕人因辦企業短資，心有所動，村中老人們聞訊手執菜刀護衛紅漆箱，怒斥小輩：“劉集就是窮死，也不能賣了祖宗！”一樁交易告吹……
　　《共產黨宣言》與《百歲圖》同存共珍偕行旅進的現象，詮釋着中國特色。萊茵河畔一代偉人試圖用先進思想武裝人類，而我們祖槐的枝葉在承接外來文化雨露的同時，卻仍固執地將自己綿連的根須牢牢地深植於華夏的土壤。
　　血緣關係是宗族的天然紐帶，但要維繫一個姓氏宗族不至侈離，僅靠血緣關係還遠遠不夠。於是，聰明的祖先創造了族譜和祠堂。在舊中國什麼都難以統一，但卻真正做到了“家必有譜，族必有祠”。如孔孟顏曾四姓，族譜九州一統，輩分用字全國相同。開國後，祠堂雖漸次消失，但宗族與鄉土觀念，仍是人們難以釋稀掉的情結。明初古槐下的移民，曾分布全國十幾個省市，冀魯豫一帶半數以上的村莊是明初移民建立的，這些移民的後代不少又隨着歲月而萍飄蓬轉。明末吳三桂降清後，封為平西王，他率軍轉戰陝川雲貴，部下士卒多為冀魯豫槐裔，他們不願附依叛臣逆賊吳三桂，散佚雲貴川落地生根者甚眾。清建元後，旗民多編入軍籍，關外空虛，土地荒蕪，清政府鼓勵由關內向關外移民。《古今圖書集成·賦役考》中載：“順治十年，議准遼東招民開墾，有能招一百名者，文授知縣，武授守備……招民數多者，每百名加一級。”這政策貫徹了幾十年，對官迷心竅者極具誘惑力。古槐移民的後人，有相當一部分轉遷東北。清末，戰亂迭興，災荒頻起，山東人一斷炊就闖關東，沿海人一逢難就飄南洋，加之近百年來出國華工不下千萬人，為新興資本主義國家開金礦，築鐵路，種橡膠園，這些人中間，當然也不乏槐裔。有人做過推算，遍及海內外的槐裔現已逾億。因此，我們可以說，洪洞祖槐的根須很長很長，不僅蔓延中華大地，而且綿連外洋異域，足可繞地球九匝，隨衛星上天……
　　最早發現古槐有着神奇凝聚力的是洪洞賈村人景大啟。清末，景大啟在山東曹州任散廳官吏，景善交遊，聊城、濟南均相稔熟，所到之處，上至官吏下至平民，當知景是洪洞人時，便讓梨推棗，斯抬斯敬，三茶六飯，潔樽款待。是時，洪洞人劉廣林在山東長山任官吏，也深感移民後代對古槐的一往情深。景、劉相商，起議籌建古槐遺址，很快在曹州和長山募得紋銀三百九十餘兩，寄回洪洞托人籌建。這便有了可供尋根人前來憑弔的刻有“古大槐樹處”的碑亭一座，也有了供遊子品茗懷鄉的茶室三間。
　　恰在這時，又發生古槐庇蔭洪洞百姓的事件，頓使洪洞黎庶對古槐遺址奉若神明。辛亥革命爆發後，趙城縣人張煌率兵殺死了山西巡撫陸鍾琦，接着袁世凱派新巡撫張錫鑾率盧永祥部，進逼山西革命軍。盧率軍沿古驛道南下進攻臨汾，所到之處，燒殺擄掠，張煌故里趙城縣受害最甚。趙城名士張瑞璣上書袁世凱及新巡撫張錫鑾時，敘述了盧軍的殘暴：“無貧富貴賤，一律被搶，不餘一家，不遺一物，冰雹猛雨，無比遍及……三日後，終載而南去也，車四百輛，駱駝三百頭，馬數千蹄，負包擔囊，相屬於道……”盧軍洗劫後的趙城，“城無市，鄰無炊煙，雞犬無聲，家無門戶窗，籍笥無遺縷，盤蓋無完缶，書籍圖畫無整幅，牆壁傾圮，地深三尺……”盧率軍進入洪洞，仍下達“半天不點名”之令，暗示仍可搶掠。然軍中士卒來到古槐碑亭前，便下馬羅拜，長跪不起，並將一路搶擄之財供於“二代古槐”樹下。原來盧軍士卒多為冀魯豫籍，這些古槐移民的後代互相叮囑，古槐樹下如再行傷天害理之事，愧對祖宗。士卒中的他籍人，見軍中槐裔勢眾，也不敢造次……鄉土情結真是一種連哲人也難剖析的複雜情感。此刻，這些野蠻的生命，竟在鄉土面前收斂起荒唐的靈魂，鄉土喚醒了他們並沒有泯滅殆盡的良知！
　　故土如同胎記，深嵌在國人的肌膚上。故里與遊子，往往如同洪洞霍山上那與山體相連的山岩，不管光陰之波如何強勁，總也不能將故鄉從遊子記憶的深土中拔掉。大槐移民已逾六百載，當初的移民及其後代，早已有了他們的第二、第三乃至更多更多的故鄉。雖然大槐移民的哭聲早已雲散，眼淚也早已化做新的悲歡，但大槐移民歷史記憶的磷光，仍穿越悠邈的時間，在遼闊的空間裡忽明忽滅地閃爍。
　　民國時，景大啟募銀建起的古槐遺址，因兵荒馬亂煙火稀少。解放後，當地政府在這裡建一烈士祠堂，與古槐碑亭望衡對宇。烈士為國捐軀，理應受到後人瞻仰。洪洞多錦山繡水，英靈應擇一幽雅處安息。將祖槐魂魄與近代英靈同置一處，在長幼有序的國度里，祖槐和英靈會兩不相安；讓香火與花圈並存，不能不說是一種文化上倒置和錯亂。“文革”中，造反派雖懾於洪洞百姓對古槐的敬奉，未敢將古槐碑亭砸掉，但“認宗續譜”卻被當做“四舊”，狂遭口誅筆伐。古槐遺址真正受到重視，是近20年來的事情。
　　王德貴、劉郁瑞兩位“文化書記”向我講述了闢建大槐樹公園的情景。
　　70年代末，王德貴赴無錫參加一次全國性的鄉鎮企業會議，當他自報家門來自臨汾時，無錫人的表情如常；可當他說到自己是洪洞縣委書記時，接待人員的眼睛裡頓時透出熱情神色，因他們多為古槐後裔，王德貴遂受到清末人景大啟在山東曹州為吏時的禮遇。與會者不少也是槐裔，紛紛叩門而進，共話桑梓之情。“反右”、“四清”、“文革”，人際關係曾像那時的社論一樣，硬硬邦邦，冰冰涼涼。當社會順乎歷史走向，步入正常軌道時，囚禁多年的大槐情愫，必會重發新枝重綻新蕾……
　　回到洪洞，王德貴將所見所聞所思所想，與劉郁瑞交流，兩人一拍即合：建一大槐樹公園，以慰天下槐裔拳拳之心。建槐園不能僅築祖堂亭榭，應有深邃的文化內涵。80年代初，洪洞財政吃緊，政府囊中羞澀。劉郁瑞親擬了三百言的徵集古槐資料廣告，刊於《參考消息》中縫，誰知僅過兩月，便收到海內外槐裔寄來的族譜、牒文、碑拓、佚事珍聞凡四百餘件，建園資金也很快籌措到位。在廣濟寺遺址上，大槐樹公園卒底於成。槐園遂同丁村遺址、堯廟、舜祠、霍山之麓的廣勝寺、羊獬村旁的娥皇女英姑姑廟一樣，成為晉南的一大人文景觀……
　　古槐是洪洞縣的一張四海通行的“大名片”。
　　當韶山沖的平民藉助偉人聲望，辦起毛家飯店、毛家酒樓、潤之紅燒肉菜館時，洪洞的有識之士，也從古槐厚重的文化含量里，窺見商品經濟的活躍因子。於是，在這洪洞古城裡，出現了槐蔭大街、槐都大廈、槐鄉酒樓、槐家鋪子、槐香髮屋……國槐已遍栽街頭巷尾，有人還動議，將全國各地槐種匯聚攏來，使這昔日的“水包座子蓮花城”，變為真正的槐都。
　　近些年來，中國的經濟字典里又增添了一個新詞彙，叫做“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洪洞自1991年始，年年於清明節前後舉辦祭祖節。應該說，這節日如同祭陝西黃帝陵一樣，是莊重嚴肅的。它不僅使洪洞經濟有望騰飛，對民族向心力的凝聚也是一大貢獻。
　　祭祖節期間，洪洞城裡，披紅掛彩，闔城祝頌，童稚折柳，翁嫗獻芹，笙樂喧天，鑼鼓威風。十幾萬遊子，來自祖國各地，來自港澳台，來自大洋彼岸。西服革履與紅裝綠裳摩肩接踵，八方土語與五洲洋音交匯撞合。最動人心弦的是祭祖節首日，在肅穆的氣氛里，槐裔們款款走進大槐樹公園，次第謁拜祭祖堂。祭祖堂里擺有姓氏牌位，共三百姓氏。從普通員司到各業大王，從巨賈豪翁到翰苑名流，在各自的姓氏牌位前，無不俯身屈膝，叩首展拜。人們的故土情愫，並不決定地理位置的遠近，有時離故土愈遠情絲愈長。故鄉對於海外遊子來說，雖然只是一種符號概念，但卻又是一部用懷戀氛圍釀造的常憶常新的朦朧詩卷。我看到，白髮盈顛的海外槐裔攜子領孫，長跪在“二代古槐”下，老淚縱橫，涕泗滂沱……我不須詢問置身槐園的台灣同胞，此刻他們一定會深深體味“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的古訓，決不容任何人萁豆相煎……
　　明初大移民在中國移民史上是空前絕後的。令人痛惜的是，在圖書館裡竟找不到一部有關這段移民史的專著。美國有個猶太學會，收藏我國家譜方志五千餘種，用以研究我先民姓氏來源、遷徙發展及體質壽限，作為歷史學、優生學的依據。走進我們的書店書攤，寫帝王帝后、宮娥采女、閹人名妓、強梁坤伶的書林林總總，至於教人如何發財如何行騙如何占卜如何壯陽的垃圾文字，更是形形色色……
　　黃卷青燈的治史者歷來清苦，但清苦裡蘊含着高尚。維護高尚必須付出應有的代價，我們不能愧對祖槐。